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描写建安风骨的诗句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 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 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 究其成因，同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 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 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 6首、《送应氏》等。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 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 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 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 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 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 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 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 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 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 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 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 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竟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 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 2.关于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 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 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 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于魏、晋、南朝时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后来也沿用到了书画理论中。 至于文学评论中的风骨论，当以《文心雕龙》中讲述的较为详尽。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 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 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建安时代的作家，摆脱了儒学的束缚，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处在战乱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现的慷慨激昂。 还有就是建安诗文所具有的明朗刚健的风格。 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 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 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汉献帝最后的一个年号叫作“建安”，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这稍前和稍后一段时期内的文学，一般统称为“建安文学”。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从这个时候起，当时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的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 3.建安风骨的诗歌特点有哪些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政治理想的高扬 人生短暂的哀叹 强烈的个性表现 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4.什么是建安风骨,结合曹操诗句,分析其特点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政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5.什么是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在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有着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也叫“魏晋风骨”）这一时代风格。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其文学作品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 6.以刘祯诗歌为例,简述“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刘桢，魏晋文学家，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生卒年均不详。 辽天祚帝乾统九年（1109）己丑科状元。此科及第者九十人。 父刘梁，以文学见贵。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 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 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217），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 与同一时期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等为“建安七子”。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 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的《诗品》列之于上品。主要作品有《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 、《赠人弟》三首等。 刘祯-时代背景 刘桢生活在魏晋时代，魏晋文学兴起的时代。魏晋文学是指中国古代三国两晋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属于中国文学中古期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前期。 魏晋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 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等。 刘祯-个人经历 刘桢早年即有才名，八、九岁诵《论语》、诗赋数十万言，而且“警悟辩捷，所向应答如响，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太平御览》卷385卷引《文士传》）。 成年之后，他希望际遇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汉末政治极为腐败黑暗，社会危机深重，统治者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后，各地军阀据地称雄，中国陷入分裂、动乱之中。据有中国北方的曹操，政治较为开明，任人唯才，广揽文学之士。 这使当时渴望中国统一、怀有济世抱负的有志之士，如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瑜、汝南应塌，以及刘桢等，纷纷从四面八方奔赴曹操治下的邺城，一时人才荟萃，形成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学集团，并由于他们的诗文大多描写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统一、治国的豪情壮志，慷慨多气，悲凉豪壮，从而形成了“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 在诗文中，他把曹操比做起于丰沛、统一中国的汉高刘邦，把曹氏的知遇，比做礼贤下士的信陵君（见《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之一）。他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 投曹之初，他被任命为丞相掾属，追随曹操南征北讨，参谋军机。建安十六年（211年）后，出任平原侯曹植庶子，不久即改任五官中郎将文学，随侍曹丕。 从现存诗文看，他与丕关系至为密切，而曹丕兄弟亦视为亲故，诗酒唱酬，交往常不拘形迹。曹丕曾特赠廓落带，以示亲宠，并由此而留下一篇妙文（载《典略》）。 然而，刘桢性傲，不拘礼法。