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宋词的研究用什么贡献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来加以综合审视，同时，依据文学自身发展与演进的内在规律性，界说婉约词的基本审美特征，并对婉约词的演变进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予以“远距离”与“近距离”的审美观照。 既宏观上把握婉约词在各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环境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在个案上以唐宋词大家名家及其婉约词为研究对象，探析不同时期的婉约词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创作手法及声韵情调等方面所产生的审美意蕴，以期深入揭示词体文学样式独特的美感特质。这乃是词学本体研究的核心问题。 全文共分五章与结语部分： 第一章论述婉约词萌生的历史文化渊源，从词体的音乐性、地域文化以及文人创作心态三个层面溯源讨流，并加以概括总结：倚声填词是婉约词萌生的直接因素；西蜀南唐文化的形成对婉约词的“阴柔”特性产生了间接的作用和影响；社会历史变迁又是文人创作心态转变的重要因素。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唐宋婉约词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章探讨婉约词所确立的范型。一方面是《花间》“冠冕”：温庭筠与韦庄以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为婉约词体式的创立奠定了基石，并以《花间》词为审美对象，从题材内容的香艳性与深婉的抒情性方面，总结婉约词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与《花间》词有所不同的是，以南唐冯延巳、后主李煜词为典型形象，揭示婉约词蕴含着凄恻哀伤的抒情基调。 尤其是李煜词的艺术创作使婉约词的抒情内涵从男欢女爱、相思离别这类相对狭小的个人情感圈子里，开始步入社会人生以及生命本体的多维情感空间，含思深沉，意味隽永。 第三章讨论婉约词在北宋历史文化环境下的继承和衍变，并分析婉约词创作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意蕴。 北宋以汴京为中心城市经济的繁盛，士大夫文人歌舞享乐的社会风尚及其独重歌妓之传唱这三个方面，对婉约词得以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点考察以晏殊、欧阳修与晏几道工于小令的艺术创作上，他们并非是简单地沿袭南唐五代词风，而且形成了婉约词独具的艺术特色，显示出婉约词衍变的审美趋向。 即以男女恋情为核心内容的婉约词中，那些被理想化的佳人形象，不再是单一地表现男女恋情的忠贞持守，同时融入“多情士子”的情感生活与身世经历，蕴含着士大夫文人学士的性情与襟怀。这两种情思相互交融，含蓄而清雅，深挚而凄苦。 同时，着重于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长调，抒写下层市井青楼女子的情感生活和爱情体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富有鲜活生命力，更能抚慰文人漂泊天涯、凄凉独处的心灵创伤和情感寄托，词在宋代虽视为“小道”、“末技”，文人们却愈来愈离不开它。 第四章探讨婉约词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北宋之交进一步地深化与拓展，以苏轼、李清照和周邦彦三位杰出词人为重点研究对象，展示他们的词体观念与创作实践中“豪放”与“婉约”两类对应物的交互激荡与融合，对婉约词的题材内容、审美意蕴及其艺术形式等方面的深拓，颇有建树。 苏轼的婉约词很有造诣，首先离不开苏轼文化人格魅力。苏轼文化人格的成因，与其卷入北宋文人的新旧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经历人生的几重磨难之后得以升华，对“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念，不仅对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在题材内容与审美意蕴方面，深拓了传统意义上的婉约词，使婉约词的抒情内涵由最初单一的男女情爱出发，渐次渗透与融入文人学士的品性、修养与襟怀等情感层面，进而体悟世事人生，增强了社会生活的时代感，最终成为情感体验的多维审美空间，这也正是苏轼婉约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由男性词人群体占据统治地位的宋代词坛上，李清照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敏锐的情感艺术，由“男子而作闺音”到“闺音”发自女性自身，寻求自己的“话语权”，并深切感受和抒写了宋代政局动乱中人事沧桑之感与身世沉沦之叹。 李清照以女性文人的独特身份在词作中塑造女性的自我形象，展示身处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的女性真实而深沉的内心情感，区别于男性文人性别视角的独特的情感审美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李清照对婉约词的独特贡献。周邦彦对婉约词的“集大成”，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所体现的艺术成就：精通音乐，熟解声律；讲究曲折回环的结构，缜密典丽的词章；沉郁感伤的抒情基调。 需要指出的是，周邦彦婉约词不仅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有着深厚的情感内容，寄寓着词人的身世经历。 第五章探讨婉约词在南渡之后的词体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所呈现出的演化情况。 首先，分析南宋词坛创作主体所身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婉约词的演化，同时，南宋词学观的建构，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与延深：对曲子词发展演变的历史总结，指出乐歌关乎国运兴亡的必然；推尊词体，使词与诗的地位等同；倡言雅正，讲究协律、词章，并对婉约词的演化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接着，重点考察探析婉约词在创作实践上的演变情况。 北宋词坛基本上是婉约词的情感艺术世界，而在南渡之后至宋季这一阶段，婉约词以姜夔、吴文英与张炎为代表，与“豪放惟幼安称首”的豪放词双。 2.