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诗经的卷首语卷首语 郭 云 赋比兴是诗词创作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尤其比兴是诗的特有表现修辞格。这里简略分析比的表现方式。所谓比就是打比方，是深入浅出的一种方法。用朱熹的话说就是“用彼物比此物也”。比兴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上曾经把比兴统称为譬喻。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该句虽然起着兴情的作用，但同时又是用雎鸠之美德来比喻苗条美貌贤惠的姑娘。但是比和兴还是不可等同的。比的运用在诗的表现上频率最高，正因为运用了比的修辞法，诗才又生机，有美感，句子才能委婉含蓄，才可使一首诗余音袅袅，隽永深长。如诗僧神秀诗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用菩提树、明镜台来比人的品质，其情景相融，意味无穷。但是如何用好比的方法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靠理论就能达到。一方面比的外延和其内涵随时代的发展也愈加充实。《诗经》中几乎随处可见之比，但《诗经》和《离骚》相比，《离骚》有很大发展。《诗经》的比兴比较呆板、单纯和静止，其喻体和情感几乎是贴到了一齐不是融成一体。如《摽有梅》中：“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用成熟的梅比喻长大的姑娘，小伙子赶快来追我。但外物景象没有染上情感的色彩，是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离骚》就不同了。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句中的喻体：众芳、申椒、菌桂、蕙茝，既是景语又是情语，几乎分不出本体、喻体。这就把外物染上了情感的色彩。语言婉转形象，其意境高远隽永得多。如果说儒家为比兴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楚辞》发展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对后人来说是树立了第一块里程碑。 比的外延很宽泛：如比喻（明比、隐喻、借喻），比拟、借代、对照等都是比的范畴。本体喻体和喻词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也正因为比的复杂性给我们增加了作诗和读诗的难度。尤其隐喻，其意理和所描写景物无直接关系，而是隐在比喻之外，本体和喻体常常分离。如唐·蜀僧德诚诗：“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禅偈中所描写的场景是一个垂钓的过程，实质是隐喻了一个极其深奥的僧人悟道之哲理。 比喻修辞格的正确运用直接反映诗人的创作能力高下，也是判断一首诗优劣程度重要依据。运用比喻修辞手法首先要准确把握喻体和本体之关联。刘勰讲：“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贵在切事，刘勰十分强调切事，他讲：“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鸤鸠贞一，故夫人像义。义取其贞，无疑乎夷禽。”强调不能滥用其意。其次比喻要遵循读者和诗人群体之认可的惯例和原则，作者与读者要通过正确譬喻架起一座桥梁，把读者引进你所创作的意境，要符合共同的审美观念。王逸《离骚经序》说：“《离骚》之文，依诗趣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就是这道理。切忌不可晦涩。比喻在于使作品更加动感，有生机和美感。诗人复杂的心理情绪托寄于物，比方于物，使复杂的情感形象化简单化。若太晦涩就适得其反。 总之要把继承与发展统一，传统与创造结合。熟练和灵活的运用好比喻方法，才可“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能给诗词带来丰厚的意味，隽永深长，才能提升诗的美感，方达言外之意和象外之情。 2.【结合《蒹葭》谈谈对《诗经》的认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句，从物象与色泽上点明了时间和环境。 那生长在河边的茂密芦苇，颜色苍青，那晶莹透亮的露水珠已凝结成白刷刷的浓霜，那微微的秋风送着袭人的凉意，那茫茫的秋水泛起浸人的寒气。在这一苍凉幽缈的深秋清晨的特定时空里，诗人时而静立，时而徘徊，时而翘首眺望，时而蹙眉沉思。 他那神情焦灼、心绪不宁的情状，不时地显现于我们眼前，原来他是在思慕追寻着一个友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两句，交代了诗人所追慕的对象及伊人所在的地点，表现了诗人思见心切，望穿秋水，一个劲地张望、寻求。 “伊人”，指与诗人关系亲密、为诗人崇敬和热爱而未曾须臾忘怀的人。“所谓”二字，表明“伊人”是常常被提及，不断念叨着的，然而现在他却在漫漫大河的另一方。 “在水一方”，语气肯定，说明诗人确信他的存在，并充满信心去追求，只是河水隔绝，相会不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沿着河边小道向上游走去，道路艰险，且又漫长，即使花费很长时间也难到达；如果径直游渡过去，尽管相距不远，但眼前秋水茫茫，思之可及，行之不易，仿佛看到了伊人的身影在水中央晃动。诗人尽管立于河边，但他那恍惚迷离的心神早已飞动起来，思见伊人而不得的如醉如痴的形象栩栩可见。 诗句之奇妙，正如方玉润所说：“玩其词，虽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 （《诗经原始》） 诗的二、三章只换了几个词儿，内容与首章基本相同。但它体现了诗歌咏唱的音乐特点，增强了韵律的悠扬和谐美，使表达的情感愈来愈强烈。 首章的“苍苍”，次章的“凄凄”，末章的“采采”，写出芦苇的颜色由苍青至凄青到泛白，把深秋凄凉的气氛渲染得越来越浓，烘托出诗人当时所在的环境十分清冷，心境十分寂寞。白露“为霜”、“未晞”、“未已”的变换，描绘出朝露成霜而又融为秋水的渐变情状与过程，形象地画出了时间发展的轨迹，说明诗人天刚放亮就来到河滨，直呆到太阳东升。 试想，他独自一人久久徘徊在清冷索寞的旷野，面对茫茫秋水，等人不见，寻人不着，其心情该是何等焦急和惆怅！描写伊人所在地点时，由于“方”、“湄”、“涘”三字的变换，就把伊人在彼岸等待诗人和诗人盼望与伊人相会的活动与心理形象而真切地描绘了出来，这样写，大大拓宽了诗的意境。另外，像“长”、“跻”、“右”和“央”、“坻”、“沚”的变换，也都从不同的道路和方位上描述了他寻见伊人困难重重，想见友人心情急切的情景。 若把三章诗所用几组变换的词语联系起来加以品味，更能体会到诗的隽永淳厚的意味。 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 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友人的心境。 正如《人间词话》所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具有“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这首被人传诵不已的诗，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且看宋玉《九辩》中的一段描写：“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这里通过对秋天的气象和草木摇落的情状的描写，制造一种肃杀的气氛，表达了诗人悲凉凄苦的心情。