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宋词比南宋词优秀吗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 2.北宋词体发展的两个点一、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隋唐时期，音乐有三个系统——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诗经》所配的古乐，清乐乃汉魏六朝乐府诗所配之乐。 宴乐（又称燕乐、讌乐）是唐代从西域传进的乐曲。其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表现力富丰，故能以压倒优势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和清乐，并吸引诗人纷纷为之作词应歌，词就是为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 《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正是这种胡类新声和里巷俗曲之结合，促成了词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与以往的诗歌不同。大致而言，先秦时，以乐从诗，乐曲形式由诗之抒写情志的需要和体制所决定；汉至六朝，采诗入乐，主要入乐歌诗都必须依据曲题、声调、乐谱，经过协乐方可演唱，但乐府诗入乐，往往由乐工在文辞上进行分割拼凑以适应乐曲变化，辞曲并非完美结合，这种诗乐的情况与唐以来有意识地倚声填词是不同的。 因此，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六朝乐府，乃至唐代的五七言绝句，诗乐的结合方式大多是“选词以配乐”，唐宋词则是“由乐以定词”，即本备曲度，词人根据乐曲的旋律、节拍要求填上歌词。最初依曲填词，词意与调名统一，中[河渎神]是祭赛河神之曲，所填词亦与赛河神有关。 但后来此曲普遍流传，不祭河神时也有人唱此曲，于是文人就用别的抒情意境填词，词意就与调名无关了。初期小令，多为应歌而作，文句简明、词意一看便明，无需再加题目。 后来词的作用扩大，意境题材繁复，于是作者有必要再加一个词题或词序以说明词的创作动机及内容。前者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姜夔[杨州慢]、[齐天乐]等词均有较长的序。 二、词的产生与长短句有关。 乐曲需要与词相配，最初拿七言绝句，近体诗与之相配，充当歌词。 但繁复多变的燕乐曲调与整齐划一的五七言诗的整齐句式发生了矛盾，因此采取加和声和衬字的办法来填补节拍，后来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即泛声）、衬字写上有意义的文词，因此，长短句应运面而生。朱熹《朱子语类》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 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长短句在诗经、乐府里大量使用，和声魏晋时就有。 传为曹丕作的《上留行行》《瑟调》就用了和声： 居世一何不用，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 上六处“上留田”意义不在，但在音乐上起了和谐划一的作用。但这还是词。 当然，“和声”和“泛声”还不足以解决胡乐与诗的矛盾，于是“依曲拍为句”便成了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 从选词以配乐到由乐以定词，从歌诗之法到歌词之法，这就是词体的形成过程。 大体说来，词在燕乐风行的初盛唐于民间孕育生长，中晚唐、五代时经过一些文人的创作逐步成熟和定型，至两宋而大盛。 词“依曲拍为句”的独特体制有如下特点： 1、依曲调为词调，不另立题。 2、依乐段分片，片有定式。 3、依词腔押韵，韵位疏密无定。 4、依曲拍为句，句式长短不齐。 5、依唱腔用字，讲究四声。 下 6、词的篇幅。①从节拍（即节奏不同）不同来区分，有令、引、近、慢。 这原是音乐上名称。②从字数而言分小令、中调、长调。 一般就来，宋词的发展演变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即没袭期、变革期、过渡期、中兴期、衰落期。宋词的沿袭期指的是从宋代开国（960）到1060前后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人们往往称之为北宋的初中期。 这一时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也多是应歌宥酒的娱乐作品，其间虽然有一些表现人生感受的内容，但毕竟是少数。 这一时期代表词人有柳永、欧阳修、晏殊、张先、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 因为是上网查的，他原题还问了其内涵所以全都复制上了。 3.北宋诗的发展一般认为，北宋时期的诗**新运动饺之中唐古文运动，具有更丰富、更深广、更多样化的特点，整个运动过程也具有阶段性、持续性和相承性。 因此，作为指导这场运动的文学理论，就不可能是单一、静止和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日益丰富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着。它所涉及的文学领域更为广泛，不仅有文、诗、词，还有墓志文、史传文和杂文等。 这种丰富多采的文学创怍和革新为理论上的建设提供了雄厚的实践基础。当然，北宋诗**新运动涉及面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这就不是在某一阶段或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这样，在时间上就形成了阶段性和持续性。 4.