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酒酣忘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诸人都匍伏于地，不敢仰视，独刘桢平视不避。 曹丕对此并未介意，而曹操听说后，要治以不敬之罪。经过援救，才“减死输作”，罚为苦役，终身未再受到重用。 这对刘桢自然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在《赠徐干》一诗中流露出他的痛苦心情。此后不久，北方瘟疫流行，刘桢便与徐干、陈琳、应瑒等一起染病亡故。 曹丕为此极为悲惋，为他整理遗文，作出评价，并追思往日“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亲密交往，不胜痛悼（见《与吴质书》）。刘祯-创作特色 曹操与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 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公宴诗》用华丽诗笔尽情写山水之美与游赏之乐。《斗鸡诗》是写斗鸡娱乐的作品，并无深意，但他能以极其精练的语言，传达出斗鸡之神采，同样体现了作者豪迈不羁的性格。 《赠人弟》这三首诗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初言苹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 （《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刘桢创作的弱点是辞采不够丰富，所以钟嵘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品》上）。 他与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赋》，在文采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 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 刘桢的散文，刘勰认为“丽而规益”，“若略取于名实，别有美于为诗矣。”（《文心雕龙·书记》），至如《赠徐干》一诗，以西园春景，映衬乖离之情，“笔气隽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词句清秀，写来婉转切情，凄恻动人，颇得《古诗十九首》韵致。 刘祯-文学成就 魏晋盛行的斗鸡刘桢是“建安七子”。 7.《建安风骨》 作文希望楼主采纳~~ 想起了“建安风骨” 扯起葫芦带起瓢，这几日和弟兄们侃球，说起了男人的血性；分析起男人血性缺失的原因，又想到了今日文坛上的娘娘腔、脂粉气，于是又想到了曹操和汉末建安时代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我国文坛上极负盛望。建安文学的开创者是极有血性的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 曹操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搜罗文士，造成了与汉末诗赋“极丽靡之词”迥然不同的欣欣向荣的建安文学的新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曹操的诗极为本色，气韵沉雄。 我们耳熟能详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今天读起来，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热血的脉冲。而“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伤时悯乱，苍凉激楚，唯天可表的感伤令人动容。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十分推崇曹操为文的“清峻”“通脱”，“做文章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例如，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文史学家对此评论道：“这些话非曹操不能道的”。 曹操在改造汉末以华丽纤巧掩盖空虚贫乏的文风上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又因为他权倾天下，自然是一呼百应。 他又爱才若渴，门下几乎集中了所有建安时期的文学翘楚， “三曹”、“七子”和蔡琰（蔡文姬）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曹丕华丽，曹植灵动，王粲激愤、蔡琰凄楚，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国计民生、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且形成了 “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 “建安风骨”对我国文学的影响相当深远。初唐诗人陈子昂在进行诗歌革新时，高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大气磅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登幽州台歌》，开唐代诗歌豪放激荡之先河。 而后，从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乘的发展，更不用说高适、岑参这些表现苍凉悲壮的边塞诗人。再后来，到了宋代，我们仍然能够在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身上看到“建安风骨”的影子。 尽管锺嵘在反对晋以后的形式主义诗风时，曾经慨叹道：“建安风力尽矣”！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建安以后的各个时代里，我们或多或少总能看到“建安风骨”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包括在文学上渐入式微的明代和清代。 文学走到现代，还有谁高举着“建安风骨”的旗帜？文史学家们没有论及。 愚以为，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臧否，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浅陋如我者，根本不能理解先生思想的深邃。 但是，先生对于“建安风骨”的情有独钟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鲁迅文风“清峻”和“通脱”的一面，愚以为是深受“建安风骨”的影响的。 文学走到今天，还能看到“建安风骨”的影子吗？ 今日文坛，真是“到处莺歌燕舞”，“乱花渐欲迷人眼”。文学史上有过汉代专事谄媚的宫廷诗，有过南北朝骈文的浮华奢靡，有过晚唐的只知堆砌华丽辞藻的“花间词人”，也有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让人悲哀的种种文学现象，但是，都比不上今日文坛的乌烟瘴气，都比不上今日一些文人或者所谓文人的无聊和无耻！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文学应该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不错，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有史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时代。 但是，这根本不能成为无病呻吟、矫揉造作、顾左右而言他的理由！根本不能成为公子派头、娘娘腔、脂粉气的理由！更不能成为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唾沫星子乱飞、兴奋无比的展示**、展示**的理由！ 因为，大面积的****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着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前无古人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已使长江泛滥、黄河断流、沙尘暴肆虐；还有数不清的孩子只知道“放羊”、“生娃”；还有数不清的白发苍苍的母亲悲哀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不能成长为一个正直的身心健康的人。我们殷殷守望着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在我们无奈的叹息中渐去渐远了，不是吗？还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吗？还有割腕相报的友情吗？ 这是一个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受到委屈的时代。 一些文人或者所谓文人，或者逃避现实，故作高雅，东施效颦，以超然世外的陶渊明状，很有耐心地修筑自己的象牙之塔；或者破罐子破摔，什么刺激，什么不要脸就写什么，从根本上造成了文学的血性缺失。 文学，总是记录着时代又反过来影响时代的。 从后一个意义上来说，为文的人，你的东西总要表述一种思想，一种观点或者是一种情绪的，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施加你的影响呢？诚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优雅，需要抒情，我们需要“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也需要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像我们一边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一边也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样，黄钟大吕的粗犷并不排斥小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