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熹.徐珂.戴震是什么时期的人1. 朱熹（1130年-1200年），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生于福建路龙溪县（今日福建漳州龙海市（合龙溪县、海澄县而成）。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斋号晦庵、考亭，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谥文，又称朱文公。南宋理学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尊称朱子。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宋理宗赐名“考亭书院”，故世称“考亭学派”。 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也成为后代科举应试的科目，在中国，有专家认为他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2. 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光绪年间（1889年）举人。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参加南社。曾担任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的幕僚，不久离去。1901年在上海担任了《外交报》、《东方杂志》的编辑，1911年，接管《东方杂志》的“杂纂部”。与潘仕成、王晋卿、王揖唐、冒鹤亭等友好。编有《清稗类钞》、《历代白话诗选》、《古今词选集评》等。 3.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中国清代语言学家、思想家。字慎修，号东原，安徽徽州休宁隆阜（今黄山市）人，曾六次会试未中。晚年因学术成就显著，乾隆帝特招入馆任《四库全书》纂修官，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对于音韵学很有研究，创立了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以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此外，他也精通训诂学，晚年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是其思想的结晶。 2.段祺瑞晚年的具体历史谁可以告诉我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生，城西桥乡大陶岗人，祖父段佩是淮军铭军马队记名总兵，父亲段从文是粗识字的农民。 1884年（光绪十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4年，又考取留学德国学习军事。1890年回国，任山东威海武备学堂算学、炮学教习等职。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袁世凯调段祺瑞到天津小站，协助创办新建陆军，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随袁世凯去山东镇压义和团。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段祺瑞又随之到保定负责编练北洋军，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1903年12月，清政府设立练兵处，段祺瑞担任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并加副都统衔，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北洋三杰”。 1905年后，段祺瑞先后任北洋军四、三、六镇统制。1910年任江北提督，驻清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段祺瑞任北洋军第二军军统，段祺瑞顺应革命形势，领衔联名46名将领通电力促清帝退位，支持南北议和，成立共和政体。清朝统治正式结束。 1912年（民国元年）3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次年代理国务总理。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掌握实权，逐步形成皖系集团。1931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段严词拒绝。 1933年1月，**派专使迎段祺瑞南下，委以“国府委员”衔。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病出血死于上海宏恩医院。 12月，段家将灵柩运至北京，暂厝于西山卧佛寺。1963年秋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段祺瑞尚节俭，财产不多。执政后未回过家乡，也未在家乡置田产。 一生酷爱围棋，曾资助过围棋手过氏兄弟及吴清源等，对围棋发展颇有助益。子段宏业，善围棋，曾任山西井陉正丰煤矿总经理。 3.梅泉诗老指的是谁梁鸿志（1882-1946） 近代官僚、汉奸 文人。 福建长乐人。清末巨儒梁章钜之子，从小诵读经史，为人狂傲，以东坡自许。 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多藏古代珍籍秘集，藏有33封宋代书札其中有苏东坡致辛弃疾的亲笔信。擅长诗文，著有《爰居阁诗集》，其诗低徊多感，颇有独到之处。 抗战后，因汉奸叛国罪被判死刑。早年中举人。 1905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任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职北京**，曾兼《亚细亚日报》编辑。袁世凯死后投靠段祺瑞，先后任法制局参事、京畿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肃政史、安福国会参议院秘书长，成为安福系骨干分子。 1920年皖系（段祺瑞）战败后，被列为十大祸首之一遭通缉，避居天津。1925年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后，任执政府秘书长。 段倒台后，先后闲居天津、大连、上海、杭州。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组织维持会，卖国投敌。 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 “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 是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 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解散伪维新政府，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 1944年底汪死后，改任伪立法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匿居苏州。 是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归案，押解上海。1946年6月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在上海处决。 著有《爰居阁诗集》，其诗低徊多感，颇有独到之处。蓝印本，凡十卷。 是书为梁鸿志赠送给民国集邮巨擘周今觉的诗集，扉页题跋：梅泉诗老吟定，梁鸿志呈。是书不多见，兰印本更属墨凤。 4.历史上的卖国贼的事例耆英 耆英（1790—1858），满族，爱新觉罗氏，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 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 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因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 崇厚 陈录 江朝宗 江朝宗（1861-1943年），行名世尧，原名雨丞，民国时改字澄，道号大中，斋名四勿轩。因排行第四，世称"四先生"。 旌德江村人，寄居六安州麻埠镇（今属金寨县）是北洋军阀重要人物。 江朝宗早年家贫弃学，入清末淮军将领刘铭传所设之麻埠继勋典铺习商。 清光绪十年（1884年）赴台湾投刘（当时刘督办台湾军务）参与抗击法军。刘部克复基隆后，江被升任海军管带。 次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后，江返内地办理江南等地赈务。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时，随袁世凯出关，负责前敌饷械及侦探敌情。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江负责处理直隶、山东沿海地区义和团和教民之间纠纷案件。光绪三十一年，江留办京畿冬防，协同守卫皇宫禁地，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保奏，以知府留于直隶委用。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江朝宗为该处成员之一。 1917年，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黎召"辫帅"张勋入京调停。 张率兵入京，逼黎以解散国会为调停条件。时伍廷芳为内阁总理。 于是江朝宗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国务总理，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命令解散国会。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 6月24日，江宣告卸任。后被段祺瑞作命为将军府"迪威"将军。 1921年，江朝宗保荐许世英为安徽省省长，自己则以"太上省长"自居。此后，江虽失掌军政大权，却以前清遗老、民国伟人、社会名流自命。 “七七”事变后，他投降日本侵略者当了汉奸。由于他是在日本投降前病死的，所以还举行了一个较为“体面”的葬礼 郑孝胥（1860~1938） 近代诗人，书法家。 