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求问我们离诗歌还有多远——兼评诗人匡国泰诗歌是拨开虚伪的生活表象，记录一个时代良知的天籁之音，展示人类美好的一面的风景，聆听大地万物疼痛的寂静的回声。 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诗歌题材尽管呈现多元化趋势，表现形式也多样化，但总体看来，具有个性、灵性、血性、独创性的作品不常见。大部分诗作语言粗糙、累赘、芜杂，意象单薄或繁杂，思想平庸甚至浅薄，少有灵性和想象力。 诗歌表面的繁荣，难以掩饰内在的疲软和漂亮的泡沫。无论诗人贴着生活底层滑行，还是学院式的钻进艺术的象牙塔，凭小灵小感涂写不关痛痒的浅薄之作，或一味无节制地宣泄个人隐私为能事，制造一些小圈子内阅读的非诗，无论玩的多么玄乎，最终不能打动人。 真正能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我以为，诗人们离诗歌太近了。 离什么东西近了，肯定是离什么东西远了；离什么东西远了，肯定是离什么东西近了。因此，大部分诗人失却了凝神观照的冷静，无从远距离俯瞰大地万物及芸芸众生的苦难，也失却了对平凡事物和细节的直觉灵悟的功夫；少有对民族根性、历史及个体生命、人类命运的反思和质询，更遑论澡雪精神。 对诗人而言，重要的是游历和灵魂。但当下多数诗人仿佛跟庸常生活混杂一起，泥沙俱下，难有沉淀之后的澄澈、清明、坦诚和安详的心态，难以忘记诗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一颗平常心与生活、自然打成一片。 因对诗歌缺少应有的虔诚和敬畏，所以有灵动、鲜活的诗意和深厚精神内涵的作品更是罕见。从根本上，现代诗歌远离了古典灵韵，乡土民间方式及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且食洋不化。 再加之诗人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诗外功夫的艺术修为，因此大多数诗人在重复自己的同时，亦在步人后尘：视野狭窄，角度平板化。尽管相当一部分诗歌虽呈现智性化，但少见具有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能够通过准确的意象、精省的语言，再现我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和东方特有的智慧；以现代的人生经验、语言形式体现真正属于中国风味的作品（洛夫）。 如果以上述洛夫诗歌的审美标准来衡量，湖南诗人匡国泰，即是一个明证。这位特立独行于诗坛之外的寂寞歌者，堪称诗歌界的“沈从文”。 何立伟、高咏志曾赞誉他，论灵气，当代诗人无人出其右，匡国泰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一向听从天籁召唤和诗歌召唤的匡国泰，凭借摄影家独特的视角，多年来，游历于湘西诗意山水，深情捕捉着正在“消失”的文明；徜徉于“二十四节气”，深切地关注易被忽略的平凡事物和动人的细节，以悲悯的情怀和清湛、超然的灵性之光，以深远的现代意识和直入底蕴的思想深度，漫步于“一天”的“乌有乡之旅”中，抓住一种疼痛，从而喊出唯一深切而一无所闻的鸟啼，可谓举重若轻，大音稀声。 对诗歌的敬畏，使之凭几十年的沉潜和深厚积淀，奉行越少即是越多的原则而厚积薄发，以故匡国泰自31岁开始创作，先后出版了“迷死人”的《鸟巢下的风景》、《青山的童话》、《如梦的青山》三部诗集。几乎每一首作品，玲珑剔透，如窖藏的经年沉酿，历久弥香。 他认为：诗是盲人手中的灯/是时光的镜子中/不老的新娘；诗意其实是一种陌生化的结果。诗人的使命是永远展现人类中最美好的一面，如果说批判的话，那也是为了唤醒美好。 诚哉斯言！九十年代初期，匡国泰凭借组诗《一天》夺得台湾“屈原杯”诗歌大赛一等奖，广受赞誉和推崇。此时正是“麦地”诗泛滥，被伊沙斥为“饿死狗日的诗人”的时候，针对诗坛的矫情和疲软现象，著名诗人林染曾在九三年力挺这组诗作，坦言这是他近两年以来，读到的唯一一组好诗。 时隔近二十年，《一天》穿越岁月的风尘和时代的喧嚣，读来依然鲜活如初，惊心动魄，让人回味久久。其后，匡国泰又在九四年的诗刊“青春诗会”中，凭借组诗《消失》奠定了他在诗坛的独特地位。 事实上，匡国泰的视角，即非奏响黄钟大律式的歌吟，也非关注重大题材，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凡的易被人们忽略的事物和动人细节中，神奇地凸现在中国湘西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中。颇像被马悦然极力推崇的四川诗人扬吉甫的耐人寻味的短诗。 正可谓一瓣花中见世界。代表作组诗《二十四节气》、《一天》、《消失》，均以时间为宏大背景，其中《一天》又以场景为主线。 独创了一种以亲切的中国传统民间方式为切入点，以广大乡村为隐喻和象征的集束短制。其中，《二十四节气》每首约二十五行左右，整个组诗浑然一体，又独立成章。 短诗均在十行以内，却内蕴丰厚，单纯而不失大气，可谓大巧若拙，精练之极。