宋代为什么制陶工艺达到顶峰时期还有宋代的整体审美倾向及原因宋朝文化 宋朝是个群星汇粹的年代，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 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的涌现了。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 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 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 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单身家庭出身，自幼贫寒。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 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 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国之栋梁。范仲淹、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 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文学俱乐部。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体，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涌现许多著名画家主要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 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画的博大与意境！宋代山水画家人才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与刘松年共称南宋四家。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 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 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 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 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 《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 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现在只留存的一小部分。 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 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 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宋是中国文明的第二次浪潮。 不仅使神韵文明向绝对化发展，还使平民文化发展起来。戏艺，有滑稽剧、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等。 其中杂技就有上百种。宋人小资情节严重，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抒发那种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 宋词体现了宋朝稳定的**势、繁荣丰富优越的社会生活。娼妓业的兴盛起源于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 宋代的娱乐业则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妓”。 大部分可以买艺不买身。她们大多数相当于现代的文艺工作者。 她们一般都是才貌双全的，有的人对琴、棋、歌、诗、书、画、等有很深造诣的，有的可以称上是那个方面的艺术家了。“官妓”是最为人们仰慕。 她们不只是相貌出众，还非常有才华的。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非常出众超群。 现在的演员明星、或从事文艺工作的女人都难以比上她们，因为以前的红楼女子是从小培养、不断的熏陶出来的，而现在的一些演艺界女士，长得漂亮点只上两年学就有可能成为明星……可以说一个宋代的名妓，要比现代的女明星强不少。 茶文化是在宋代时才达到艺术的境界。 宋朝的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茶，而是茶饮料。有的要加糖，有的要加盐，要加各种作料的茶。 这是有无数种喝法的茶饮料与茶文化，遗憾的是像宋朝大多数的工艺、文化一样没有遗留到现在。宋时已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 宋还有斗茶之风。蔡襄在《茶录》中介绍建安斗茶，特别推重当地所产的一种半发酵的白茶。 宋人用各种漂亮的、精致的瓷碗的饮茶，其中兔毫盏、天目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茶具。民间根据兔毫盏色泽的微妙不同又分称“金兔毫”、“银兔毫”。 宋代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 “矮纸斜行闲做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鸡唱。 5.南宋词与北宋词有哪些异同词或辞，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曲子词、诗馀、长短句、乐府。 始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1]。 