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歌形美包括哪些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 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② 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③ 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 ④ 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古代淇水的地理位置《淇水吟》有诗句：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佩玉之傩。 淇水？H?H，桧楫松舟。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中国古代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作于朝歌（今淇县）。（右为东方，故淇水在东） 《韩子》曰：昔纣为甲卒百万，左饮马于淇，右饮马于洹，洹水竭，淇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之。（纣王面南而阵，故淇水在东） 纣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而不是殷都北蒙（今安阳殷墟），故淇水应该在淇县以东。 在河南省北部。古为黄河支流，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南流至今汲县东北淇门镇南入河。 《诗经·氓》，一共写了3次，代表3个意思。 第一次写淇水，“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这里的淇水应该就指河名，也反映姑娘对这位小伙子的情谊。依依惜别之情见于行间 。 第二次写淇水，“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应该是回娘家的路上回忆出嫁时的情景，也以打湿裙裾喻自己的择婿不慎。 第三次写淇水，“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这是一个比的用法。“泮”通“畔”，淇水和低湿的洼地都很广阔，但是它们都有尽头，喻示什么事物都要有个限度。 《淇奥》（yù） 出自：诗经·卫风·正文： 瞻彼淇奥，绿竹猗（ yī）猗（ yī）。 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xiàn）兮，赫兮咺（xuān）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xuān）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kuài）弁（biàn）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zé）。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3.兄弟在文言文中雅称什么棠棣 棣华 棣萼 脊令 鹡鸰 手足 《诗经·小雅·鹿鸣之什》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棠棣：亦作棠棣、唐棣，即郁李，蔷薇科落叶灌木，花粉红色或白色 脊令：通作“鹡鸰”，一种水鸟。 4.淇在古代的意思,斯在古代的意思淇： ①水名。又名“淇河” 淇，淇水出河内共北山，东入河，或曰出隆虑西山。——《说文》 ②按，古为黄河支流，自河南省林县东南曲折流至今汲县东北淇门镇南入黄河 ③古州名 。今县名。在河南省 ④ 山名。又名“北山”、“大号山”、“沮洳山”等，为淇水所出 斯： 这，这个，这里：~人。~时。以至于~。 乃，就：有备~可以无患。 劈：“墓门有棘，斧以~之”。 古同“厮”，卑贱。 古同“澌”，尽。 姓。斯姓。 5.从历史书上知道商朝都城在“殷”（殷墟）,为什么《封神演义》里的朝歌即河南省河南淇县，殷墟即河南省安阳，其实安阳与淇县非常近！最终近期研究说法是，在武王伐纣的时候，殷已经渐渐荒芜，而都城已经逐渐转移到朝歌，而非迁都朝歌。 纣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原是载诸史册及地方志的事实。但近几十年来，自从甲骨在安阳把墟出土，王国维的《说殷》问世，《竹书》的“更不徙都”说，即被奉为圭臬。 我国文术界，遂把洹水南之殷墟，说成是盘庚到帝辛，二百七十三年的帝都，从而抛弃了历来史书所说的纣都朝歌说。然而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 说安阳殷墟为殷都，我们并不否认，但要说安阳殷墟是盘庚到帝辛，二百七十三年的帝都，则大谬然。因为史书所载及地下发掘的事实，都否定了这一说法。 首先我们说说盘庚迁殷的问题，盘庚迁殷并非迁今安阳殷墟，迁的是西亳，盘庚是都西亳的。且看《史记》所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成成汤之故居”（《殷本纪》）。 “成汤之故居”何在？近年来由于偃师商城的发掘，如今学者大都肯定偃师商城是汤都。偃师商城的发掘，不仅证明偃师确为汤都，而且也证明偃师商城为盘庚之都。 因为在偃师商城的发掘中，考古学者发现这座古城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即被放弃，后来经修补后又重新使用的，而再次设都于此的殷王便是盘庚（见《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414—415），此证一也。盘庚都西亳后，历小辛、小乙，直到武丁还都西亳。 何此为证？可以武丁访贤，后于傅险得傅说证之。傅险“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括地志》），即今山西平陆县一带，为西亳之野。 此证二也。关于盘庚迁殷非今安阳殷墟，还可以安阳殷墟的考古证之。 根据安阳殷墟的发掘，从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中，还未发现一片是盘庚，或小辛、小乙的甲骨；在安阳西北冈殷大墓的发掘中，也未曾发现一座墓是盘庚，或小辛、小乙的陵墓（《商代的墓碑地制度》见《考古》，1983年10期），此证三也。以上事实，足可以证明盘庚并未迁都今安阳殷墟。 《竹书》说盘庚是始都北蒙的殷王，此说是不足信的。那么《竹书》“更不徙都”说，是不是事实呢？