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太宗时期进士科主要考诗赋,促进了什么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渐趋成熟。隋统一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们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当时文人诗歌创作的热情。另外，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唐诗创作繁荣。 因此诗赋取士对唐诗的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唐代科举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一方面，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促使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另一方面，在以诗赋取士的背景下，诗歌成为仕进的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又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由此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促进唐诗的繁荣。 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以诗取士之风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 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应当说，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唐代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以首场诗、赋最重要。 诗一般为五言八韵，通常称为试帖诗。赋为讲究声律对偶、重视声音协调、通常为八韵且以四六句式为主，又称律赋。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政治 唐朝自从李渊开国以来，使得它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唐朝前期和中期吏治清明，贤能人士在位，国家在正常的轨道上飞速发展。唐朝政府对外开放，出现了丝绸之路。 经济 唐朝经过“休养生息”之后，经济活跃，交通便利，前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局面，奠定了经济基础。 思想文化 唐朝思想禁锢非常少，文字狱少见，为文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思想环境。唐朝政府儒释道兼用，各家思想兼容并蓄。各级学校的建立，诗歌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及各帝王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都使得唐朝文学空前繁荣。 社会 唐朝时期的中国人思想开放，没有固步自封，善于吸收各民族各国的优秀文化，西域的乐舞艺术、古印度的佛教、梵剧、古日本、古朝鲜的文学和唐朝的互相渗透、融合，才出现了豪放、富丽的唐朝文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文学 参考资料来源：光明日报-如何看待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3.嘉谋嘉猷人民自保,孝孙孝子祖考惟祈这个句式很有趣。如果内容无误的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大致就是： 良好的策令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孝顺贤良的子孙是亲长仅有的期望，（于是我）只是写文章（以求）让世间更美好，而没有给我的后代留下金钱。 句读如下“嘉谋嘉猷/人民自保，孝孙孝子/祖考惟祈。惟/作文以淑世，无/遗金于我孙”。谋和猷原意都是策略之意，联系全文这里应当作为君上治理天下的方针。而祖考原意是祖父以上的祖先，联系全文应该作为父祖亲长的意思。 另外我对这个周王孙钟不了解，但是看名字应该是周时器物，那么其中“人民”二字，当指“国人”阶层，是原始民主制度下的平民阶层。 4.如何看待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向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是以制度研究与文献考辨为主的基础研究。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通过考察与科举相关的社会风尚、文人心态等，借以评价其对文学所施加的影响，更倾向于宏观的，以价值判断为主的传统思路。 至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围绕试策，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切入，则是此后日趋深入、细致的专题化研究的嚆矢。与应试有关的诗、赋、策文等，既是文学的特殊形态，又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就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然而，新的难题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有关制度的考论，要如何围绕文学展开，以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其次，应试文学“鲜少佳制”，又有别于传统文学而各见其特殊性，该作何评价呢？最后，是如何使应试文学与文学主流结合起来，以赋予其充分的研究意义。 以应试诗而言，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其思路与方法也便于推广，可以说是现阶段融合科举与文学研究的理想范本。 一 唐以律诗为一代之所胜，号为“唐律”。朝廷沿用隋制，又加以发展，确立起“以诗取士”的制度，用以选拔人才、考核官员。 应试诗例用五言律诗（有仄韵），称为“试律诗”，是唐代科举与诗歌之间最为直接、重要的媒介。 唐五代以迄宋人，大多是把“以诗取士”，直接视为唐律繁荣的重要因素。 如严羽《沧浪诗话》认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尽管如此，宋人对应试诗本身的评价，却也并不很高，如李颀称“时有佳句”，葛立方云“省题诗自成一家”。 元代科举没落，至明代，便不时有人质疑唐律系于“以诗取士”的说法。如胡子厚云：“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 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 这种以否定为主的态度，可以视为是对本朝“以八股取士”的变相维护。清朝有鉴于八股之弊，从康熙年间开始，便在八股之外，逐渐恢复“以诗取士”的旧制。 这也导致当时笺注唐人应试诗，成为一代风气。 可见，古人对应试诗与“以诗取士”的评价，大致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回归肯定的。 学界初期，也仍是以“促进”“促退”的价值判断为主，前者如余冠英、王水照，后者则以郭绍虞为代表。稍后，皇甫煃、马积高等，从考辨制度的角度，提出“以诗取士”晚于初、盛唐的诗歌高潮，使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随之倒置，意味着：“以诗取士”对诗歌繁荣的影响有限，而诗的繁荣却有力地促成了“以诗取士”的制度。 至此，应试诗的地位，随着“以诗取士”的倒因为果，愈加显得无足轻重。近年来，或有侧重应试诗文本的研究著作，亦多难逃“促退”的定声锤，以至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 这便是此前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现状。 二 徐晓峰的《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主要涉及“科举”与“文学”两个方面。 从制度研究来看，作者始终是以“诗”为核心，围绕其所占比重与所起作用来展开论述。 以进士科“以诗取士”的确立为例，主要分为三个逐级深入的具体论题。 其一，是论证“杂文试不等同于诗赋试”。此前，学界多据文献中“试杂文”“识文律”等字眼，断定杂文试等同于诗赋试，将“文律”误认为“声律”。 然而，作者从唐人杂文观的演变入手，指出初唐“杂文”兼有“文”“笔”概念；辨明其时“文律”不当限定为“诗赋之律”，而应是“文笔之律”，认为此前“致误之由在于对杂文、文律的解释太过狭隘”。既然“杂文”不等同于“诗赋”，这就意味着，应试诗并不是天然被纳入杂文试范畴的。 换言之，最初诗在应试中所占比重，其实是或有或无的。 其二，是论证“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 如果说，前段论述是以文辞辨析为主，虽富赡而难免“一家之言”的话，那么，这部分便是以翔实的史料为主，多角度说明诗赋是如何从包括笺、表、议、论、铭、颂、箴、檄在内的十种文体之中，脱颖而出的。这在印证前说的同时，也勾勒出诗的比重在杂文试中稳步上升，以至于在开元、天宝之际大致奠定主导地位的过程。 其三，是论证“以杂文试为首的新三场试的确立”。初期，朝廷重儒，以帖经为首场，后试杂文、策问，逐级黜落。 帖经不中者不得试诗赋、策问。但是，“进士以帖经为大厄”。 换言之，即儒学与文才多不可兼得，故朝廷准破格用“以诗赎帖”，说明帖经地位有所下降，而时风皆以“重文轻儒、尚才重诗”为主。至大历，“以诗赎帖”发展为“以诗代帖”，说明“试诗”的作用，已经从黜落之后的“救赎”，发展为考前不试帖经的“替代”。 这也意味着，帖经不再是科考必经的环节，而诗的比重与作用也因此得到空前加强。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