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勋说宋词怎么样其实文学不是那么单一的，文学里面有很多个人，每个人在某一个特殊环境里面一种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 ——蒋勋 看蒋勋的书，感觉又回来了大学的讲堂，选了一门自己感兴趣的选修课，按时坐在座位上，听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那些摸索、感觉出来的东西。讲台上的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想说的话…… 谁能保证在台上的人就一定是正确的？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但你仍然会被他的认真和激情感染。 你可以不爱蒋勋，但你一定会爱上宋词，爱上或更爱中国的文化，我想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历史不会重新来过，李后主、欧阳修、苏轼、秦观、李清照，等等，他们在写某曲词的时候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所有今天的解释，都是想象甚至是意淫出来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能在其中自得其乐，这就够了。 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很不能接受很多人对蒋勋的恶意评论，尽管我也不能全盘接受老蒋的观点。 但是否读一本书，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可以不赞同他的观点，但绝不至于把他彻底贬低。就像蒋勋自己说的：“每个人在某一个特殊环境里面一种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 他只是用自己的积累和智慧，给了宋词一个说法，仅此而已。 用某一段落的时间，读一本书，有某种成长，就是收获，哪怕是收获一种和自己不同的观点。 蒋勋讲词，说得并没有多么深入，只是从头到尾，让你看到从唐到南宋、北宋的过渡、发展，然后就是用他的方式向你介绍几个或很出名或出名的词人。当然，他会选择一些自己更有兴趣的词、句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和情感。 其实，越是这种自我的东西，你可能更能学到平常注意不到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是被所谓的正统文化忽略了的，就像张三记下的“何须论得丧”的自如，李四学会了“自在飞花轻似梦”的淡然，这就过了。 2.蒋勋说宋词背景音乐原谅 - 张玉华 词：梁文福 曲：梁文福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 在突然醒来的黑夜 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 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 时钟就快要走到明天 痛会随着时间 好一点 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 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 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 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 那么疼 谁都别说 让我一个人躲一躲 你的承诺 我竟没怀疑过 反反覆覆 要不是当初的温柔 毕竟是我爱的人 我能够怪你什么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 在渐渐模糊的窗前 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 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 微笑着容易过一天 也许是我已经 老了一点 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 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 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 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 又全都想起了 谁都别说 让我一个人躲一躲 你的承诺 我竟然没怀疑过 反反覆覆 要不是当初深深相爱过 我试着恨你 却想起你的笑容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 在突然醒来的黑夜 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 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 时钟就快要走到明天 痛会随着时间 好一点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 在渐渐模糊的窗前 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 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 微笑着容易过一天 也许是我已经 老了一点 3.宋词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译文】 只有那一叶梧桐悠悠下，不知寄托了多少秋凉悲声！【出自】 南宋 张炎 《清平乐·候蛩凄断》候蛩凄断，人语西风岸。 月落沙平江似练，望尽芦花无雁。暗教愁损兰成，可怜夜夜关情。 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注释：清平乐：唐代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又名《清平乐令》、《忆萝花》、《醉东风》等。 双调四十六字。前段四句四仄韵；后段四句三平韵。 又一体，前段四句四仄韵；后段四句三仄韵。蛩（qióng）：蟋蟀。 练：素白未染之熟绢。芦花：芦絮。 芦苇花轴上密生的白毛。愁损：愁杀。 兰成：北周庾信的小字。关情：动心，牵动情怀。 译文1：蟋蟀哀鸣欲断魂，秋风萧瑟秋江岸，人与秋虫共鸣。冷月落沙洲，澄江如彩绢，千里芦花望断，不见归雁行踪。 默默愁煞庾信，可怜夜夜脉脉含离情。只有那一叶梧桐悠悠下，不知寄托了多少秋凉悲声！译文2：蟋蟀的啼鸣声凄切欲绝，西风正紧的江岸上有人说话。 月儿向平坦的沙岸落去，江水似绸缎，望尽芦花丛，不见一只大雁。暗暗愁煞庾信，可怜我每一夜都在思念故乡。 只有一枝梧桐叶，却不知响起多少秋声。 4.谁能一下简述"宋词"的发展历史.宋词的发展历程前贤今哲多有论述，然因视角不同，观点亦异[1]。 本文则试图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来分期考察宋词的发展历程。两宋三百馀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2]，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3]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4]、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 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 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 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卿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 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 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 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卿、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 他们的推波助澜，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 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 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 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 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 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 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 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灸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 他创作。 5.急求《唐诗宋词》作家的比较两宋三百余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4]、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 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 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 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卿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 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 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 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卿、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 他们的推波助澜，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 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 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 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 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 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 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 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 他创作的慢词，数量仅次于柳永，对慢词艺术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张先词又常用题序，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词的题材取向。 6.宋词格律可有规律可循李清照《词论》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有些词调既押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 各个词调的句式的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 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 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还有好多尚未收入。 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 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 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音的。 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 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 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适应歌者口吻。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 如有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 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 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 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 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 如张炎 《词源》 记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 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7.谁能一下简述"宋词"的发展历史.宋词的发展历史 大西洋 北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有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 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 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 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 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 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 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 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 《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 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 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 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檃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 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