求一篇分析唐宋文化的论文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 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 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 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 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 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 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 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 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 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 3.(1/3)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中国古代文凡是读过明清章回小说的人，都会对其先诗词、再议论，然后才开始正式叙述故事的开头模式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 也许正因为人们对这一明显的文本构成现象太熟视无睹，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研究。但是，通常人们最熟视无睹的，往往是一个民族最独特的。 研究发现，明清章回小说的开头并非千篇一律，也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寻的。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下、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开头模式，尽管有俗套之嫌，却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小说的叙事结构、内容寓意及读者接受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功能。 这些开头模式是中国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决不可抛开这些具体的特征而去谈抽象的理论。这些模式的形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审美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潮、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与作家个人的思想、经历及创作习惯有关。 本文将在分析章回小说开头模式的基础上，着重从文体形成的角度展开对明清章回小说开头模式的研究。明清章回小说沿袭了话本小说的创作体制，它的开头也从话本小说的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演变而来。 以诗词议论开篇是绝大多数章回小说惯用的手法，这是受话本小说入话的影响。诗词议论可以点明主题，概括全文的大意；可以烘托某种情绪，抒发一定的感慨；也可以论说作品主旨，进行劝诫。 如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的篇首是一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使抒发的是一种看破事业功名的人生虚无感和历史虚无感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之中。 4.急求唐诗与宋词的审美差异 以具体诗词为例 很急 谢谢诗词审美意境之表现（一）唐诗的意境唐人有关意境的研究与创造有划时代的意义。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 主要是唐诗真正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创造出韵味深长、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歌意境。（1） 盛唐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 创造出兴象玲珑、韵味无穷、高度浓缩、多层次又轮廓明晰的意境。 我们看下面几首诗：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之一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王维《辛夷坞》各诗无一不是情景交融契合， 并且能再造想象， 引人遐思， 含蓄蕴藉， 言外有意， 余味无穷。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王维诗时就称赞其作品：“词秀调雅， 意新理惬， 在泉为珠， 着壁成绘， 一字一句， 皆出常境。” （2） 中唐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 创造出以心照境、心与境谐、境生象外、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趋于内向化、主观化的意境。所以， 中唐诗歌的意境便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我们看下面几首诗：钓罢归来不系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 只在芦花浅水边。 /I>——司空曙《江村即事》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滁州西涧》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老兔寒蟾泣天色， 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 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 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 一泓海水杯中泻。 ——李贺《梦天》上面前两首诗， 以心照境， 写得不即不离， 含蕴深远， 境生象外， 言外有意， 是诗人对世理人生无可无不可的独特情趣与心境的真实写照， 尤其“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句，明写客观物境， 实则更是诗人心灵世界的外化， 象外有象， 弦外有音。第三首诗也表现出中唐诗境的特殊风貌： 一方面境界深远， 言外有思， 同时全诗又弥漫着一种浓重的主观情思即怀古伤今的感慨， 由此人们读之， 一种主观化的色彩， 一种浓郁的伤悼之情沁人心脾。 第四首李贺之作主观化色彩更为突出， 诗中天上境界以及由天上看人间的景观都是诗人主观臆度而出， 是诗人心灵世界的曲折反映。这种诗境同前两种一样， 反映出唐诗之意境由盛唐到中唐的转变痕迹： 突出点是由外向型、开张型向内向型、主观型的演变。 （3）晚唐诗在意境方面以朦胧美最为突出。这个时期诗歌本来有多种意境： 一是怀古咏史诗深沉含蓄的意境， 如杜牧的《登乐游原》， 薛逢的《悼古》， 王枢的《和严恽落花诗》等都是如此。 二是爱情诗细美幽约、迂回曲折的意境。