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许渊冲杨宪益翻译了哪些相同的宋词达到CATTI 资深翻译级别，即可认定为翻译家，主要看其著作水平、业内认可度和声誉，不是简简单单一个等级考试就可以界定的 本人做笔译，很不同意将专八和翻译家做比较，两者天上地下，丝毫没有可比性，我觉得专八只是合格英语本科生应该达到的水平（相对非专业的来说，确实已经比较高了） 翻译家需学贯中西，有坚实的语言基础和文化素养、广博的知识面，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也只有林纾、梁实秋、杨宪益、王佐良、许渊冲、草婴、杨绛等这样的大贤才配称为翻译家！ 2.杨宪益 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是哪个版本（就是中文对照版） 霍克斯翻杨宪益的版本更好些 首先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有研究，本身的诗词造诣也较高 他夫人是美国人，珠联璧合。霍译本的特点是在于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诠释，跟具比价研究价值。其译本是70年开始翻译的，用了进十年时间 英文版对照的120回程乙本。是通行本，非脂本系统的底本。 其实各版本相对的差异不是特别大，而且有的版本是作者早期的版本，保留下来的抄本，并不是非常系统严密。对于非专门研究红学的人意义不是特别大。 就比如雪莱的诗稿，翻译成中文之后各个版本的差异比较大的。但是对于阅读的影响是很小的，更多的在于美学感受。 刚看了一下，霍克斯据程乙本为底本的，但前80回参考了脂批本。 3.如何从红楼梦的杨宪益和霍克斯两译本中举例说明从语言结构层次主要这个例子可太多了，比如说题目，杨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实际上，西方人对“红”的联想与中国人是不同的，红在西方代表的是危险和暴力，所以按异化法直接翻成 Red Mansions 容易给读者造成不好或错误的联想，而且“红楼”虽然是汉语中的典型意象，但英语中是不存在的（具体的你可以再查查资料），而霍译实际上是采用了《红楼梦》的另一名称，避开了“红楼”的意象，这样既避免了读者产生不理解或误解的情况，而且同样也反映了小说的线索。 另外有许多例子都在可以在两个版本的诗词翻译中找到。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词，杨基本上是异化译法，保留了诗中原来的意象，而霍则较为灵活，采取了归化的译法，以传达原诗的意义和意境为主，仅举以下一例以资说明： 警幻仙姑赋 曹雪芹 …… 应惭西子， 实愧王嫱。 奇矣哉！ 生于孰地， 来自何方？ 信矣乎！ 瑶池不二， 紫府无双。 果何人哉？ 如斯之美也！ The beauties of days gone by her beauty are all bashed. Where was she born, and from whence descended? Immortal I judge her, fresh come from fairy feastings by the Jasper Pool, Or from fluting in starry balls, some heavenly concert ended. …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s) She would put Xi Shi to shame and make Wang Qiang' blush. Where was this wonder born, whence does she come? Verily she has no peer in fairyland, no equal in the purple courts of heaven. Who can she be this beauty? …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在此例中，“西施”“王嫱”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霍将其归化为"The beauties of days gone "，而杨则采取异化方式，仍译为“Xi Shi”"Wang Qiang"，前者可以让目标读者产生美好的联想，并准确传达出原诗的意义和韵味，而后者虽然保留了原有的文化意象，但对于目标读者来说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也很难让读者产生美好的联想，所以并没有有效再现出原诗的表达效果。 仅供参考，作抛砖引玉之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4.北大的著名翻译家有哪些北大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 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 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许渊冲----诗译英法惟一人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惟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臧仲伦教授 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有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经由他翻译出版的俄罗斯经典包括《驿站长》、《钦差大臣》、《往事与随想》（合译）、《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屋手记》、《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伊万•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大雷雨》、《切尔卡什》等等，总计约一千万字。