其散文诗《乌有乡之旅》，以时空为背景，语言灵动，形式和表现手法新颖奇崛，贯穿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可视为散文诗中的神品。 直入底蕴的认识深度，强烈的现代意识，是匡国泰诗歌最显著的特点。李元洛盛赞他是坐在古典椅子里的一个极现代的分子。 匡诗早已超越乡土诗的概念和地域特征，其组诗《一天》，尽管以湖南湘西山地某山村一天的生活场景为背景，却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凸现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文明融合时的尴尬与反思，读来领人警醒。《辰时：早餐》：堂屋神龛下/桌子。 2.杨宪益自传怎么样□原业伟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将翻译追溯到巴别塔，他认为当上帝变乱人类的语言的时候，已经产生了一个悖论，“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给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 因此，翻译是必须的，但在绝对意义上又是不可能的。大规模的外籍汉译，创造出了现代的欧化汉语，因而简化了理解同化的过程。 但汉籍外译就没有这个顺风车可搭了，导致难度成倍增加，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奇异的瑰宝。马悦然说，为了翻译李锐的小说，必须发明出一种新的清新的瑞典语。 那么以汉籍英译为代表的翻译工作，如同巴别塔上的喇叭，发明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腔调。 辜鸿铭林语堂时代：卡莱尔超人哲学与阳光先生的视角 横空出世的托马斯·卡莱尔，影响了包括**等一代伟人。 然而在普通民众间声望不响，将这位哲学家苏格兰竖笛的声音接上音箱，放大成震耳发聩的电贝司的功臣，乃是他的学生辜鸿铭。时至今日，顾彬老师谈到西方认识的中国的时候，还是首先提到这位香蕉老人。 之所以称其为香蕉人，是因为这位西方视为的中国的文化代表（以其为原型的伪满洲电影深入人心），骨子里是一位鄙夷凡夫的苏格兰贵族，带有德式的血统纯正观念。因此，他将洋务运动比作牛津清流，西太后为代表的满族贵族比作诺曼底贵族，是一种不看中国文化靶子的射击，而且火力强劲。 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阳光先生林语堂，用圣经与希腊典故赞扬中国文化，认为与长征相比，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军像一场室内演习云云，看似温和幽默，其实在理论上为集大成的“编著”，因此让西方学者看来更像是周国平这样的少奶读者杀手，后期到美国，更是雇佣英文秘书帮助看稿翻译，无怪钱钟书嗤之以鼻。 解放前的汉籍翻译，以原典为主，翻译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比附的味道，从销售的角度来说，购买者以外籍人士为主；新中国建国后，国家成立了外文局，江湖奇侠转变成了大内高手。 外文局成批次翻译：不可复制的传奇 写作《笨蛋英语》系列的陈文龙老师常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凭一部英译《毛选》学习英语。1995年的时候，琉璃厂旧书店一本20世纪70年代薄薄的英文版《**诗词》竟要100元的高价。 主持**著作翻译的学者规模宏大，皆一时之选，即使钱钟书先生身处其中，其译文也显得有些“中式英语”。题材特殊，翻译要经过九次校对，空前绝后，这也奠定了大陆的翻译人才队伍的基础和严谨的风格。 其中成语也有些意译，比如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翻译为“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stratagem”，但因为审译者众多，审定标准严格，更多的是费尽心机的直译，如papertiger这样的“文化输出”。这些情况在后来的《邓选》翻译上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翻译的人受到的束缚小得多。 从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对外翻译工作主要由外文局等特定的国家机构组织进行，发行业实行统一销售，大部分都是向各使馆赠送为多。这期间是中国文学大批量翻译的时期，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杨宪益与戴乃迭的鲁迅作品与《红楼梦》，W.J.F.Jenner翻译的《西游记》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从阅读感悟上说，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全面铺张而著称，由于不是英汉对照本，只是为了外销，很多诗词曲赋精妙之处都漏译了。