如杜牧、李商隐有关爱情题材的诗作多是如此， 而李商隐则更为突出， 如其《锦瑟》， 特别以爱情为题材的无题诗更是如此。 三是味外有味、韵外有致、景外有景的多重意境， 这方面以司空图为代表。在整个晚唐时期， 在诗歌意境的创造上， 李商隐的朦胧诗造诣最高， 在整个中国诗史上独标风韵。 以上所言是唐诗在意境创造方面的主要成就和特征， 尽管这几种意境各有独到之处， 但总体上都以韵味深长为特征， 这是唐诗各种意境的共同点。（二）宋词的意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词以境界为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诗话》中也说：“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 他们都认为宋词也同唐诗一样具备意境。 在诸多的意境中，雄浑、深静、迷离渺远应是最为常见的。（1）雄浑之境宋词发展到苏东坡、辛弃疾时代，词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融入自己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和浓郁的生活情趣，还将炽烈的爱国热情和饱满的斗争精神倾注于词，极大地开拓了宋词表达的内容，给宋词注入了刚健壮烈的风骨。 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将骇目惊心、雄伟奇绝的长江景观与雄壮威武的历史融于一体。在这里，自然与历史，空间与时间，雄壮与飞动都凝固了，读者获得的力量与震撼，是发自于内心的酣畅淋漓与灵魂的净化，因此这首词被誉为豪放词的杰出代表。 具雄浑之境的词大都突破了儿女之情、离愁别绪，或咏壮丽的自然景物，或抒发登临怀古之情，或叙边关征战，或抒爱国之志，或论史谈玄，或叙师友之谊，或高楼远眺，或夜读遨游……无不表现出词人慷慨激昂、雄奇奔放的气势。词人们往往选用“旌旗角声”、“征衣”、“鹧鸪声声”、“落日危楼”、“西风瘦马”、“孤标红梅”等来营造孤愤、旷达、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雄浑之境。 如：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水龙吟》）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 5.当前中国的审美文化格局是怎样的一 《易传·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以此观之，国内迄今为止的美学史著作，似呈“道”、“器”分流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如诸中版本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主潮》、《中国美学史大纲》等；另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器物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 前者常不加限定地命名为“美学史”，但其并不能囊括美学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后者虽不以“美学史”相标举，但其所关注的对象却同样是美学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前者不去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中来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究竟达到了何种自觉的程度，即要从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来确认那个社会的审美理想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逻辑水准；后者则不太关心思想家、哲学家的言论和著作，而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即要从实证的角度发现一个时代的审美活动究竟体现为何种类型的物质形态，即要以描述的方式来证实一个社会的审美经验究竟凝结为什么样式的艺术成果。 应该说，上述这两种研究都是应该的、必要的、有价值的，但同时又是不全面、不充分、有待于发展和超越的。 而当这两种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它们也就为实现其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于是，一种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审美文化史”便有可能出现了。 “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十分模糊的概念，上至风俗、礼仪，下至工具、财物，似乎都可以包容在这个范畴之中，据有人统计，目前世界上对‘文化’一词的界定有140多种。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则指的是介于存在和意识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对于客观的物质存在来说，文化属于社会意识方面的东西。 尽管我们可以从仰韶的彩陶和殷商的饕餮中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但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这些彩陶和饕餮本身，而是指通过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一种时代的风尚、一种民族的习惯、一种社会的心理、一种集团的气质……。 对于主观的社会意识来讲，文化似乎又属于社会存在方面的东西。 因为它既不是偶然的思想观点，又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相反，它是决定具体观点、影响个人意志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并不是以物质的形态摆在人们面前的，但却又是每一个社会的人所无法摆脱、难以超越的。 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和典章制度之中，而且还会渗透到人们内在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成所谓‘文化——心理结构’，所谓‘集体无意识’……因此，如果要用一种哲学的语言来概括上述含义的话，那么我们将把‘文化’界定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 ”[1] 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处在“道”、“器”之间的中间性质，使得“审美文化史”既不同于逻辑思辨的“审美思想史”，又不同于现象描述的“审美器物史”，而是以其特有的形态来弥补二者之间存在的裂痕：一方面用实证性的物态史来校正和印证思辨性的观念史，一方面用思辨性的观念史来概括和升华实证性的物态史。 