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求南怀瑾 诗经的书名不是南怀瑾的诗经吧？是他所列的国学入门捷径书单吧！南怀瑾先生开列的书单：我给你们开一个书单，叫你走捷径，可以快些进入中国文化的宝库，也可以懂一些西方文化了。 （一）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二）《文字画研究》（吕佛庭）《御定康熙字典》《新修康熙字典》《远东国语词典》（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龙文鞭影》（四）《增广诗韵合璧》《古辞源》《宋元诗评注》《清诗评注》《随园诗话》 （五）《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六）《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儿童西方文化导读》（老古文化公司编辑）（七）《古今图书集成》（八）《纲鉴易知录》其中南怀瑾先生说“六书”（最好的《说文解字》）配合《康熙字典》中国文字三个月就搞通了。以上供参考。 2.急《论语》和《诗经》中的“思无邪”到底是啥意思？在《论语•为政》当中，孔子的弟子记录了孔子谈《诗》的一句话：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是当时孔子读《诗》有感，引用《诗•鲁颂•駉》当中的一句话（“思无邪”）来概括整个《诗经》所收录的“风、雅、颂”三百首先秦诗篇的某一总体性质的评论词。这句话中，孔子所用的三个字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毫无神秘感可言，普通到再也不能再普通了，然而，就其释读来说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 现有解读实例 ⑴ 杨伯峻、吴树平：孔子说：“《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1] 这种观点在大陆学者当中颇有代表性，许多书籍中有关本句的解释大同小异。 在国外有相当影响力的Arthur Waley的《论语》英文版本对于这句话的翻译也持有相同的观点：The Master said, If out of the three hundred Songs I had to take one phrase to cover all my teaching, I would say 'Let there be no evil in your thoughts'. [2] 然而，从译者对译文的注释来看，译者将其中的“思”认定为语气助词，这显然是把文中的“思”与后面的“思马斯徂”中的“思”混淆在一起了。（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后者的“思”为语气助词，这也是不对的，本文后面将会论及） ⑵ 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不是一部译着，没有严格的译文，但是从其诠释来看，他也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 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是为了‘思无邪’。”[3] ⑶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对“思无邪”作了这样的注解：思无邪：《鲁颂•駉》篇辞。 或曰，诗有美刺正变，所以劝善而惩恶。则作者有三百篇之思，皆归无邪，又能使天下后世之凡有思者同归无邪。 有一说，无邪，直义。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 故孔子举此一言以包盖其大义。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学于诗而可以兴观群怨。 此说似较前说为得。駉诗本咏马，马岂有所谓邪正？诗曰：“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 祛祛，强健貌。徂，行义。 谓马行直前。思马之思乃语词，不作思维解。 虽曰引诗多断章取义，然亦不当大违原意。故知后说为允。 钱先生的“白话试译”如下所示：先生说：“《诗经》三百首，可把其中一句诗来包括尽，即是‘思无邪’。”[4] 钱穆先生列举了两种通行的观点，并表明自己倾向于后者。 然而，后一种观点虽然符合“诗言志”的大意，但在文字学上很难立足，只是学者们根据诗文大意所得到的一种模糊的推断而已，因为“邪”与“斜”是同源字[5]，但是“无邪”不能代表“直”的意思。因为要满足这个意义，否定词应该用“不”，而不应该用“无”。 更为重要的是，“斜”（邪）本身具有“抒发”的意义（《说文·斗部》：“斜，抒也。”段玉裁注：“抒，各本从木，今正。 凡以斗挹出谓之斜，故字从斗。”），加上“无”以后意义就反转了，无法表示“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的意境。 ⑷ 有别于大陆传统，台湾学者似乎继承了钱穆先生的所取的观点。傅佩荣先生的白话译文为：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称之为：无不出于真情。” 傅先生对于“思无邪”的注释是这样的：思无邪：出于《诗•鲁颂•駉》，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引申为诗人直抒胸怀，所作无不出于真情。[6] 这个注释的问题在于“思无邪”这三个字在诗中并非用来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与Arthur Waley所犯的错误一样，他把真正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的“马斯徂”与前面的“思无邪”混淆了。 （二） 《诗经》中的“思无邪” 为了弄清原委，我们有必要将《诗经•鲁颂•駉》原封不动地抄写出来，进行一番必要的研究。[7] 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 思无疆，思马斯臧！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思无期，思马斯才！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骆，有駵有雒，以车绎绎。 思无斁，思马斯作！駉駉牡马，在垧之野，薄言駉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鉴于其译文有诸多问题，故不列出，我们在此只探讨与“思无邪”直接相关的文字。 笔者以为，整个诗文行文颇有规律性，这对于解读“思无邪”非常有帮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论语》注释者和《诗经》注释者忽略了这一点，是素质问题吗？是态度问题吗？笔者只能唏嘘再三，为其扼腕不已！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将“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和“思无邪”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发现“疆”和“期”是表示空间和时间界限的文字，因为诗文有排比对称的特点，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斁”和“邪”也应该与此类似。