而且由于当时缺乏专业的英语校对人员，只能由翻译自己文责自负。 在2005年《英语沙龙》刊登杨宪益翻译的《野草》中的一段，专家评议中发现了其中语法出现了问题，并作了修改。当我对照我从学校图书馆处理的书中淘来的旧书《野草》（此书最近一次借阅记录也是70年代的事情），发现一位读者已经用铅笔标出了这处错误，使我对这位不知名的高手肃然起敬。 流光溢彩的今日英译 汉籍英译到今日，无论是译者的水平还是读者的阅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就读者而言，20世纪的中国从没有像今日这样数量大、质量高的读者群。 英语读物普遍比中文读物在相同开本印制的情况下定价高，而汉籍英译的定价更高出一倍，因为定位在外销。即便如此，对于一些重要的好书，我还是不惜采购，比如《大中华文库》，尤其是其中的《老子》，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校注”的傅惠生老师。 大二的时候，陈晓芬老师在临下课的时间，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就是她要出差一段时间，这引起了大家的叹气，因为陈老师是我们系里人缘最好，讲课最清晰系统的老师，威望极高；但她马上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段时间给她代课的老师，是傅——惠——生！这三个字一出，立刻引发了全体女生的尖叫，几乎掀翻房顶。傅惠生老师在对外汉语系，是一个传奇！ 作为学生，我不想描绘傅老师讲课的盛况，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文字情绪的人。 他的成就，仅就《大中华文库·老子》一书，可见一斑。仅仅五千言的《老子》，一个职业翻译家一夜可就。 然而傅老师选择了做“校注”的工作，用亚瑟·韦利的翻译作为底本，综合自己阅读过的20余种《老子》译文作注释，引用不同的翻译对同一句话反复讨论，让读者互文见义，注释超过原文两倍以上。这在旨在全面介绍华夏文化的几十种《大中华文库》中绝无仅有，其他的丛书中我。 3.闻一多在文学方面有什么特点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是一位生于湖北黄冈浠水的诗人、学者、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因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闻一多主张新诗的格律诗要讲求音乐美，重视音尺整齐，韵律谐协；要讲求绘画美，务使句雕字琢，严谨精炼；要讲求建筑美，追求节的匀称，句的均齐。 闻一多新诗具强烈民族意识，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感情，从超现实而充满浪漫气息的生活中，转到满腔热血，全部奉献给他所忠于的事业。新月派作家中，只有闻一多才显出强烈而迫切的爱国精神和正义感。 闻一多早期诗歌多属自由体，后期诗歌形式整齐。他较早提出新诗的格律问题。 他的新诗具音乐美，讲究音尺、平仄和押韵，重视音尺的节奏和旋律的美，押韵方式丰富多采；具绘画美，形象丰富，色彩秾丽；具建筑美，重视节的对称和句的均齐，主张诗节匀称和诗句整齐。 闻一多新诗善于创造比喻，想象力丰富，善用拟人法，强调暗示，意在言外，善于使用典故，增强了诗的繁富，语言精炼，精于炼字，善于自铸新词，并在实践中作可贵尝试。 他依西洋格律而创作，但跟徐志摩不同的，是他的诗歌气势雄浑豪迈，善用北方口语。 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认为：“闻一多，1946年被枪.杀.了。 他的《死水》和《红烛》很好，非常好。他的《死水》我认为是非常伟大的作品——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死水》是闻一多在诗歌构建方面最成功的实验，是五四运动期间诗歌中最悲哀的一首诗，是现代中国文学中韵律最完美的挽歌式的诗歌。他的诗有一种建筑的美，他是个诗歌建筑家，他的诗歌都有一个美丽的形式，非常好。 他有一些短诗诗意很像唐朝时代的绝句。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 他还有一首诗《闻先生的书桌》，写得非常好，写他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他看着那些东西就开始发牢骚。他的诗歌都是用民间语言写出来的，像《飞毛腿》，完全是用北京的拉车夫的语言写的——“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管保是拉了半天车半天歇着”，这首诗非常好。” 4.沈从文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谢尔以•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 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5.