1.苏轼对宋代诗词的影响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一）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 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 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 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 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 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从现有材料看，苏轼进入词坛较晚⑴，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⑵的年代，但苏轼居高临下，并不以为然。 他从事词的创作仅四年，就在《与鲜于子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近却颇作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郊外”一阕，无疑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段话表明：第一，即便写婉约言情词，也要有别于柳永，自见特色。第二，已写得一阕绝无柳七郎风味的、别开生面的壮词。 第三，尤为重要的是，苏轼在此公然向传统的词风挑战，向风靡天下的柳词挑战，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苏轼以他那非凡的艺术魄力和艺术才力，在词坛上掀起一股革新的浪潮，使宋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二）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 ⑶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 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 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免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⑴，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这两篇作品写于同时，无论描绘出猎的场景，抒发豪纵的情致，表达爱国的壮志，乃至用事的手法都极其相似。而且词中不伏老的爱国形象，直抒胸臆的气势，似乎较诗更为突出。 这样，苏轼就在内容上打破了诗词界线，把却敌报国的时代主题引进了词坛。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 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 对这首词，近来颇多议论。有人以为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有人则以为是“一支胜利的凯歌”⑷。 我以为这首词的内容比较复杂，不宜用“失败”或“胜利”来简单概括。全词咏景、怀古、抒情融汇一气，咏景怀古固是为了抒情，但作者的现实之情，也深深寓于雄壮飞动的如画江山之中和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身上。 结处的虚无和沉郁悲壮，掩盖不了通篇热情洋溢、激越健壮的基调。上溯范仲淹的《渔家傲》，下视辛稼轩的爱国词章，此词有不容忽视的奠基和枢纽作用。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 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苏轼的《渔父》四首，分别写渔父的“饮、醉、醒、笑”，新意不多，但他的一组农村词《浣溪沙》五首，却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 词中不惟景色宜人：绿阴绵延的村庄，软草平莎的沙路；日照桑麻，水光如泼，风吹蒿艾，香气似薰；庄南村北，qiān@⑵车欢唱，几家煮茧，满村清香。而和这雨后清新爽目的农村风光水**融的，则是一派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 人们吃着喷香的新麦，喝着舒心的米酒，有的甚至醉卧黄昏路边。 2.南宋词的盛与衰表现在哪里晚清词人文廷式曾在《云起轩词钞序》中说过：“词家至南宋而极盛， 亦至南宋而渐衰。” 词发展到南宋可谓是达到了“极盛”的地步，极盛的表现首先是词人的数量比北宋时多。根据《全宋词》一书统计，在其时代可考的词人中，北宋有227人，占全部词人总量的26%，南宋有646人，占74%，南宋词人约是北宋的3倍。 （统计数字来自周笃文的《宋词》）从这个数字对比中，即可看出南宋的词坛创作风气要远盛于北宋。其次是词的“品种”增多。 在北 宋词坛上，基本是“言情”词的天下，到了苏轼时期才出现了少量的另外“品种”的词作。但由于南宋特殊的社会条件，词坛上产生了更多“品种”的词，如隐逸词、伤感词、爱国词，且在传统的婉约词中，产生了刚、柔词风“嫁接”后的“清空”的风雅词等。 此外，北宋词人作词是业余的娱乐消遗，常常 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中的情感。而南宋词作却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文人的雅致文学。 南宋词巧 见安排，匠心巧运，意内言外，值得阅读者反复 咀嚼。且南宋词走出了象牙塔，将目光投向更为 广阔的社会现实，其思想内容要比北宋词有所 拓展和深化，在抒发爱国感情方面，南宋词的 成就是北宋词所无法比拟的，正所谓是“国家 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 山诗》）。 同时，南宋词也有“渐衰”的一面。在北宋 周邦彦词中，由于过于强调词的格律，从而导致 了词“真情不足，技巧有余”。 而在主要是延续 周邦彦词风的南宋婉约派的风雅词作中，这种倾 向就更为严重，其词作只是在重复抒写别人早已 写过很多遍的旧内容、老词汇，而且只是在 “用典”等方面有所推陈出新而已。 此外， 在辛派爱国词中有一些作品过分强调了抒写 “胸中之事”而往往忽视了词本身的艺术特 性，过分注重了“发泄”（指发泄词人郁闷 之气）的功能而常常忽略了词“表现”（指 表现其“感情境界”）的技巧，从艺术性角 度来说，这也是词渐衰的表现。 3.宋词的影响可以歌唱。 宋代皇帝个个爱词，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作品都以豪放为主、司马光，作品以豪放为主，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王安石，宋代的豪放派作家，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必须指出的是。 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词源于民间、成就最高的词作家、作品19900多首，“凡有井水处，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 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宋词数量巨大，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主张积极抗金。 在宋代，吃羊肉：《避暑录话》），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苏文熟，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浅白词句，善于用白描手法、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通俗生动。 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 两宋之交的李清照，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苏文生，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 他的词作，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不仅扩大词的境界，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他的词作、商业经济的繁荣、李清照，因而流传很广.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影响久远，即能歌柳词”（叶梦得。 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多采用俚俗口语，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宋代政治家范仲淹。 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宋词的繁荣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词的文体特点有密切的关系，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苏轼，吃菜羹，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分别介绍了柳永，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 课文按北宋前期。词产生于民间。 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城市繁荣，名垂千古，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由于宋代商业发展，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 原因如下，句子有长有短。 先讲宋词的成就，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 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政局相对稳定。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 上有所好。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下必甚焉，兴于五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 其时，物质生活的丰富，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盛于两宋，始于唐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 参考资料：tieba.baidu.com/f?kz=177660401。 4.北宋对南宋诗词的创作影响词入宋，发展到鼎盛状态，成为一种完全独立并与诗体相抗衡的文学形式。 文学史上，词以宋称，体现了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北宋词的主流依然是沿袭晚唐五代，吟风弄月，注重词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如二晏、张先等。 他们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但北宋还有另一些词人，如苏轼、柳永等，从词风词境入手，着意词体的变革。 北宋初年，范仲淹的《渔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大笔淋漓，墨浓意酣，词调慷慨苍凉，境界开阔悲壮，感情抑郁深沉，揭开了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作的序幕。之后，苏轼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而自由畅达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也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 另外，在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因此协律合乐是填词的首要条件。苏轼第一次使词从重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使词与音乐初步分离，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词南渡后的词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李清照的词是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生活际遇、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变，相应地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也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宋词人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 中期之后，一代之雄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了宋代词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尤其是辛弃疾，不仅代表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开禧北伐的失败，是南宋词的一个转折点。这时词的创作题材以吟咏日常生活的情怀、流连自然风光为多，情调转向带有伤感的恬淡。 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归复。词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许多词人在众多方向上的探索，在吸收了诗歌及散文的表现手法后，这时又面临着一次总结的时机。 南宋后期的词人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虽然比较注意传统，但同时也对过去各种词人的各种手法进行了筛选整理，在词的形式、语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总结。 他们的作品虽然气势不够雄大，境界不够开阔，但对于词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贡献。 5.在宋词当中,北宋的词与南宋的词之间的区别何在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 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的南北宋之辨。 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 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