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词乐发展与文人有什么关系在宋代的文化娱乐市场中，文人居于非常明显的地位。从文化市场的消费情况来看，文人士大夫占据了这个市场的高端。就当时文艺作品所流露的生活态度与趣味来看，品味高雅的宋词所流露的自然是士大夫的趣味和生活，这种带有非常明显的富贵气息与文人意向的作品能够获得整个社会包括市井阶层的认同，足以说明整个社会对文人情趣的趋奉；而一般通俗性的文学作品也充满了对士大夫生活方式与情调的艳羡，尽管这种艳羡出于市民的视角，和真正的士大夫情怀还有着非常明显的距离。 文化娱乐行业的高度发达，对宋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市场的刺激下，一些直接面对市场的文艺类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种情况可以举出宋杂剧、戏文、说话，也包含一些为射利的词作，比如柳永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实际上就是靠填词谋生的。如果没有发达的文化娱乐市场，它们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依托。当然，文化娱乐市场的刺激并非只是这样直接和简单。发达的文化娱乐市场的存在实际上也构成了宋代文学的一个创作背景。离开了这个大的背景与环境，一些文学现象则无法想象。 2.宋代词乐怎么都失传了中国记谱方面，记谱法特别纷繁，有留传的也有几十种。因为中国整个文化中缺少符号体系，所以记谱也是用汉字或生造汉字，并赋予专门意义而成。这的确不如五线谱这样高度发展后的记谱法易用，更不如其容量大。但这也不表示中国记谱法就一无是处，比如简字谱记录演奏方法的特性，就是五线谱不具备的。以这里的人都熟悉的口琴为例，那么多缺陷，为啥还能生存，就是因为他能记录演奏方法（虽不全面，但也是其他谱没有的功能）。BD谱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很多记谱法接近，这或许与口琴的中国血统有关。 前面说到谱子。中国的标准乐器是古琴，中国的很多记谱法，也是根据它而生的。这种乐器最麻烦的一点，是不固定音高。也就是说，他每根弦的音随需要而临时调整，这固然让他有了更强的表现力，但却为记谱带来极大麻烦。所以古琴谱与BD相似，都是记载演奏方法，而不记音高、节奏的。当然演奏法的容量比BD谱要大很多。至于音高和节奏，则交由律吕谱记录。前面说到中国的谱都是汉字，所以两种谱无法同时应用，必须分开记录。这样就加大保存难度，要知道过去是手写，一份谱子的厚度就不小，一个曲子两份谱，百十个曲子，平常保存都有难度，非大户人家不可为，遇到战乱怎么携带或隐藏？这是其一。 其二是中国音乐的特性造成的。比如五线谱很难记录爵士现场演出的节奏（演奏方法更不必说），中国因语言特征，节奏追求自由，这一点与爵士相似。比如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不同地域会有多少不同念法（最简单的摇摆），谱上怎么体现这种节奏可自行发挥的东西？再说中国音乐中的即兴成分，比如中国一些音乐演唱讲究变头，其作用类似韵脚，不过放在每段首句，这一句就交由演唱者自行发挥，每次唱得都不同，又怎可能记录。韵脚也是这个道理。我之前回复提到乐府失传，乐府有完整的谱记录，但处理方法谱记不了，作词方法也记录不了。一旦作词方法失传，歌曲就失去生命力，没人唱了，处理方法也就失传。再说中国演唱、演奏中的滑音，就是一个简单的民歌，如果涉及大段吟唱，也不易记谱，因为中国音乐这方面有时会类似印度音乐，可能停留或徘徊在微分音上，而微分音是任何乐谱都处理不了的。 其三是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问题，一些人可以无视谱甚至无视音乐的保存，认为音乐自天地生，归天地去，并不遗憾。这一点影响可能不大，也可以无视。 3.北宋词体发展的两个点一、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隋唐时期，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大致而言，先秦时，以乐从诗，乐曲形式由诗之抒写情志的需要和体制所决定；汉至六朝，采诗入乐，主要入乐歌诗都必须依据曲题、声调、乐谱，经过协乐方可演唱，但乐府诗入乐，往往由乐工在文辞上进行分割拼凑以适应乐曲变化，辞曲并非完美结合，这种诗乐的情况与唐以来有意识地倚声填词是不同的。因此，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唐代的五七言绝句，诗乐的结合方式大多是“选词以配乐”，唐宋词则是“由乐以定词”，即本备曲度，词人根据乐曲的旋律、节拍要求填上歌词。最初依曲填词，词意与调名统一，中[河渎神]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亦与赛河神有关。但后来此曲普遍流传，不祭河神时也有人唱此曲，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填词，词意就与调名无关了。初期小令，多为应歌而作，文句简明、词意一看便明，无需再加题目。后来词的作用扩大，意境题材繁复，于是作者有必要再加一个词题或词序以说明词的创作动机及内容。前者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姜夔[杨州慢]、[齐天乐]等词均有较长的序。 二、词的产生与长短句有关。 乐曲需要与词相配，最初拿七言绝句，近体诗与之相配，充当歌词。但繁复多变的燕乐曲调与整齐划一的五七言诗的整齐句式发生了矛盾，因此采取加和声和衬字的办法来填补节拍，后来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即泛声）、衬字写上有意义的文词，因此，长短句应运面而生。朱熹《朱子语类》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长短句在诗经、乐府里大量使用，和声魏晋时就有。传为曹丕作的《上留行行》《瑟调》就用了和声： 居世一何不用，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六处“上留田”意义不在，但在音乐上起了和谐划一的作用。但这还是词。当然，“和声”和“泛声”还不足以解决胡乐与诗的矛盾，于是“依曲拍为句”便成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 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词，从歌诗之法到歌词之法，这就是词体的形成过程。大体说来，词在燕乐风行的初盛唐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五代时经过一些文人的创作逐步成熟和定型，至两宋而大盛。 词“依曲拍为句”的独特体制有如下特点： 1、依曲调为词调，不另立题。 2、依乐段分片，片有定式。 3、依词腔押韵，韵位疏密无定。 4、依曲拍为句，句式长短不齐。 5、依唱腔用字，讲究四声。下 6、词的篇幅。①从节拍（即节奏不同）不同来区分，有令、引、近、慢。这原是音乐上名称。②从字数而言分小令、中调、长调。 一般就来，宋词的发展演变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即没袭期、变革期、过渡期、中兴期、衰落期。宋词的沿袭期指的是从宋代开国（960）到1060前后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人们往往称之为北宋的初中期。这一时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也多是应歌宥酒的娱乐作品，其间虽然有一些表现人生感受的内容，但毕竟是少数。 这一时期代表词人有柳永、欧阳修、晏殊、张先、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 因为是上网查的，他原题还问了其内涵 所以全都复制上了 4.南宋词与北宋词有哪些异同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 ” 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 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5.话说南宋词和北宋词的不同特色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6.唐五代到北宋中期词的流变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 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 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 7.南宋词与北宋词在艺术上有什么区别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