作文汉字之美第一篇：我爱你！汉字 汉字如同一个个淘气的小宝宝，每当我见到它们时，就会感到其乐无穷。 由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草书又到行书，这是多么美妙的演变啊！汪竹柏说得好“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 狂草奔放，凤舞龙翔。” 这些被囚禁再方格里的小精灵，有着独特的性格，每个小精灵，都有不同的风韵，独具自己的本领。 “展”使你觉得全身轻松，而“紧”又好像不能自如。“悦”一看就心情舒畅，“伤”又如同将你千刀万剐。 遇到“太阳”便能感到无穷的热力，见到“月亮”就会觉得凄凉又带着清丽的光辉。这些汉字无穷无尽的变化，让我不禁慷慨激昂，为祖先伟大的创造连声称赞！ 汉字的有趣还体现在写谐音上。 就拿谐音歇后语说吧，虽然表面意思很普通，可含义深刻，让人回味无穷。如，“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葱和豆腐在一起，必然是有青有白，所以“一青二白”，另一个意思是，事情知道了真相，所以“一清二白”。 汉字，多么有趣啊！我要大声喊出：“中华汉字，生动形象。传播文明，盖世无双。 我爱你，汉字！”第二篇：汉字的灵魂 走在街边，我们总可见到这样的情景：音像店中，那轰鸣的音响中传出的始终是那节奏感极强的英文歌，人们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英文歌专卖区，而那零落的、稀疏的民乐CD盒上却满布着灰尘。 每每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便涌出一股酸楚：“汉语真的走向衰落了吗？”大开的国门给我们带来了繁荣的经济，而那外来的语言也似潮水般涌入了年轻人的大脑，淹没了大街小巷。 于是少了那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多的是一份沉重的哀思…… 在我印象中，汉语是多么的美丽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汉乐府用她那独特的婀娜带着江南的清香，伴着燕语呢喃飘入人们梦中，使那梦境亦真亦幻，氤氲的水汽打湿人们的易感动的心，何其妙哉！又或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的清新与明媚如同春日的黄莺穿柳，白鹭登天，将轻灵投向那一如水洗的碧空，也如同独上高楼的青涩江南女子，将一眼隐隐的凄怨化为一汪美丽的池水，滋润、迷醉了五千年的华夏古国！这是多么的令人心向往之。 汉语也是神奇的。 某位作家曾写过一篇名为《施氏食狮史》的文言短文。内容浅显，但据说通篇文字只有一个读音“shi”（当然，音调不同），这实在令人惊叹。 也许，世界上也只有汉语能做到呢？ 可是，我们拥有着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却为何要弃之不顾，而去追寻其他民族的语言呢？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说：“我们的语言是世上最美妙的语言！”唯独那些不可理喻的崇洋者疯狂地攻击着自己的母语，着实令人费解。 德国有这样的规定：演讲者在发表演说时必须使用德语。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学习英语，本是为了方便与外国友人沟通，而我们甚至连面对同胞时也讲英文，这是为哪般呢？百年前，中国被武力奴役，不想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被语言奴役…… 翻开线装书本，淡的檀香味飘进鼻子——这才是灵魂的味道啊！飘逸的李白，哀怨的易安，豪放的东坡，他们费尽心血构建起了中华民族的灵魂，然而这灵魂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飘散了吗？不！决不能！请让我们一起张开双手，拥紧我们的灵魂吧！第三篇：小论汉字 我认为汉字最杰出的是在成语和文言文方面。 成语，含五一文，是简洁精辟的，它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定型词组或短句，当然也可以是古代文人造词或从典故引申而来。比如亡羊补牢、梁上君子、刻舟求剑等十典型的典故类成语，如空空如也、临深履薄、任重道远等则是典型的造词而得的成语。 文人造成语最为频繁的时期当是春秋战国时期，比如《论语》，就是一本很好的成语手册，里面有许多非常精彩的成语，有比如《庄子》，亦有许多诸如游刃有余、庖丁解牛等非常漂亮的成语。那么为什么在当时会涌现出如此多绝妙的成语呢？这恐怕要归功于战争这东西。 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兵慌马乱、战火纷飞，各诸侯国之间和平相处，搞搞贸易，玩玩经济，那恐怕中国的文字（至少成语方面）不会有如此高的造诣。正是由于战争，许多有识之士就已是到他们有活干了，于是涌现出诸子百家，形成百家争鸣的场面。 