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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斋《唐宋词流变》

1.木斋是什么东西

【木斋文学】

木斋,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韩国国立全南大学邀请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

代表作有《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苏东坡研究》《宋诗流变》《唐宋词流变》《恍若隔世》《与中国作家对话》等。

【木斋】

谢迁,明朝余姚人。字丁乔,号木斋,谥文正。

明朝阁老,成化十一年(1475年)状元,一代贤相,三朝元老。

谢迁历任翰林院编撰(成化11年)、左庶子、少詹事(弘治4年)、侍讲学士、太子少保(弘治年间)、兵部尚书(弘治年间)、东阁大学士(弘治年间)、少傅(正德年间)。

著作《谢文正公集》 ,《木溪归田稿》。

就知道这两个了~能帮上忙不~

2.《读者》这本杂志的稿酬多少

古之士大夫,讲究“清高”,耻言金钱,非说不可时,称之为“阿堵物”。

“阿堵物”原是口语中这、这个的意思;换言之是能堵心眼、堵眼睛、堵肠胃、还会堵塞灵魂的“那个东西”。稿费,在清末才出现,也就是近百年才有的新名词,以前有个雅称叫“润笔”。

我国古代虽无稿酬之名,却有“稿酬”之实,叫“润笔”。据明清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开风气之先的是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作《长门赋》,汉武帝读后为之所动,陈皇后也因此赋得宠,司马相如得赏金百斤。

那时还没有润笔这个规矩,陈皇后是以向卓文君买酒的方式赠送黄金的,后人只好说“作文受贿”,这“贿”字分量可能没有如今这么重,否则,司马相如也太不光彩了。司马相如以一篇《长门赋》得巨额稿酬,是因为他的读者贵为皇帝。

又据《日知录》考证,东汉蔡邕以文学、书法冠绝当时,尤擅长制作碑文题记,上门求索者甚众,“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谢,自晋、宋(这里是指南朝的刘宋政权)有之,至唐始盛。”

润笔之风至唐大盛,唐朝的韩愈和李邕堪称称获润笔之利最丰的两人。韩愈是古文大家,李邕是书法圣子,当时上至帝王下至权贵,皆以得其碑文为荣耀。

他们专为名公贵卿写碑铭,“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刘禹锡《祭韩吏部文》);817年唐宪宗擒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特命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纪其盛,赏赐“绢五百匹”。李邕给权贵制作碑文更是钱无数。

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采绢三百匹。利之所在,人争趋之,《蔡伯喈集》记载,竟有为年仅十五、七岁者作碑文。

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称其“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

杜甫观察之情,结裹之妙,委实入木三分。 古人对待稿酬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重人格意气,以鬻文受酬为耻。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修香山寺记》中,就翔实记载了他反复谢绝老友元稹作墓志的报酬,不成后遂将其捐献用于修葺香山寺之事;元家给他的“舆马、绫帛、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他全部捐给了香山寺,并称“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元稹的字)”,堪称君子之交的典范。在唐之前还是有稿酬的,但不叫稿酬,叫润笔。

韩愈文章写得好,所以有人登门送上润笔,求他写墓志铭,韩愈写的墓志铭没留下几篇,反倒落得个“谀墓”之讥。吴沃尧的小说写得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问世,名声大噪,有药房送来三百金让其写药效广告,他写了,落得个后人讥评他“早死十年是完人”的叹惜。

稿酬究竟能带来什么?有的则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记载了唐文宗时,都城长安的文人争着书写权贵人家的墓志,竟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

《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文字润笔》中记载,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居然嫌少,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邪!”裴度无奈,“笑酬以绢九千匹”了断此事。更有甚者,宋人赵德麟撰写的《侯鲭录》中记载了一个叫马逢的文人,为了使自己书写墓志铭的生意兴隆,竟天天盼着人家死人。

有道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再者,鸟儿的翅膀若系上黄金,鸟儿也飞不高远,其命运可想而知。

润笔之风代代相传。民国年间,最耸人听闻的特例,就是黑社会巨头杜月笙做寿 ,要找个最有声望的人写“寿序”,选中了章太炎。

章老夫子给他写了《侠而儒者》,据说杜给他三万银洋(一说是五万),此数价格不菲,可谓近代润笔之峰巅。 至于稿费,性质与润笔几乎完全不同,香港称卖文为生者做“爬格子动物”,换言之为“爬格子的经济动物”,悲悯之情跃然,说得好听些叫“笔耕”,“笔耕不辍”,形容其辛苦。

稿酬是现代名词,一般指新闻、出版机构在文稿、书稿采用后付给著作人的报酬。据木斋《唐宋词流变》(京华出版社,1997年11月版)所载,作家大致肇始于南宋词人姜夔。

姜夔之前,文人大多亦官亦文,或是亦隐亦文,总之,不以文章为生计。有宋以来,随着近代市井文化的兴起,开始出现了姜夔这样的以作词为生的生活方式,始开职业作家之先河。

姜夔一生未仕,也没有考取进士,他因词而得妻,因妻而得家,因家而得友,一生漂泊,“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 历史上也有鬻文度日的关汉卿、罗贯中、洪升、曹雪芹等,但他们一生都十分地清贫。

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穷得全家喝粥,最终穷病交加,死在家中。贫困的朱自清无钱买粮,活生生地饿死。

这些历史上的伤痛,使得人们每每谈起,总会有“面苍然,发皤然,满腹诗书不值钱”的隐隐伤痛,像姜夔“因词而得妻,因妻而得家,因家而得友”者毕竟少之又少。鲁迅先生在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

……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

3.唐五代到北宋中期词的流变希望大家能给详细一点的答案啊,我们有作

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 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 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 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

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 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 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

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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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宋词鉴赏辞典 作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宋词鉴赏大辞典 作者: 刘石主编,清华大学中文系《宋词鉴赏大辞典》编写 组 编

唐宋词鉴赏大辞典 作者: 刘石、杨旭辉主编,清华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 《唐宋词鉴赏大辞典》编写组编

宋词题材研究作者: 许伯卿 著

宋词声律探源大纲 词论 作者: 刘永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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