从这一意义上讲，“审美文化史”的出现，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美学史研究对象的扩大和丰富，它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二学术上最为成熟的形态往往也正是最为复杂的形态。 在逻辑上，“审美文化史”要介于“审美思想史”和“审美器物史”之间；在对象上，“审美文化史”要包容“审美思想史”和“审美器物史”的内容；在操作上，“审美文化史”则要综合并超越“审美思想史”和“审美器物史”的方法：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思辨推理，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是一种建立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 与“思辨”和“实证”相比，“解释”与“描述”既是一种最为自由、最为随意的方式，也是一种最为复杂、最为艰难的方法。 说它自由而随意，是因为解释和描述者既不用对思辨所得的成果进行逻辑的演绎和推论，也无须对实证所得的材料进行历史的考辨与验证，而只是在二者之间进行一种自圆其说的阐释和分析罢了。 说它复杂而艰难，是由于这种阐释和分析所要涉及的条件因素千头万绪，因而常常使解释和描述者很难避免知识匮乏的个体局限，难以考虑周全；是由于这种解释和分析要同时受到思辨之演绎逻辑和实证之经验归纳的限定和制约，因而常常使解释者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很难自圆其说。 正因如此，即使是名家如李泽厚者，其《美的历程》一书亦曾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平心而论，尽管该书尚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通史，而有其删繁就简、避重就轻的“讨巧”之嫌（如偌大一个元代，只以一笔“山水意境”而轻轻带过，却忽略了最能体现那个时代苦难精神和美学成就的戏曲艺术）；尽管该书急于印证李氏个人的美学思想，因而不乏主观随意、简单武断的“牵强”之处（如为了说明其“积淀”理论，回避了彩陶纹样产生和发展的多种可能）；但观其全书，且不论那些闪光的思想、优美的言辞，以及独具。 6.唐宋文人在精神信仰和文化内核的异同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人“大有胡气”，尚武豪放，“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受此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另外，由于唐代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妄气质。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抒胸臆，毫无扭捏猥琐之态，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真的气息。 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跋扈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分割军权、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制度，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逐步确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认识，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而武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则越来越低，以致后来出现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当兵郎”这样的民谚。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息，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理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笔者采用拟人的说法，可以从唐诗宋词中看到唐宋文人性格的一个侧面：据“一时代之有一时代文学”的观点，宋词与唐诗、元曲并立于一时代文学的典范，清人有这样的比喻“词之为体为美人，而诗则壮士也”。以壮士比诗，以美人喻词，可知唐代文学则以阳刚的“诗”见长，而宋代则以阴柔的“词”见长。根据唐文化的高亢、明朗、热烈、奔放，宋文化的淡雅、舒缓、精致、细腻 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区别 以唐宋文人及其诗词创作为例 苗叶芳摘要唐、宋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同时也是后人研究的热点 笔者选择从唐宋诗词中把握时代特色以及文人的文化性格，从唐宋型文化的概念出发，以唐宋时期不同的社会生活为视角，比较唐宋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同 可知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细腻的情感色彩。词的内容题材是十分广泛的：男女情爱、人生际遇、离情别绪、春愁秋恨、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羁旅行役、兴之盛衰，对这种普泛化的情事进行“书写”，使词具有了柔媚婉约的风格，这与宋代文人柔弱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有关。 自晚唐五代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的走向衰落和经济中心的逐步南移，尤其是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文官文化的发达，使得广大文人不断加重了感伤的情调，多情的气质，“雌化”的心态，柔弱的风采，对此，宋代文人自己也有体会，如理学家程颐曾无比感慨地说：“今人都柔了！”宋词中的“柔媚”与唐诗中的“豪放”形成了一种唐宋文人性格的对比。 7.关于唐诗宋词鉴赏的论文八百字以上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 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 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 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 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 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 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 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 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 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 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 8.