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述南宋词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因此，不久后，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后来返归南宋。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 他的词作，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而极尽激烈豪放。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评为“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论为词”。 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认，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无论如何，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 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朱敦儒、陆游等。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时词多柔婉，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转而歌咏忧国心情，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总的看来较沉郁。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 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其词也满溢着激情，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 绍兴十一年（1141）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对金和约签订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在这种风气中，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在音律上悉心钻研，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 姜夔未能登进士第，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不无忧国之调，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较之贺铸、周邦彦，他用典较少，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被视为有“清空”之趣。特别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在其词集中出现17首，17首作品，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唯一的贵重手稿。 后期，所谓“文人墨客”，宦途无成，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 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然而不管怎样，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也为数不少。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 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而前述倾向，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使之鲜明的冲动。同时，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 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吴文英也多自度曲，成为其词风基调的，是一种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现、造句，均极尽华丽而曲折，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词至吴文英，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 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 2.南宋时期都有哪些词派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 3.话说南宋词和北宋词的不同特色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4.《稼轩长短句》简介其词悲壮雄放，词风慷慨悲壮，有不可一世之概，抒发爱国精神，而又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技巧繁复，体备刚柔，千汇万状，代表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稼轩长短句》， 其间每一收词都饱含作者的感情，各方面的都有。有“生查子”，青玉案”等等较婉约的词。 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具有非常豪放的气势。这与他的坎坷经历是分不开的。 早年的幼安，少年气盛，满怀决心，收复中原，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他为此谱写过描写当时满怀信心的词。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南宋主和派的掌权，还有朝廷软弱腐败，使幼安满腔热血无法释放，报国无门！幼安光复旧山河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但他将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以及不受信任、不受重用的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在词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文学幼安在用武无地、报国无路、恢复无望的情况下，将其全部精力与才情用于填词，对于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探索，成为南宋最杰出的词人。 然而，幼安的内心，并不想成为什么杰出词人，他只想着朝廷能够及时醒悟，早日收复中原。但是他至死，都未见到那一天，这是他的悲哀，是南宋的悲哀。 5.请问南宋后主的名子你问题有点毛病，南唐后主是李煜，南宋才子君主是宋徽宗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年——1135年），宋神宗赵顼的第11子，宋哲宗赵煦之弟，少年时是一个德才出众的皇子。 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病死时无子，向太后拥立赵佶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浪荡皇帝，他在位25年，在他统治的这25年间，是北宋统治最腐败的时期。 1127年7月被金兵所俘，后受尽折磨而死。？宋徽宗赵佶继位后，在政治上十分荒唐腐朽，重用善于投机的蔡京、王黼，擅权弄兵的童贯，善于逢迎搜刮的李彦、梁师成和主持“花石纲”的朱勔等人，时称“六贼”。 这些人上下勾结，党羽遍布朝野，他们公开卖官求利，甚至所卖的官都有定价：“在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买到高官的人特别多，这些人当官之后，大肆搜刮百姓。 宋徽宗根据蔡京的建议，以“迢述”的旗号，把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辙等120人，定为“元佑奸党，”徽宗亲自书写名字，找石匠刻在石碑上，称为党人碑，立于朝廷的端礼门外。凡刻在党人碑上的名字，人已经死去的，下令削去原来的官职称号，活着的则被贬到外地。 徽宗等人还把章敦等人定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徽宗赵佶根本不问国家政事，一心追求享乐。 他生活上荒淫至极，穷奢极侈，肆意搜刮民财，尽情挥霍。他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 1114年，徽宗为了修延福宫、艮岳、万岁山、景龙江等园林、命心腹童贯在苏州、杭州主持“苏杭造作局”，童贯作威作福，每天摇着羽扇，吆五喝六，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帝制造象牙、牛角、金玉等各种奢侈品，所用物料全向民间征集。公元1105年，朝廷又设苏杭应奏局，派朱勔主持。 朱勔凭借皇帝权势，到处横行，专门从东南各地搜罗各种奇花异石，再用船沿着运河输送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花石纲”害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谁家只要有一花一石被看中，用黄纸一盖，标明这是皇上所爱之物，不得损坏，然后拆门毁墙地搬运花石，用船运送汴京。如谁敢违抗，就指责谁对皇帝“大不恭”，由他任意治罪。 凡是深山的怪石、江湖的异物，都迫使民夫去开采。有一次，应奉局曾掠到一块高达四丈的太湖石，装在大船上，强征几千民夫摇船拉纤，遇到桥梁太低或城墙水门太小，朱勔就下令拆桥毁门。 为了把这块太湖石运回京城，竟拆毁沿途许多桥梁、城墙、水门才得以通过。有的花石体积太大，河道不能运，就由海道运送。 常常船翻人亡。人民在这种残害下，痛苦不堪。 朱勔的花石纲是当时石纲中规模最大的，供应的东西，主要有太湖、灵壁等地的石头，两浙的花、竹、杂木、海味，福建的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岛的椰子，湖湘的竹木，四川、两广的奇花异果，登（今山东逢莱）、莱（今山东掖县）等地的海错、文石等等。朱勔等人把这些奇花异石运到开封后，供皇帝和大臣盖宫殿、造花园、建住宅。 徽宗和蔡京依据《周礼》的记载，兴建“明堂”（祭祀的殿堂），任命蔡京为明堂使。明堂建筑规模宏大，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 又用铜铸造九鼎，用黄金装饰。建造九座大殿来安放，称为九成宫。 徽宗作《九鼎记》，演奏乐曲祝贺，接着蔡京又上奏，建议修筑延福宫，延福宫是皇帝举行宴会的地方，原来规模不大，蔡京为了讨好宋徽宗，派人在延福宫旧址建规模宏大的宫殿，用延福宫旧名。新的延福宫有七个大殿，东西各有十五阁，宫中能够引水为渠，叠石为山，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 徽宗为了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奢侈需要。大肆挥霍国库的积蓄，朱勔等人打着收买花石的旗号，从国库里领钱，然后把这些钱放进自己腰包，而采办花石都是驱使广大人民到深山幽谷中采来的。 国库空虚之后，朝廷又变着法儿增加赋税，使广大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徽宗还滥发纸币“钱引”，人民无以为生，不知有多少人家被逼得家破人亡。 徽宗还让宦官杨戬和李彦主持“西城括田所”，侵夺民田作为“公田”，仅十年间，就夺得民田即达三百万亩。还使用各种手段，把自耕农变为佃客。 按对分方式，向政府交租。？宋徽宗还尊信道教，大建道观，设置道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 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属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还听信道士刘混康的胡说八道，如果将京城东北地势填高，就可以多生儿子。 于是，徽宗和道士按八卦方位的艮位进行测量，然后修建了假山艮岳。艮岳比延福宫更加规模宏伟，其周围十多里，最高的一峰90尺，主峰的石头千奇百怪，雄伟峻峭。 艮岳中还修建了许多宫室楼台，栽种了多种树木。？徽宗还擅长书画乐舞，整天在宫中享乐，每到各种节日，他都召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等，想尽各种办法来尽情享乐。 宋徽宗的昏庸腐化，反动腐朽统治，激起了尖锐的阶级矛盾，逼使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其中规模较为大的有方腊、宋江起义。？公元1115年，女真贵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号金。 金建立之后，立即向辽朝进攻。1120年，宋金商定，联合进攻辽朝。 宋朝。 6.南宋词人胸怀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汉族人。 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为豪放派爱国词人，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