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目录 [隐藏] 1 起源2 兴起原因3 分类 3.1 按体制3.2 按风格4 发展 4.1 晚唐五代4.2 北宋初期4.3 北宋中期4.4 北宋后期4.5 南宋初期4.6 南宋中期4.7 南宋后期4.8 元代5 传播6 著名词人 6.1 晚唐、五代6.2 北宋时期6.3 南宋时期6.4 清时期7 注释8 研究书目起源[编辑]词的起源和发展，词开始出现，是在中国的唐代。 更精确一点，是在中国初唐时期。伴随着当时“胡乐”传入，“燕乐”大盛，词也逐渐脱离传统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成为一门独立的诗歌艺术。 源头词本身就包含多种源头的特点，词的源头并不唯一。有说法是由于唐诗的发展已趋成熟，在当时也将一些歌辞，被之管弦，后来经转移演化，因唐诗的歌唱，以及文人为增加创作的趣味性，将原本对偶工丽，句法型式规律的唐人诗歌，慢慢增损字句，再把整齐的句法摊破，词便因此而正式产生了，溯流应在盛唐中唐之间。 顾起纶曰：“唐人作长短句乃古乐府之滥觞也，李太白首倡忆秦娥凄碗流丽，颇真其妙，世传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乐等，亦有以太白时，尚无词体，是后人依托者，或以菩萨蛮为温飞卿作，然湘山野录谓魏泰辅得古风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萨蛮是太白作，则流传亦已久矣。”（汪中注译。 宋词三百首。三民书局出版。 1981）词的演化发展轨迹，就总体而言，大致如学者所说：“勾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2]兴起原因[编辑]词的兴起源于文学发展的趋势。 诗到唐已发展到高峰，难再创新局面，词正是诗渐趋衰微时出现的新品种。词的兴起也受外乐传入的影响，唐时多外来音乐，宴会时多以外乐番曲为主，因此，配合宴乐而作的“曲子词”便兴盛起来。 词的兴起亦源于五代时南方文化发达，五代时战争频仍，南方战祸较少，社会安定，因此文化得以发展。西蜀、南唐的国君都好文学，南唐更成为文艺发展的地方。 而宋初政治经济较稳定，宋初局面较安定，都市繁荣，人民对文娱活动的兴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间的词更兴盛。分类[编辑]按体制[编辑]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 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按风格[编辑]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豪放派和格律派。 发展[编辑]晚唐五代[编辑]晚唐温庭筠的词，多写闺情，描写女子容貌情态、服饰和心理，以浓艳华美为主，满是香、玉、金、钗、锦、绣等字眼。手法上表达细腻，造语清新，善于描绘具体鲜明的形象，细密婉约，情意悠远。 与温庭筠齐名的有韦庄，他与五代时期的重要词人冯延巳、李璟的词作，都较温词清丽自然。李煜前期的词，反映豪华富丽、风流浪漫的宫廷生活，多温馨绮丽之作，仍然呈现花间词气息；后期的词写家国之恨，拓展了词的题材，感慨既深，词益悲壮。 李煜词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挚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语言明净洗炼，通俗生动，接近口语，与花间词缕金刻翠，堆砌华丽词藻的作风迥然不同。北宋初期[编辑]北宋前期词人基本上继承了五代婉约清丽的词风，多写春愁秋恨、离别相思。 体制上，承继晚唐五代遗风，仍以小令为主。代表词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欧阳修、张先（990-1078）、晏几道等。 晏殊、欧阳修等，都是达官贵人，作品都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风度，但作品个性极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几道的作品则把五代南唐、花间的词风发展至高峰。 在这一期的词人中，范仲淹于温婉中寓豪宕之气，下启苏轼豪放词风。张先创作了一些慢词，对慢词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北宋中期[编辑]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由小令时期进入慢词时期。柳永开始大量作长调，喜用慢词，以长调的形式和手法为主。 在词的内容方面，柳永也有所开拓，内容多写都市的繁荣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恋情相思外，他还写都市的繁华、山川的壮丽、羁旅愁思、怀古喟叹。 作品长于铺叙，曲尽形容，善于白描，意境秀丽，情景交融。其后苏轼在婉约词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丰富奇特，个性鲜明。 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等题材，无一不可入词；他又开拓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格调，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又以诗为词，词境圹大，个性分明。不过当时仿效苏轼的人不多，即使苏门学士黄庭坚、秦观，词风都近柳永而不近苏轼。 北宋后期[编辑]到了周邦彦，则于慢词的审音调律上有贡献，善于创调，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富艳精工，好用典故；词的技巧、格律进一步深化成熟，善。 6.简述南宋词发展演变线索齐言消亡，长短句兴是在唐五代完成的重要变动。 唐五代以令词为主，有些还是单调。但在中晚唐就出现了慢曲长调。 《卜算子慢》是第一个称“慢”的词调。唐五代长调约十首。 