各派人士奔走于各国之间，努力向君主和愚民们灌输他们的思想，愚民们容易糊弄，而君主们，尤其是他们手下的爪牙心服，个个老奸巨滑，居心叵测，不讲究些技巧策略是必败无疑的。于是，各派人士不管是胡编乱造还是道听途说，搜刮来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来作为事实论据，以此来直接或间接证明他们的观点（事实证明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于是，许许多多典故类的成语也就诞生了，至于每一个成语背后的故事是真是假，那就很难说了，但对于成语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文字这种东西本身就是真真假假。 至于人们流传下来的成语，则是属于“实利”的，不漂亮不精彩但很到位、很贴切，所以往往和俗语分不清楚。 但又是何必呢？何必去区分成语与俗语呢？成语本身不就是变相的俗语吗？ 汉字极讲究“音”“形”，成语亦是如此。比如“风驰电掣”，不但读起来如同闪电一般，而且在字形上。 6.关于翻译的名句译事三难：信、达、雅。 清·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译事：翻译工作。信：准确，指忠实于原文。达：通顺，措文字通顺、薏息表达得充分详尽。雅：精美，指富于文采。本句大意是：从事翻译工作有三难：准确，通顺、精美。不同的语种之间，不仅语序、句法各有不同，而且不一定有一一对应的文字、诃汇。同时，即使同一语种，古代语言与当代语言也往往存在上述问题.因此，将外文译成本国文字，或将古文译成现代文，既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又要文字通顺，意思详尽，还要语言精美，富于文采，诚非易事。这里严复不仅强调了翻译工作的困难，还道出了自己翻译外文的甘苦，也提出了翻译工作应有的要求。可供引用说明翻译工作的困难和做好翻译工作的标准。 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 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 翻译名言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过去我一翻译什么作品，人们就会猜测那位作家会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就是文学价值，文学质量。不一定。文学价值，就是说质量是唯一的标准。翻译的质量也很重要。 记者：原则上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条件是什么？跟数量有关系吗？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我觉得他（有些作品）真的写的太长了。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了莫言的短篇小说《小说九段》，我看完后，立刻就翻译成瑞典文，还开始尝试自己写微型小说，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就觉得莫言对文字的掌握能力非常好。他的《船》还让我想起沈从文30年代写的短篇，非常像。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能创造发明的和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做翻译的人，比起那些只会背诵旁人的书本而大肆吹嘘的人，就如同一件对着镜子的东西，而比起它在镜子里所产生的印象，一个本身是一件实在的东西，而另一个只是空幻的。那些人从自然那里得到的好处很少，只是碰巧具有人形，如果不因为这一点，他们就可以列在畜生一类。 关于翻译的名言雷达芬奇 瑞典学院一共包括18个院士。我是他们里头惟一会中文的院士。除了用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写的文学作品以外，院士们需要依靠译文。幸好，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院士们所懂的外文。学院常常托有名的翻译家翻译个别作品，也请专家写报告，讨论某一个国家的最突出的作家。 记者：语言障碍是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相互隔绝的原因吗？瑞典文学院的18名院士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种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会成为主要障碍吗？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水浒传》是七十年代译的，但是《西游记》是九六年出的，一共五册，比较厚，所有的诗词都包括在内。因为吴承恩的词填得非常好，他是一个很大的词人。