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在语言形式上有怎样的特点语言形式上的特点：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13] 。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2.快来帮帮我《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 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 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 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 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 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 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 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 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 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 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 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 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 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 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 3.《诗经》在语言形式上有怎样的特点语言形式上的特点：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 《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 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 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13] 。 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 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4.诗歌在语言形式上有怎样的特点,怎么答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比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夸张 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借代 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岛据实相告，韩愈沉思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和“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异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 5.《诗经》的语言形式有什么特点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 显然他们对那些面貌各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 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 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盥”等）。 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若不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 上述情况。可以这么说，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 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6.《诗经》形式的特点《诗经》作品的语言艺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名词和动词的丰富多彩和具象化。 《诗经》中的词语丰富多彩，使用的单字近三千个，构成了众多的词汇，表述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知识。《诗经》名词、动词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具象化。 周代是一个单音词为主的时代，在表达同类事物的不同个体时，还没有形成以抽象类概念为主构造复合词的普遍能力，因此常用不同的单音词来表示不同的个体。例如《诗经》中很少使用抽象的一般性名词“马”，却运用了三十多个具有描述作用的特殊名词。 如“鸨”指毛色黑白相间的马，“黄”指毛色黄白相间的马；“骆”指白毛黑鬣的马等。这些具象化名词的产生一方面说明周人对马的熟悉程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驾驭和使用语言的非凡能力。 《诗经》中的动词也具有具象化的特征，如其中描写手的动作的动词就有五十多个，这说明了人们对人类动作的细心观察以及创造语言的高超能力。 2、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韵词来摹声摹形。 《诗经》中这一类形容词数量非常大，重言 如夭夭、灼灼、迟迟、习习、霏霏、依依、皎皎等，双声如参差、踟躇、黾勉等，叠韵如辗转、窈窕、逍遥、沃若等。其中重言词又是最多的，这正是因为《诗经》时代单音词占多数，人们还不能大量创作复合词，便只能依靠这种形式来增强抒情描写的效果，并使诗歌的节奏整齐。 3、二节拍的节奏韵律和语言的音乐美。《诗经》的主体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 节奏韵律规范。 《诗经》最常用的押韵方式就是在偶数句中隔句押韵，《诗经》的押韵形式为后世诗歌的韵律形式奠定了基础。双声、叠韵、重言词的使用和规范的押韵，使《诗经》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4、重章复沓的章法。《诗经》章法形式的重要特征就是重章复唱，也就是一首诗由若干 章构成，章与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的变换少数字词，反复咏唱。 重章复唱的形式，又称为叠咏体，是民歌中常用的样式，这一方面因为民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单纯而深挚的，只有重要的反复咏唱才能充分抒情达意；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歌是口头传唱的，这种形式便于记忆和传诵。重章复唱的形式影响了《诗经》的语言。 首先它使《诗经》中形成了一些套语，这些套语不仅方便了记忆，而且也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技巧和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重章复唱的形式还影响了《诗经》的遣词造句。 因为套语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只能抓住中心词进行锤炼，靠中心词语的变换来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从而取得突出的表达效果。如《芣苢》中变换了六个动词，借此造成动作描写的连贯、画面的流动、情感的加深，可谓言简意深。 7.《诗经》语言有何特点诗经》的语言，历经2500多年岁月的洗礼，仍具有非常强大、鲜活、旺盛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它具有丰富、准确、生动、形象、简明、朴实等特点。 《诗经》不仅是我国第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汉语发展史上，它的语言就其准确、精练、简明、清新、生动、朴素而言，已经达到了我国上古时期的较高发展水平。一、用词丰富、准确《诗经》语言的生命力，首先来自于《诗经》用词的丰富性和准确性。诗篇根据表达感情的需要，不但在不同的语境中，选用最恰当的词语，而且注意辨析近义词。就词汇来说，《诗经》作品中名物词、动词、形容词丰富多彩。《诗经》中的名物词，“据清人陈奂统计，建筑物名词82、马名38；近人胡朴安统计，草名105、木名75、鸟名39、兽名67、``` 8.诗经的语言有哪五个特点语言丰富、准确、生动、形象、活泼。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扩展资料：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 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9.《诗经》的语言特点有哪些语言形式上的特点：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13] 。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