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 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 光绪十七年，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 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 宣统三年（1911），为湖南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 最后叛国，追随日本侵略者，并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他绝交。 曹汝霖 （1877—1966） 上海人，字润田。 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章宗祥 浙江吴兴人，字仲和。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在清政府民政部任职。 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4年任司法总长。 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勾结，在段祺瑞指使下，出卖国家主权，向日大量借款，激起全国人民愤怒。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将曹、章、陆等免职。 1920年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1925年任北京通商银行总经理。 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 陆宗舆 陆宗舆（1876—1941） 字润生。浙江海宁人。 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后，任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 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 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 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 武昌起义后，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 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为驻日公使。 1915年初由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由他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 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9年4月19日，。 5.曹汝霖住的楼叫赵家楼那么请问：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见到准确资料。 从回忆资料来看，曹宅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中式房屋，东院则为西式平房。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 其实，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 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大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蜂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 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师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 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 但他经“五·四”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 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怀诗》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份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 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 看来，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 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 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在赵家楼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 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东院有戏楼，甚为宏伟，后门则在箭厂胡同7号。11月，曹为父亲办“彩觞”堂会，大宴宾朋。 直系上台后，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与皖系亲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 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 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 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占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 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特别是吴佩孚，还因此被日本特务毒死。 靳云鹏的例子与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日寇多次拉拢，靳不为所动。后来，华北伪政权也给他挂上了“顾问”空衔，但靳也从不到职。 据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非常气愤，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读书的小儿子曹朴（字君实），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九·一八”后随张学良至北平，后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长。 “七·七”后，日寇袭津，在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朴转请父亲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以今天的审查眼光来看，曹汝霖在沦陷期间，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 6.最晚的状元是哪个朝代的啊清光绪三十年举行殿试，状元是刘春霖，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刘春霖（公元1872—1944年），河北肃宁人。据说当初原拟状元是广东人朱汝珍，可慈禧一看就恼了。因为名字里这个“珍”字，慈禧马上联想到不久前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在逃跑时乘机害死光绪帝的珍妃，从此一看到珍字，就胆颤心惊，又恨又愧。再加上“朱”是大明王朝国姓，何况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人。于是，慈禧就将朱汝珍一笔勾掉，换上本是第五名的刘春霖。因这时恰逢大旱，最盼“春风化雨、普降甘霖”。 刘春霖状元及第后，不久被派往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不参与政事。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总理郑孝胥派人以溥仪名义，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他表示，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断然予以拒绝。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平津，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以同科进士兼留日同学身份，亲自请他担任伪北平市长。刘春霖当面给以痛斥。王揖唐恼羞成怒，派兵抄其家，并将刘春霖赶出家门。刘春霖经此打击，身心大受摧残，于1944年，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时年73岁。 刘春霖博学多才，在古文字、史学和金石学等方面有较深造诣。他工于书法，尤擅小楷，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刘春霖在《六十自述》诗中回顾往事，总结平生，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平生志不在温饱”、“不崇高位崇高行”。 刘春霖能够保持晚节，大义凛然，颇有状元风范。 7.胡适提出“少谈些主义”的那篇文章全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 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 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 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