另有二百五十万字的译作由于各种原因未予出版或尚待发表。 此外，臧先生还分别为曹靖华、巴金、朱海观、王汶、郭奇格、朱祖荣和芳信等七位翻译名家校阅翻译作品，它们包括《铁流》、《往事与随想》（第一、二卷）、《罪与罚》、《白痴》、《一江春水》、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总计约二百五十万字。 法国文学翻译家北大教授闻家驷 先后参加了《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法国文学条目的编写工作。翻译出版了《雨果诗选》、《雨果诗抄》和《红与黑》。闻家驷先生的这些成果对后人的教育和对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5.杨宪益自传怎么样□原业伟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将翻译追溯到巴别塔，他认为当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的时候，已经产生了一个悖论，“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给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 因此，翻译是必须的，但在绝对意义上又是不可能的。大规模的外籍汉译，创造出了现代的欧化汉语，因而简化了理解同化的过程。 但汉籍外译就没有这个顺风车可搭了，导致难度成倍增加，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奇异的瑰宝。马悦然说，为了翻译李锐的小说，必须发明出一种新的清新的瑞典语。 那么以汉籍英译为代表的翻译工作，如同巴别塔上的喇叭，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腔调。 辜鸿铭林语堂时代：卡莱尔超人哲学与阳光先生的视角 横空出世的托马斯·卡莱尔，影响了包括**等一代伟人。 然而在普通民众间声望不响，将这位哲学家苏格兰竖笛的声音接上音箱，放大成震耳发聩的电贝司的功臣，乃是他的学生辜鸿铭。时至今日，顾彬老师谈到西方认识的中国的时候，还是首先提到这位香蕉老人。 之所以称其为香蕉人，是因为这位西方视为的中国的文化代表（以其为原型的伪满洲电影深入人心），骨子里是一位鄙夷凡夫的苏格兰贵族，带有德式的血统纯正观念。因此，他将洋务运动比作牛津清流，西太后为代表的满族贵族比作诺曼底贵族，是一种不看中国文化靶子的射击，而且火力强劲。 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阳光先生林语堂，用圣经与希腊典故赞扬中国文化，认为与长征相比，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像一场室内演习云云，看似温和幽默，其实在理论上为集大成的“编著”，因此让西方学者看来更像是周国平这样的少奶读者杀手，后期到美国，更是雇佣英文秘书帮助看稿翻译，无怪钱钟书嗤之以鼻。 解放前的汉籍翻译，以原典为主，翻译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比附的味道，从销售的角度来说，购买者以外籍人士为主；新中国建国后，国家成立了外文局，江湖奇侠转变成了大内高手。 外文局成批次翻译：不可复制的传奇 写作《笨蛋英语》系列的陈文龙老师常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凭一部英译《毛选》学习英语。1995年的时候，琉璃厂旧书店一本20世纪70年代薄薄的英文版《**诗词》竟要100元的高价。 主持**著作翻译的学者规模宏大，皆一时之选，即使钱钟书先生身处其中，其译文也显得有些“中式英语”。题材特殊，翻译要经过九次校对，空前绝后，这也奠定了大陆的翻译人才队伍的基础和严谨的风格。 其中成语也有些意译，比如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翻译为“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stratagem”，但因为审译者众多，审定标准严格，更多的是费尽心机的直译，如papertiger这样的“文化输出”。这些情况在后来的《邓选》翻译上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翻译的人受到的束缚小得多。 从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对外翻译工作主要由外文局等特定的国家机构组织进行，发行业实行统一销售，大部分都是向各使馆赠送为多。这期间是中国文学大批量翻译的时期，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杨宪益与戴乃迭的鲁迅作品与《红楼梦》，W.J.F.Jenner翻译的《西游记》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从阅读感悟上说，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全面铺张而著称，由于不是英汉对照本，只是为了外销，很多诗词曲赋精妙之处都漏译了。