考盘庚都西亳后，历小辛、小乙到武丁。 武丁五十年，即离开西亳徙河北，先都沫，有今河南淇县之武丁遗存为证。后徙北蒙，有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为证。 可证盘庚迁殷后，其后王并不是固定在西亳“更不徙都”。武丁是盘庚后王中第一个都北蒙的殷王，武丁都北蒙后，历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前期，北蒙作为殷都，实际是历六代八王一百六、七十年。 但武丁都北蒙后，其后王庚丁、文丁即曾迁回西亳，否则武乙不会“复去亳，徙河北”（见《殷本纪》）。帝乙也不会“复济河北”（见《帝王世纪》）。 可证武丁都城北蒙后，其后王也不是固定在北蒙，“更不徙都”。从以上事实看，《竹！书》的“更不徙都”说，也是不足信的。 实际上，商代后期，盘庚后王也多因水患，碾转迁徙于西亳、朝歌、北蒙三地，商代后固定于一地“更不徙都”。所以说，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应不止安阳殷墟一处，朝歌、偃师也应称为殷墟。 纣是朝歌的。纣都朝歌，始自帝乙。 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帝乙……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皇甫谧的话，又为近人罗振玉通过对殷墟的考释所证实。 罗氏说：“《竹书》‘更不徙都’说是错误的”。并肯定“迁沫必在乙之世”（《殷墟书契考释》）。 皇甫谧的话也为郭沫若对《戊辰彝铭文》的考释所证实。郭沫若说“徙朝歌乃二十年后之事”（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郭沫若又说：“帝乙末年必有迁沫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卜辞通篡》）。 我们说帝乙二十年后，必有一场大水，是河水暴涨，淹没了王朝，帝乙是因水患而迁都朝歌的。帝乙迁朝歌后，殷都北蒙即沦为一片废墟；纣都朝歌五十多年，在纣王时代，北蒙这座历史名城早已成为一片荒墟，并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给淡忘了。 这就是武王代纣，纣王于牧野兵败后，不退守北蒙而兵撤鹿台；武王克商后，不进军北蒙，直捣“黄龙”，而兵抵朝歌，即罢兵西归的原因。这说是武王迁九鼎于朝歌，而非迁九鼎北蒙的原因。 笃信“竹书”说的人，不知对上述史实，当作何解释？纣是都朝歌的。纣都朝歌除史书记载外，还可以证诸淇县古城垣。 1984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安阳召开，代表们在淇县参观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夏鼎院长曾说：“淇县古城垣是典型的商城”。此外，还可以证诸淇县有关纣王的传说及生活遗迹。 朝歌为纣都，还可以证诸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尽管有人把这些“庙祭甲骨”的时代，叛作是“殷墟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甲骨学通论》），但我们仍然不相信这些“庙祭甲骨”会来自殷都北蒙。 尤其是其中的H11:1（一、图13），如确系帝辛眩辞，它就更加不可能来自殷都北蒙。因为武王伐纣，攻的是朝歌；周公二次东征，征的又是朝歌。 朝歌是纣都，帝辛卜辞，只能来自朝歌。“纣都问题”的讨论，还一深入进行中，谨再以此文，重申纣都在朝歌。 6.文丁的杀死季历季历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幼子，武乙时继位为周侯。武乙曾授季历以征伐之权。季历率 兵西灭程（今陕西咸阳）、北伐义渠（今宁夏固原），生擒义渠首领。武乙末年到殷都朝贡，武乙赐以土地三十里，美玉十双、良马十匹。次年，王季又征伐西落鬼戎（即鬼方），俘获大小头目二十。太丁为商王时，季历又率兵征伐余吾戎（今山西长治市西北），迫使其服于周。文丁任命季历为殷牧师，执掌商朝西部地区之征伐。其后，季历又征伐始呼戎、翳徒戎，声威大振。文丁为此而感到恐惧，决心抑止周的发展。季历到殷都献俘报捷，文丁赐以圭瓒、积匕，作为犒赏，加封季历为西伯，使季历毫无戒备之心。当季历准备返周时，文丁突然下令囚禁季历。不久，季历死于殷都。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季历毫不客气，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给太丁用）。文丁闻报非常高兴，嘉封周人首领季历为“牧师”，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季牧师于是征始呼戎，始呼戎又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了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向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将囚禁季历，不给季历归周，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被软禁的季历一气之下就绝食抗争，最后死在商都朝歌，季历的死是文丁造成的，因此古书说“太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琢磨着抱负商王朝，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文丁死后，东夷中的“人方”再次叛乱，文丁的继任者“帝乙”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诗经》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平定了东夷的叛乱。 7.武王为什么要伐纣.“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体事实如下：大约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联合羌、巴、蜀、庸、髳、彭等方国部落，共同讨伐商朝的君王帝辛（周人称之为“纣王”），在进军到距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时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动军队和商军决战。 