除了这两部以外，我最近十几年翻译的就是七十年代以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小说、诗歌什么的。我希望西方人，尤其是瑞典人能够欣赏中国文学。这是我的责任。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我不懂。我不明白。因为我认识好些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他们有的也是自己翻译文学作品。但是问题是：不懂中文的、需要依靠译文的西方读者能不能欣赏中文文学作品？当然要看译文的质量。所以翻译家的责任是非常重的。我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批评过中国的外文出版社所出的那些当代小说或者古代小说，那时的翻译质量不够好。 记者：您能否分析一下，为什么不少中国作家认为汉学家不可能懂得中文文学，他们为什么这样想？ 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以我个人的经验，执著身相的人非常多；过份著相的人，在医学上叫作宗教心理病，没有办法治疗。不仅是佛教方面这类人多，所有的宗教，都有些信徒并不追求教理，只是盲目的信仰，变成宗教心理病。佛法里一句话，就是太著相。所以金刚经翻译成「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就是说是智慧的成就，不著相，不能以身相见如来就是这个意思。 翻译名言国学大师，诗人 南怀瑾 《金刚经说什么》 因为命运让我学会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让我阅读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我早就认识到：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我自己所爱读的中国文学作品。所以，我四十年前就开始翻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当代的作品。以前，搞上古、中古文学作品多一些，但是最近二十年我可以说是专门搞当代。啊！当代的作品，我也翻译过《水浒传》跟《西游记》。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马悦然 7.为什么鲁迅没有获若贝尔文学奖其实很多年前鲁迅先生的作品已具备获奖的条件，而并非因为人们所传的鲁迅先生自己放弃资格，而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人及时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版，直到70年代的杨宪益翻译的英文版面世。 而诺贝尔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先生（评委会中唯一懂得中文的）表示，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曾很接近诺贝尔奖，遗憾的是，沈先生却在他被提名时就去世，使得其和大奖擦肩而过。而老舍，巴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在被翻译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出了岔子，使的作品不能全方位的摆放在评委们的眼前。 这些都是历史原因，而作为诺贝尔奖本身来说，它的创立者诺贝尔曾在遗嘱中表示：不要考虑获奖者的国籍，该谁的奖就颁奖给谁。但是历史却证明了一点：国家越强大，其公民得奖概率越高。 例如美国，其获奖者人数是第一的，对文学奖而言，则是法国第一美国第二，这并不是说歧视社会制度，这是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于教育程度以及经济文化水平相挂钩的，这并不是说咱中国的5000年文化底蕴比不过别人美国和西方国家，只是说明中国的历史情况。近代中国是什么样子，大家应该都清楚，19世纪时候中国正被外国联军侵略，而后是内部的长期战乱，接着又抵抗日本侵略。 相信几个评委没有太大兴趣将目光放到一个战乱的国家吧。当代中国虽然少了很多大家，巴金先生的去世又给国人增添了几分伤痛和惆怅，但是我们仍可以欣喜的看到，新兴作家（排除炒作的那些马桶作家）的实力也不可小觑，若这些作家能够不断磨练自己的真功夫，若干年后交出几部上乘作品，那么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就快出现了。 8.求问我们离诗歌还有多远——兼评诗人匡国泰诗歌是拨开虚伪的生活表象，记录一个时代良知的天籁之音，展示人类美好的一面的风景，聆听大地万物疼痛的寂静的回声。 然而进入新时期以来，诗歌题材尽管呈现多元化趋势，表现形式也多样化，但总体看来，具有个性、灵性、血性、独创性的作品不常见。大部分诗作语言粗糙、累赘、芜杂，意象单薄或繁杂，思想平庸甚至浅薄，少有灵性和想象力。 诗歌表面的繁荣，难以掩饰内在的疲软和漂亮的泡沫。