而且由于当时缺乏专业的英语校对人员，只能由翻译自己文责自负。 在2005年《英语沙龙》刊登杨宪益翻译的《野草》中的一段，专家评议中发现了其中语法出现了问题，并作了修改。当我对照我从学校图书馆处理的书中淘来的旧书《野草》（此书最近一次借阅记录也是70年代的事情），发现一位读者已经用铅笔标出了这处错误，使我对这位不知名的高手肃然起敬。 流光溢彩的今日英译 汉籍英译到今日，无论是译者的水平还是读者的阅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就读者而言，20世纪的中国从没有像今日这样数量大、质量高的读者群。 英语读物普遍比中文读物在相同开本印制的情况下定价高，而汉籍英译的定价更高出一倍，因为定位在外销。即便如此，对于一些重要的好书，我还是不惜采购，比如《大中华文库》，尤其是其中的《老子》，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校注”的傅惠生老师。 大二的时候，陈晓芬老师在临下课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就是她要出差一段时间，这引起了大家的叹气，因为陈老师是我们系里人缘最好，讲课最清晰系统的老师，威望极高；但她马上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段时间给她代课的老师，是傅——惠——生！这三个字一出，立刻引发了全体女生的尖叫，几乎掀翻房顶。傅惠生老师在对外汉语系，是一个传奇！ 作为学生，我不想描绘傅老师讲课的盛况，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文字情绪的人。 他的成就，仅就《大中华文库·老子》一书，可见一斑。仅仅五千言的《老子》，一个职业翻译家一夜可就。 然而傅老师选择了做“校注”的工作，用亚瑟·韦利的翻译作为底本，综合自己阅读过的20余种《老子》译文作注释，引用不同的翻译对同一句话反复讨论，让读者互文见义，注释超过原文两倍以上。这在旨在全面介绍华夏文化的几十种《大中华文库》中绝无仅有，其他的丛书中我。 6.词牌是什么意思词牌是填词的格式。 词的创作特点是先曲后词，即先有一个固定的乐曲，然后按这个乐曲的需要来创作歌词，所以人们常把词的这种写作过程称之为"填词"，而对于这些有固定乐曲的歌词及字数、段落、句读、韵脚等创作要求，人们仿照曲牌的样式也给它取了个名字，就叫做"词牌"。 词和词牌最先大约产生于隋唐之际。 宋人张炎认为：乐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张炎认为词始于隋唐，其实也不止是张炎，后蜀的何光远和与张炎同时代的王灼等人甚至还直接提出过词和词牌都产生在隋炀帝游幸江都之说。 最先的词牌，应该是与曲牌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词牌从曲牌因袭而来。 因为早期的词都是按先有的曲子填制而成，曲牌就是词牌，二者互相统一。 但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消磨，古老的曲谱不断地散失漶灭，许多词和曲谱便自然而然地分离开来。而词的发展中，又有一些新的词牌不断从著名作家的笔下创作出来，便有了"自度"词牌的产生。 不论因袭还是自度，词牌作为词写作基本格式的本质并没有变化。 人们把词的这些写作格式统一称为"调"，调是词牌的总称，所以在有关词的著作里出现"调寄"一类文字的时候，所指的就是词牌。 7.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语诗,如何才能保留诗的韵味与意境美大家如今最认同的是辜鸿铭所翻译的汉文。 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意境的传递摘要：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蕴含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由于意境在古典诗词创作和鉴赏中的重要作用，怎样在诗词翻译中传递它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杨宪益夫妇和大卫・霍克斯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的诗词翻译，探讨了古典诗词在翻译中如何通过意境的传递保存和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特色美。 中国论文网 /5/view-1375151.htm 关键词：诗词翻译古典诗词《红楼梦》诗词意境 一、诗词意境及其翻译策略解析 1.1诗词意境 诗词意境是指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 如果典型是以单个形象而论的话，意境则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意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如在目前”的较实的因素，称为“实境”；一部分是“见于言外”的较虚的部分，称为“虚境 ”。 虚境是实境的升华，体现着实境创造的意向和目的，体现着整个意境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制约着实境的创造和描写，处于意境结构中的灵魂、统帅地位。