入宋后新创调则基本上以长调慢曲为主小令退居次要地位。宋令曲也全是双调。 唐五代词调为宋人沿用的，不过半数。许多酒令词，在宋代成为绝响。 二 北宋新声竞繁，众体兼备。 词调的演变 唐宋词一千多调，是从8世纪到12世纪逐步积累起来的。 这中间经过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乐曲的时代性极强，随着时代风气转移，乐曲总是代有新变，不断处于变动之中。 风靡一时的名曲，其流行的时间和地域也是有了有限的。因此，词在唐宋并非尽数可歌，始终是一部分可歌，一部分不可。 可歌的不失为时曲，不可歌的就成了古调。 宋代词调大增，但变动也极大。 周词在政和、宣和年间传遍都下，但南宋后期亦遗音沦落。 张火对吴文英的自制曲也不能悉数得歌法。 一方面过时的曲调被淘汰（词调借助文字定型下来），另一方面新创曲调随时繁衍孳生。词变不断推进演变，变旧更新。 北宋是词调发展的最高潮。南宋时，我国音乐文艺重心转移，词曲不再从民间新声中取得新来源，除文人自度外，基本上词调创作停滞，最后衰落。 一 唐五代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 唐五代所用近二百词调按来源看，一为盛唐教坊曲，二为中唐以为都市新生。 教坊曲作为词调的有八十余曲。另有二百余曲未作词调。 特别是一些民歌未能入词，这应该是因为其情调不适合词体流行所需的檀板金尊、浅斟低唱的气氛。 同时民歌多为五七言句式，同词调所需要的曲折宛转音乐要求不俩。 词之取径在初起时已不宽宏，比之教坊曲就不免显得狭窄。 教坊曲中五六七言四八句为歌词的不在少数。 计有四五十曲。由于齐言句式和乐曲节拍之间有着无法彻底消除的矛盾，所以这些词调大都没有发展为词调。 本是齐言的，后也改为长短句。 大量原为齐言格式的曲子词在唐五代逐渐变成了长短句，如《浪淘沙》、《长命女》《杨柳枝》等。 最终只有《浣溪沙》《生查子》等极少数的几首入宋。齐言消亡，长短句兴是在唐五代完成的重要变动。 唐五代以令词为主，有些还是单调。 但在中晚唐就出现了慢曲长调。 《卜算子慢》是第一个称“慢”的词调。唐五代长调约十首。 入宋后新创调则基本上以长调慢曲为主小令退居次要地位。宋令曲也全是双调。 唐五代词调为宋人沿用的，不过半数。许多酒令词，在宋代成为绝响。 二 北宋新声竞繁，众体兼备，词调大盛 北宋词调令引近慢，兼备众体。 数量远超前代。 这是在仁宗至徽宗年间完成的。北宋的市井新声是词调新增与扩充的重要原因。 同时，北宋词人知音识曲者甚多，能自制调。 仁宗年间，唐五代词部分被传唱，而市井新声竞逐。 以晏欧为代表的一批词人，承南唐余绪，多作五代小令。 以柳永为首的另一批词人则致力于尝试新曲，以新词风推动新乐曲的流行。 张先、杜安世等辈则介于两者之间。 《乐章集》三卷，词调二百余，比花间多出两倍。 其中一百多调，首见于柳词。柳词又多为长调，开辟了词曲由小令进入长调的新阶段。 柳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创调上却有奇功。其词调来源主要是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 易安则评柳永“变旧声作新声”，指其度五代小令为长调。（如木兰花、浪淘沙、定风坡、应天长、长相思、玉蝴蝶）。 更将唐五代无人作词的教坊曲度为词调。 苏轼不但提高词品、开拓词境，而且变革和刷新词调。 其大贬柳永。且对不少词调有推广之功。 念奴骄、水龙吟、贺新郎、水调歌头、满庭芳等调都由苏词后始有人广泛运用。 北宋词大增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以周美成为代表的大晟曲。 周词除了增演慢、引、近，作犯调也是周词的又一重要手法。 三 由于音乐文艺重心转移，除词人自度曲外，南宋词调发展走入没落。 词至北宋始尊其体，南宋其用益大。稼轩诸家爱国词把思想艺术又推向新高。 南宋词成就绝对不低。但从词调发展上来看，北宋创多，南宋创少。 且取径日趋狭小。 其原因有二 其一、出现了大量新乐种、曲种、剧种，词曲失去了音乐文艺的中心地位。 诸如嘌唱、唱赚、赚等乐种，鼓子词、诸宫调等曲种。杂剧、院本、南戏等剧种，在北宋末大量出现。 占领了词曲原占有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北曲，发展极快。 南宋词调不能从当时这些新兴音乐中吸取养料，他的趋势就只能是走向没落。 其二、南宋词尚雅、严律，同民间新声断绝联系，堵塞了词调的来源。 南宋词严雅俗之辩。格律上也日益讲究四声阴阳。 民间新声词人唯恐避之不及。词人作词严守清规，词调守律日严，取径日窄。 来源必须日渐涸竭，只有少数音律家自度曲之一余。 姜、吴二人自度较多。 但这些自度曲流行范围很小，应者廖廖。同时乐律又比较严，不易推开，这正是词乐衰落的表现。 7.词是形成于宋朝,还是发展于宋朝诗词的“起源”和“形成”实际是两个不同的话题，而很多学者把它混为一谈，导致界限含糊不清，给诗词作者和学习者造成很多的误解，以至形成不必要的争论和批评。 其实很多文史资料的遗失已导致我们对诗词特别是词的起源无法一言定论。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谁都只能了解个大概。 但“起源”和“形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必须区别清楚，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诗的起源和形成学说 诗的起源没有词那么多争论，就目前出现的只有两种说法：起源于劳动和巫术活动。 《宋书·谢灵云传论》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所以，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诗歌是最早发生的一种，它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萌芽了。 人类诞生后必须要生存，为了生存，人们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远古时代，人们的劳动基本是体力劳动，为了减轻身体的疲劳和体力劳动带来的心理压力，人们往往选择呻吟、吆吼或呼喊来减轻体力劳动给自己造成的痛楚。 