无论诗人贴着生活底层滑行，还是学院式的钻进艺术的象牙塔，凭小灵小感涂写不关痛痒的浅薄之作，或一味无节制地宣泄个人隐私为能事，制造一些小圈子内阅读的非诗，无论玩的多么玄乎，最终不能打动人。 真正能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我以为，诗人们离诗歌太近了。 离什么东西近了，肯定是离什么东西远了；离什么东西远了，肯定是离什么东西近了。因此，大部分诗人失却了凝神观照的冷静，无从远距离俯瞰大地万物及芸芸众生的苦难，也失却了对平凡事物和细节的直觉灵悟的功夫；少有对民族根性、历史及个体生命、人类命运的反思和质询，更遑论澡雪精神。 对诗人而言，重要的是游历和灵魂。但当下多数诗人仿佛跟庸常生活混杂一起，泥沙俱下，难有沉淀之后的澄澈、清明、坦诚和安详的心态，难以忘记诗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一颗平常心与生活、自然打成一片。 因对诗歌缺少应有的虔诚和敬畏，所以有灵动、鲜活的诗意和深厚精神内涵的作品更是罕见。从根本上，现代诗歌远离了古典灵韵，乡土民间方式及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且食洋不化。 再加之诗人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诗外功夫的艺术修为，因此大多数诗人在重复自己的同时，亦在步人后尘：视野狭窄，角度平板化。尽管相当一部分诗歌虽呈现智性化，但少见具有以现代为貌，以中国为神，能够通过准确的意象、精省的语言，再现我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和东方特有的智慧；以现代的人生经验、语言形式体现真正属于中国风味的作品（洛夫）。 如果以上述洛夫诗歌的审美标准来衡量，湖南诗人匡国泰，即是一个明证。这位特立独行于诗坛之外的寂寞歌者，堪称诗歌界的“沈从文”。 何立伟、高咏志曾赞誉他，论灵气，当代诗人无人出其右，匡国泰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一向听从天籁召唤和诗歌召唤的匡国泰，凭借摄影家独特的视角，多年来，游历于湘西诗意山水，深情捕捉着正在“消失”的文明；徜徉于“二十四节气”，深切地关注易被忽略的平凡事物和动人的细节，以悲悯的情怀和清湛、超然的灵性之光，以深远的现代意识和直入底蕴的思想深度，漫步于“一天”的“乌有乡之旅”中，抓住一种疼痛，从而喊出唯一深切而一无所闻的鸟啼，可谓举重若轻，大音稀声。 对诗歌的敬畏，使之凭几十年的沉潜和深厚积淀，奉行越少即是越多的原则而厚积薄发，以故匡国泰自31岁开始创作，先后出版了“迷死人”的《鸟巢下的风景》、《青山的童话》、《如梦的青山》三部诗集。几乎每一首作品，玲珑剔透，如窖藏的经年沉酿，历久弥香。 他认为：诗是盲人手中的灯/是时光的镜子中/不老的新娘；诗意其实是一种陌生化的结果。诗人的使命是永远展现人类中最美好的一面，如果说批判的话，那也是为了唤醒美好。 诚哉斯言！九十年代初期，匡国泰凭借组诗《一天》夺得台湾“屈原杯”诗歌大赛一等奖，广受赞誉和推崇。此时正是“麦地”诗泛滥，被伊沙斥为“饿死狗日的诗人”的时候，针对诗坛的矫情和疲软现象，著名诗人林染曾在九三年力挺这组诗作，坦言这是他近两年以来，读到的唯一一组好诗。 时隔近二十年，《一天》穿越岁月的风尘和时代的喧嚣，读来依然鲜活如初，惊心动魄，让人回味久久。其后，匡国泰又在九四年的诗刊“青春诗会”中，凭借组诗《消失》奠定了他在诗坛的独特地位。 事实上，匡国泰的视角，即非奏响黄钟大律式的歌吟，也非关注重大题材，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凡的易被人们忽略的事物和动人细节中，神奇地凸现在中国湘西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中。颇像被马悦然极力推崇的四川诗人扬吉甫的耐人寻味的短诗。 正可谓一瓣花中见世界。代表作组诗《二十四节气》、《一天》、《消失》，均以时间为宏大背景，其中《一天》又以场景为主线。 独创了一种以亲切的中国传统民间方式为切入点，以广大乡村为隐喻和象征的集束短制。其中，《二十四节气》每首约二十五行左右，整个组诗浑然一体，又独立成章。 短诗均在十行以内，却内蕴丰厚，单纯而不失大气，可谓大巧若拙，精练之极。其散文诗《乌有乡之旅》，以时空为背景，语言灵动，形式和表现手法新颖奇崛，贯穿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可视为散文诗中的神品。 直入底蕴的认识深度，强烈的现代意识，是匡国泰诗歌最显著的特点。李元洛盛赞他是坐在古典椅子里的一个极现代的分子。 匡诗早已超越乡土诗的概念和地域特征，其组诗《一天》，尽管以湖南湘西山地某山村一天的生活场景为背景，却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凸现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文明融合时的尴尬与反思，读来领人警醒。《辰时：早餐》：堂屋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