但是，虚境不能凭空产生，它必须以实境为载体，落实到实境的具体描绘上。 总之，虚境通过实境来表现，实境在虚境的统摄下来加工。 1.2 翻译策略解析 早在1926年，闻一多先生在《晨报诗》上发表《诗的格律》，指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提出“新诗格律化” 鲁迅也早已提到过：“《红楼梦》诗词翻译的理想标准是：……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国内外将中文诗词翻译为英法韵文的唯一译者”，“译林奇才”许渊冲先生曾说翻译唐诗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这就是说，译诗要和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的心，这是意美；要和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这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如长短、对仗等），这是形美。”许渊冲先生同时强调在翻译过程中“意美”的传达和再创造在三者中的重要性及核心地位：“‘三美’中最重要的是‘意美’，其次是‘音美’，再次是‘形美’。” 正因如此，译入语中重新创造出跟原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意境来，就显得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学者专家一直强调“译味”，也就是神似，但笔者以为“译味”其实是传递“意境”，两者几乎是等同的。 而在诗词翻译过程中，能否传递原作的‘意美’，‘音美’及 ‘形美’是传递原作意境的关键点，可以作为红楼诗词翻译的严格标准，其中‘意美’是重中之重。 二 、《红楼梦》诗词中意境的传递释例 2.1意美的传递 意美即诗的意象美。 “意象是指包含作家思想感情的诗歌形象，它是诗歌表情达意的最小单位”。而意境是由一个个意象构成的，它不但给人以想象的时空，而且激励人的情感，给人以启示。 也就是说，在红楼诗词中，诗人描绘大自然景物时，善于捕捉典型“形象”入诗，“随物赋形，敷色设彩。”下面我们就此举红楼诗词的几个例子谈谈诗歌意美在英译中的传递。 如林黛玉《题帕三绝》中的一首：“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从总体看，此诗充满了哀怨、哀伤、凄惨、凄艳之“意美”，描述了黛玉多愁善感，常年流泪，其中“湘妃竹”的来历是相传舜帝死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为纪念他长哭不已，所流的眼泪把湘江边的竹子染得斑斑点点，因此被成为“湘妃竹”，又称“斑竹”。黛玉多愁善感，常年流泪，又喜欢竹子，其居所潇湘馆前也种了许多竹子。 因此她常以湘妃自况，别人也称她为潇湘妃子。此诗运用的意象有“彩线”，“面上珠”，“湘江旧迹”，“千竿竹”“香痕”，可谓字字含泪。 让人不禁为黛玉这一寄人篱下、遭受人情冷暖，最终没盼到属于她的幸福的降临，而香消玉损、泪尽而亡的少女触怀感伤。在英译中这字里字外之“意”如何传达呢？ 杨译：No silk thread can string these pearls; Dim now the tear-stains of those bygone years; A thousand bamboos grow before my window― Is each dappled and stained with tears？ 霍译：Yet silk preserves but ill the Naiad's tears: Each salty trace of them fast disappears. Only the speckled bamboo stems that grow Outside the window still her tear-marks show. 杨氏运用的意象主要有 “silk thread”,“pearls”,“Dim”,“tear-stains”,“bygone years”“ A thousand bamboos”,“tears”霍氏运用的意象主要有“silk”,“ill”,“Naiad's tears”,“Each salty trace”,“the speckled bamboo stems”,“tear-marks”。 本诗第一句“彩线难收面上珠”杨译为“：No silk thread can string these pearls；”，没有直接指明是谁的眼泪，读者借助注释可以找到答案。杨译基本上没对原诗做太大调整； 霍译为： Yet silk preserves but ill the Naiad's tears： 在霍译中对原诗做了创造性的调整.Naiad's tears是希腊神话中水泉女神“那伊阿得斯的眼泪”（Naiad's tears。 8.唐五代词产生及发展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体诗。 它在隋唐之际已经产生，中唐以后逐渐有较多文人从事创作，晚唐五代趋于繁荣，而极盛于宋代。在唐五代时，一般称为“曲”、“曲子”、“曲子词”。 后来才称为“词”，又称“乐府”。“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等。 这些别名均始见于宋人文献。 词的兴起 词起源于民间。 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乐曲有密切关系。古人大都认为词来源于乐府诗和唐代近体诗。 如宋代胡寅说：“词曲者，古乐府只有意义的字，后来用有意义的字填进去，成为长短其句的整体艺术品，便是词的雏形。