结果，纣王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眼见大势已去，放火自焚而死。周武王占领商都，宣告商朝的灭亡，周王朝建立。 “被邪恶”的纣王 “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周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纣王”在后世更成为暴君与罪恶的代号；《汉书•古今人表》中，臧否古今历史人物，纣王属于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后世更有“助纣为虐”等成语。 但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弟子子贡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意思是：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方，一旦居下流，天下一切坏名声都会归到他的身上了。 我们来看看最早列举纣王罪状的《尚书•牧誓》，记述诸候大会于孟津。《牧誓》其实就是周武王在举行誓师大会时发布的誓词，其谈到的纣王罪状包括以下几条：• “惟妇言是用”，只是听从妇人（应当是指纣王的妻子）的话；• “昏弃厥肆祀，弗答”，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而不闻不问；•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抛弃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提拔、信任、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商朝贵族，在商国都城胡作非为。 显然，这些所谓“罪状”中并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台聚敛”、“酒池肉林”、“炮烙虿盆”、“敲骨剖胎”等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并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文中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换句话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未必是如实之词。比如妲己这个人物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史上并无其人。 纣王作为邪恶的符号形象根深蒂固，这一“刻板印象”被后世选择性地接受，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人出自敌忾为自己出兵征伐找的藉口。这几项“罪状”本身也值得商榷。 “惟妇言是用”，无视了商朝历史上妇人地位受到尊崇的传统，比如妇好作为商朝君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昏弃厥肆祀，弗答”背后可能是对巫师宗教势力坐大的打击，在一般意义上，正如冈村秀典和宫本一夫的观点，祭祀礼仪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礼制，绝不至废弃；“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更是当时实属先进而前卫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措施，因此“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可能由此造成在权力斗争中总是失败的纣王庶长兄微子启等投降周军，出卖情报。总之，这些“罪状”的内容听上去都像在商朝政争内斗中失败一方的控诉，对周武王来说实在是“干卿底事”（和你有毛线关系）；当然，周武王可以说自己是从道义出发，只是这个所谓“道义”掩藏了太多的自身政治利益诉求和冰冷的权力算计，就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绝不是因为海伦被诱拐。 “门口的野蛮人”怎样登堂入室 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的“小邦周”相对于“大邦商”来说，文明更加落后。比如一说著名的“太公望”姜尚就是羌族部落酋长，并非我们心目中白发白髯的智慧老者，而是《诗经》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彪悍勇将。 另外，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一口青铜酒器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大国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从中可以看到，武王的侥幸取胜、沾沾自喜之态溢于言表。 不过，本文副标题中的“门口的野蛮人”，倒不是有意指涉周族、羌族的民族属性，也不是指周的那些同盟者“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少数民族（ethnic group），而是借用了布赖恩•伯勒的名著《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书名。从某种意义上，武王伐纣就像该书描述的一次“高杠杆的恶意收购”，其操作手法酷似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 & Co. L.P.)，一家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和多样化的投资公司，其投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作为老牌的“杠杆收购天王”，它可以说是金融史上最成功的产业投资机构之一——1988年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RJR Nabisco）集团，这也就是《门口的野蛮人》书中再现的那个经典案例，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司争夺战之一。 一方面，“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