在今天的大山区，很多拉纤、挑力、抬木料的体力劳动者，在感觉到很吃力的时候，都会“喊号子”，这种号子便是诗歌的雏形。 而认为诗歌起源于巫术活动的人主要是根据是很多诗歌内容与巫术活动有关而提出的，比如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部分古老歌谣，还有遗留的各种图语。 从上面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巫术活动并不是诗的起源，而只是诗的特定形态的形成。 人类社会从劳动中得到进步发展，当人们遇到生老病、自然灾害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后，他们把这些自己不能掌握的东西归结于超人类生物，这就是“神”。 所以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联系神灵，希望这些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通过他们对神的忠诚和供奉能够使神高兴和满足，从而得到控制和减轻，这就产生了巫术。自然，在劳动产生的这种能减轻人们痛苦的诗歌雏形的神奇力量就被巫术活动的开创者们利用了。 这种精神的“兴奋剂”无疑在巫术活动中得到整理和变化，从而形成了原始诗歌形态。 从流传下来的《候人歌》和《周易》中的很多卜辞我们就可以看出，里面有很多作品已经具备了古代诗歌的属性，并且非常经典。 所以说，诗歌起源于劳动而在劳动和巫术活动中逐步形成特定的表现形态。 二、词的起源和形成学说 著名学者弓保安先生把词的起源分为五说。 一为起源于上古唐虞三代。汪森《词综·序》言：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 《南风云操》、《五子之歌》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清丁澎《药园闲话》亦言：屈子离骚亦名辞，词者诗之余也。 然则词果有合于诗乎。曰：按其调而知之也。 殷 之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 鱼丽之诗曰：‘鱼丽于 ， 鲨’。此二四言调也。 海之诗曰：‘遭我乎 之间兮， 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 江汜之诗曰：‘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 东山之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 行露之诗曰：‘ 行露。’其二章曰：‘谁谓雀无角。 ’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岂非三百篇实祖尔哉。 二为起源于六朝。朱弁《曲洧旧闻》和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认为梁武帝的《江南弄》、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隋炀帝的《夜饮朝眠曲》为词之源；徐世溥《悦安轩诗余序》认为词起源于南朝乐府吴歌。 三为起源于对诗中泛声的填补。朱熹《语类》言“古乐府只是词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 四为起源于唐代律诗、绝句的变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宋翔凤《乐府馀论》有此说。 五为起源于隋代的新声（燕乐）。此说根据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的《唐宋词选注》。 此五说各有根据，然各都局限在一定范围，而弓保安先生认为词和诗应当是同源的。 我们现在来看词的属性，都会同意弓保安先生的说法。 因为除了词拥有词牌和特殊的句式外，今天词的定义范围可以说和诗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不仅和诗同源，而且表现形态的形成也应该是一致的，而且还可以说，词的形态形成还在诗之前，因为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诗歌雏形在表现形态上更接近于现在词的定义范围。 而如果我们从词的定义最早确立来看就不同了，并不是起源不同，而是形态形成不同了。 如果按诗显词隐、诗直词曲和音乐性来看，词的形态形成时期就不是这样了。 梁武帝的《江南弄》、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隋炀帝的《夜饮朝眠曲》算是词的最初形态的凸现，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巩固了词的最初形态，白居易、刘禹锡等中唐诗人和后来的温廷筠的作品便形成了词的基本形态，以至于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式沿袭下来。 所以，我认为词诗同起源，而词的特定形态却形成于中唐时期。 正如弓保安先生所说：“研究词的起源和形成，应当将起源和形成既分开又联系地看”。 “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但起源又不等于形成。”既然词是如此，诗又何尝不是如此。 8.词大约是在（初唐）产生,是（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词调的演变 词产生于唐朝，又叫诗余，长短句、乐府，词的风格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词按字数分为长调、中调、小令 唐宋词一千多调，是从8世纪到12世纪逐步积累起来的。这中间经过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乐曲的时代性极强，随着时代风气转移，乐曲总是代有新变，不断处于变动之中。风靡一时的名曲，其流行的时间和地域也是有了有限的。因此，词在唐宋并非尽数可歌，始终是一部分可歌，一部分不可。