清代宋翔凤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 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 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 则词实诗之余。”（《乐府余论》）认为词被称为“诗余”，即由于词是从唐代绝句演变出来的，其表现形式便是依曲调增减诗句字数而为长短句。 然而，这里所论及的只是局部情况，实际上，大部分词调并不是由古乐府和近体诗衍变而来的，它们另有自己的渊源。 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合乐诗体，词可以说是《诗经·国风》与汉魏六朝乐府的继承者。 唐代许多近体诗，也是可以合乐歌唱的。但古乐府及近体诗之可歌者与词又有重要区别。 前者大都先作诗歌，再以乐曲配合；后者则先有曲调，再按其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所以作词也被称为“填词”、“倚声”。 词的长短有固定格律，与乐府古诗中句式长短自由的杂言体截然不同。宋代王安石曾指出：“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 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 （《侯鲭录》引）明代胡震亨也说：“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继者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唐音癸签》）其实按乐填词的现象在隋唐以前已经出现了。 如南朝梁武帝萧衍有《江南弄》七曲，每首均三句七言、四句三言。同时沈约有四首，萧纲有三首，体裁完全相同。 据《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此曲系据《西曲》改制，可说是词的滥觞。隋文帝仁寿元年 （601）牛弘等制《上寿歌辞》，隋炀帝制《夜饮朝眠曲》以及他和王胄作《纪辽东》，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许敬宗作《恩光曲词》等，都已具备词的雏形。 孟□《本事诗》载唐中宗时沈□期等歌《回波乐》词及内宴唱《回波词》，也是依曲填词的例子。这些作品有的产生于近体诗形成前，有的与近体诗同时，终唐之世以至五代，歌唱五、七言近体诗与长短句歌词的情况一直是并存的。 词与乐府诗歌的区别还在于词所配合的是新兴的音乐。隋唐时代，中国的音乐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政治、军事、通商、传教、文化交流等种种原因，少数民族音乐与外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进入上层社会和宫廷，以至“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书·音乐志》），而原有的音乐则逐渐衰微。据《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其中除《清乐》、《礼毕》为南朝乐府歌舞音乐外，《西凉》等七部乐都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传入的音乐。 至唐代又有发展。《旧唐书·音乐志》载，唐高祖“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遂为十部，其中《清乐》为南朝旧乐；《平凉乐》、《高昌乐》等八部为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燕乐》则为唐王朝乐府创作，自唐太宗至唐玄宗，历朝都添新作，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臻于极盛。 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小序统计，上述十部享宴所用“燕乐”，“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这些音乐歌舞，演奏时有声有词。 词所配合的乐曲繁复变化多端，自然须要有短长错落、抑扬婉转的歌词与之配合，这样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词。又据《旧唐书·音乐志》说，当时乐工习唱的燕乐歌词，相传为“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为《□乐五调歌词》，“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所以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宫廷乐府的歌曲和歌词都广泛吸取了南朝旧乐、外来音乐和民间创作，从而在社会上更加风行起来。唐代商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达，城市的繁荣，酒筵歌席的需要，也是曲子词兴起的重要社会原因。 唐肃宗宝应元年 （762）崔令钦撰《教坊记》，总结了开元、天宝年间燕乐盛况，录名曲、大曲名324种，其中有许多曲调是配用长短句体的。这类词调，多数不是从乐府或近体诗衍变来的。 唐代民间词和文人词 唐代曲子词最早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