说一下唐代诗歌与唐朝文化（1000字以上）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中最强盛的时代，尤其是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是在文化方面都是空前的强大开放、繁荣昌盛。 文化方面，唐朝一方面敞开胸怀，实行拿来主义，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如天竺的佛教、波斯的祆教、大秦的景教及西域各国和各民族的雕塑、音乐和舞蹈 初唐： 一、四杰 提倡刚健骨气 二、陈子昂 风骨与兴寄 盛唐：一、李白 1、清水出芙蓉——清真自然的提倡 2、蓬莱文章建安骨——风骨兴寄的重视 二、杜甫 1、杜甫诗论 2、集大成说 3、沉郁顿挫说 三、《河岳英灵集》 1、《河》之品评标准 2、盛唐气象 3、殷璠“兴象论” 中唐： 一、白居易 1、讽喻诗论 2、闲适感伤杂律诗论 二、韩孟诗派 三、皎然《诗式》 晚唐：司空图《诗品》 初唐四杰 一、四杰其人：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二、诗歌理论主张 都有一种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 三、创作表现：情思浓郁 气势壮大 1、内容题材上的扩张： “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向江山塞漠”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2、诗歌体裁上的成就： 王、杨长于五律，卢、骆长于歌行 律诗绝句方面，王勃杨炯于平仄、对偶、用韵等方面完善了律诗绝句的体式。 七言歌行方面，卢、骆运用“以赋为诗”的手法，使得诗歌气势壮阔 以赋为诗即铺张扬厉的描写融合以抒情、议论的手法 七言歌行的体式工整而有流荡的气势和力量，读之朗朗上口，一气呵成，以赋为诗手法的运用加强了诗歌纵横开阖、书卷自如之气。 四、评价： 杜甫的评价 诗歌创作中旧的影响和新的倾向并存，“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诗中还有宫廷诗风的痕迹，遣词造句用典等尚未摆脱六朝绮糜婉转之风。 但四杰诗歌中毕竟融入了浓郁的情思与壮大的气势。因此这一评论可以反过来说，时带六朝锦色，然调入初唐。 即虽然四杰诗歌中仍沾染着六朝风气，却已开启了唐音之风。 陈子昂 风骨与兴寄 一、评价： 韩愈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刘克庄 倡高雅清淡之音，扫六代之纤弱 戴复古 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 元好问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李泽厚“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 风骨和兴寄的实践，六朝绮糜诗风的余韵一扫而光，雄浑苍茫、浓烈昂扬的情感气势开启了盛唐气象的序幕。 二、诗论主张： （一）风骨： 东汉时，用“风骨”来品评人物，形容人物体貌与风度，多赞人物富有神采，刚直劲健，清俊有力。 六朝时，用“风骨”移评绘画、书法之气韵和笔力 至《文心雕龙•风骨》将风骨一词移评于文学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成焉” 对于风骨的理解： 黄侃“风即文意，骨即文辞” 一指内容，一指形式 风指浓烈昂扬的感情力量 骨指劲健刚直的思想力量 陈子昂对风骨的形容“骨气端翔，音情顿措，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二）兴寄： 兴指比兴之手法， 寄指内容上有寄托 兴寄合用，指“托物起兴”“因物喻志”之手法，即要求诗歌有感而发，情真意切，内容充实，寄托深意。 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就是借咏物叙事抒发激越情怀，寄托人生理想和政治见解，即其“兴寄”主张的实践体现。 三、理论评价： 他的诗歌创作表现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 一. 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反对没有风骨、兴寄的作品。 二.提出诗美理想。即创造了一种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的采美相结合的健康文学。 三.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唐代，他提倡的风骨兴寄和诗美理想对于躺市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被后来唐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盛唐诗歌的繁荣所证实 李白诗论 一、诗歌创作的美学特征： 1、瑰奇宏廓之美： 丰富的比喻、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的诗歌形式融合以远大理想、宽阔胸怀和雄伟气魄的诗歌内蕴 2、奔腾浩荡之美：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情感力量 3、纵横变幻之美：想象奇特，纵横驰骋，跳跃变幻 4、明丽疏朗之美：清丽明快的色彩格调及疏朗的意象组合 5、清水芙蓉之美：清新自然、任情真率的语言风格 二、诗论主张： 1、主张保持雅正思想，反对专事雕琢的形式主义文风。 “大雅久不作，吾衰竞谁陈” 2、主张诗要“清真”，提倡“清新自然”之诗风，反对因循模拟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3、崇尚“逸兴”、“壮飞”的豪放飘逸诗风，追求艺术表现宏阔之境。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提倡文质并重，肯定魏晋以来诗歌艺术的美学成就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三、诗论评价： 李白基于儒家诗学传统，主张作诗以《风》《雅》为准则，力主恢复雅正之声。 李白崇尚清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源自于钟嵘的审美理想，并以之为权衡尺度品评六朝诗家名流，犹能突破前人的某些偏见，在开拓审美艺术视野方面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