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斁”字。 “斁”：《诗经全解》的作者们将其释为“厌”，并将“无斁”据杨合鸣《疑难词语辨析。 3.南怀瑾是什么人南怀瑾，一九一八年出生，乐清南宅殿后村人。 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 浙江国术馆国术训练员专修班第二期毕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金陵大学研究院社会福利系肄业。 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跃马西南，筹边屯垦。返蜀后，执教於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 旋即潜心佛典，遁迹峨嵋大坪寺，阅藏三年。后讲学於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 赴台湾后，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等教授。数年前旅美，现尚寓香港，未定所居。 在港、台及居美时期，曾创办东西方文化精华协会总会、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美国维吉尼亚州东西方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 并关心家乡建设，1990年泰顺、文成水灾，捐资救患，并在温州成立南氏医药科技基金会、农业科技基金会等。 又将乐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府做为老幼文康中心，且为厦门南普陀寺修建禅堂，倡建金温铁路，作出巨大贡献，众所皆知。生平致力於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出版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大学微言、老子他说，及佛 庄严照（9张）、道两家三十多种著作，有经英、法、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韩国、罗马尼亚等八种语文翻译流通。 其门生博士，自出巨资，用其名义在国内创立光华奖学基金会，资助三十多所著名大学，嘉惠研究师生等举。要之：其人一生行迹奇特，常情莫测，有禅学大师、国学大师种种称誉，今人犹不尽识其详者。 近年为重续中华断层文化心愿，致力提倡幼少儿童智力开发，推动读经及中、英、算并重之工作。 又因国内学者之促，为黄河断流、南北调水事，倡立“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作科研工作之先声，不辞劳瘁，不避讥嫌云云。 4.l孔子是否删过诗经这个问题至今仍是存在争议，尚无定论。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汉代时，司马迁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删诗的观点。主张这种说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汉代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司马迁所依据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汉代的司马迁，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说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国献一诗，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现存的《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首，可见古诗本来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从前人已收录的三千多篇诗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为集子，作为教科书，是可能的。 第三，所谓删诗并不一定全篇都删掉，或者是删掉篇中的某些章节，或者是删掉章节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删掉句中的某些字。我们对照书传中所引的，《诗经》中有全篇未录的，也有录而章句不用的，可见这种情况是与删《诗》相吻合的。 诗经 （为后代课本） 持不同意见的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没有删过《诗》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中的编排顺序与今天的《诗经》大体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孔子当时只有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可见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诗经》的编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说“正乐”，并没有说删《诗》。虽然当时的诗是配乐的，但诗，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诗主要指文字，而乐主要指乐曲。再说孔子返鲁“正乐”时已经六十九岁，如果删《诗》该在这个时侯，为什么在这之前他一直说“《诗》三百”呢？ 第三，《诗经》中有不少“淫诗”，这些不符合孔子礼乐仁政思想的诗，为什么没有删掉？ 第四，先秦各种史籍所引的诗，大多数见于今天的《诗经》，不过五十首，这说明《诗》在当时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删过诗，由于他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影响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到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两种观点，唇枪舌剑，至今还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能硬扣一，二条死材料，而应该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当然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研究《诗经》，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会有很大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