可歌的不失为时曲，不可歌的就成了古调。 宋代词调大增，但变动也极大。周词在政和、宣和年间传遍都下，但南宋后期亦遗音沦落。张火对吴文英的自制曲也不能悉数得歌法。 一方面过时的曲调被淘汰（词调借助文字定型下来），另一方面新创曲调随时繁衍孳生。词变不断推进演变，变旧更新。北宋是词调发展的最高潮。南宋时，我国音乐文艺重心转移，词曲不再从民间新声中取得新来源，除文人自度外，基本上词调创作停滞，最后衰落。 一 唐五代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 唐五代所用近二百词调按来源看，一为盛唐教坊曲，二为中唐以为都市新生。教坊曲作为词调的有八十余曲。另有二百余曲未作词调。特别是一些民歌未能入词，这应该是因为其情调不适合词体流行所需的檀板金尊、浅斟低唱的气氛。同时民歌多为五七言句式，同词调所需要的曲折宛转音乐要求不俩。词之取径在初起时已不宽宏，比之教坊曲就不免显得狭窄。 教坊曲中五六七言四八句为歌词的不在少数。计有四五十曲。由于齐言句式和乐曲节拍之间有着无法彻底消除的矛盾，所以这些词调大都没有发展为词调。本是齐言的，后也改为长短句。 大量原为齐言格式的曲子词在唐五代逐渐变成了长短句，如《浪淘沙》、《长命女》《杨柳枝》等。最终只有《浣溪沙》《生查子》等极少数的几首入宋。齐言消亡，长短句兴是在唐五代完成的重要变动。 唐五代以令词为主，有些还是单调。但在中晚唐就出现了慢曲长调。《卜算子慢》是第一个称“慢”的词调。唐五代长调约十首。入宋后新创调则基本上以长调慢曲为主小令退居次要地位。宋令曲也全是双调。 唐五代词调为宋人沿用的，不过半数。许多酒令词，在宋代成为绝响。 二 北宋新声竞繁，众体兼备，词调大盛 北宋词调令引近慢，兼备众体。数量远超前代。这是在仁宗至徽宗年间完成的。北宋的市井新声是词调新增与扩充的重要原因。同时，北宋词人知音识曲者甚多，能自制调。 仁宗年间，唐五代词部分被传唱，而市井新声竞逐。以晏欧为代表的一批词人，承南唐余绪，多作五代小令。以柳永为首的另一批词人则致力于尝试新曲，以新词风推动新乐曲的流行。张先、杜安世等辈则介于两者之间。 《乐章集》三卷，词调二百余，比花间多出两倍。其中一百多调，首见于柳词。柳词又多为长调，开辟了词曲由小令进入长调的新阶段。柳词虽然格调不高，但在创调上却有奇功。其词调来源主要是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易安则评柳永“变旧声作新声”，指其度五代小令为长调。（如木兰花、浪淘沙、定风坡、应天长、长相思、玉蝴蝶）。更将唐五代无人作词的教坊曲度为词调。 苏轼不但提高词品、开拓词境，而且变革和刷新词调。其大贬柳永。且对不少词调有推广之功。念奴骄、水龙吟、贺新郎、水调歌头、满庭芳等调都由苏词后始有人广泛运用。 北宋词大增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以周美成为代表的大晟曲。 周词除了增演慢、引、近，作犯调也是周词的又一重要手法。 三 由于音乐文艺重心转移，除词人自度曲外，南宋词调发展走入没落。 词至北宋始尊其体，南宋其用益大。稼轩诸家爱国词把思想艺术又推向新高。南宋词成就绝对不低。但从词调发展上来看，北宋创多，南宋创少。且取径日趋狭小。其原因有二 其一、出现了大量新乐种、曲种、剧种，词曲失去了音乐文艺的中心地位。诸如嘌唱、唱赚、赚等乐种，鼓子词、诸宫调等曲种。杂剧、院本、南戏等剧种，在北宋末大量出现。占领了词曲原占有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北曲，发展极快。 南宋词调不能从当时这些新兴音乐中吸取养料，他的趋势就只能是走向没落。 其二、南宋词尚雅、严律，同民间新声断绝联系，堵塞了词调的来源。南宋词严雅俗之辩。格律上也日益讲究四声阴阳。民间新声词人唯恐避之不及。词人作词严守清规，词调守律日严，取径日窄。来源必须日渐涸竭，只有少数音律家自度曲之一余。 姜、吴二人自度较多。但这些自度曲流行范围很小，应者廖廖。同时乐律又比较严，不易推开，这正是词乐衰落的表现。 9.北宋早期词（苏轼之前）词的发展正如宋词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容量，也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 10.唐五代到北宋中期词的流变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 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 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 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 “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 “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 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 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 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 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 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 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於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 《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 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 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