这也许是受了《蒹葭》诗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楚辞》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线索。 《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的发端，赋中见兴、以景托情的写法，也沿用了《蒹葭》诗的笔法。其后的曹丕，从本诗中化出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 由此可见，《蒹葭》诗在古代诗歌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3.《诗经》和汉乐府诗的异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但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从先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最初的作用是用来歌唱的，它是贵族祭祀宴乐的产物.就其普遍的四言诗格式来看，它明显是为了适应编钟之类的打击乐器而编纂的. 然而如果单纯从内容上看，诗又显然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作，国风是小雅中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歌，在它描绘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处的环境的复杂.但是这里所谓的民歌是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民间歌谣，它的创作群体是当时的文人雅士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内容上除七月以外又很难看到反映民间疾苦的文字.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类作品可以归结到社会性的群众性的创作；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颂诗对于研究西周乃至商代历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在文学成就上它就远远不能与国风小雅媲美. 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抒情诗，它不重视人物的塑造甚至忽视事件本身，它传达出来的是作者对于社会、感情的认识，或者只是一种文学性质的悲天悯人.在居于其中大部分的爱情诗里，我们看不到像同时期西方和印度诗歌中的长篇叙事，它只是为了歌颂爱情而歌颂，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情感表达.这对我们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之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抒情诗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主线. 从诗经的取材来看，它又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诗经几乎包含了当时所能囊括的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它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使其脱去神话传说的外衣，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群对下层人民的文学性的关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使人们的视线从权利和斗争中稍微分散了一些.我们不能说诗经的主题内容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暴政，但它却给了后代文人一个这样的传统，使我们的后世文学不至于过多的沉沦到美学的狭小范围内，从而对诗歌的发展方向做了一个界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社会责任的多分强调，也阻碍了文学关于情感的自由表达，抑制了文学多样性的发展. 但是诗经的抒情又不像现代西方歌剧那样热情奔放，它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克制的.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它不是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也使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当我们现在读诗经，甚至已经想像不到它当初作为世俗歌曲的载体，而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形式.另外，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 而作为诗经的传承，汉乐府在继承它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在多个方面对它进行改进发展. 汉代的主流文学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与诗经的相似之处都是作为民间的创作而存在，是非主流的文化.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有着更多的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 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乐府诗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它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非常直接甚至是赤裸裸的，《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等篇目中描述的景象已经不能仅仅从抱怨上做出解释，它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控诉，更在《东门行》一诗中把这种控诉直接转化为反抗，这是在诗经中所看不到的.汉乐府民歌第一次把它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其次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却也使叙事诗在文学题材发面占据了一个位置.而且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 4.诗经最出名的两首诗《诗》第一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①。 窈窕淑女②，君子好逑③。（一章）参差荇菜④，左右流之⑤。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⑥。 悠哉悠哉⑦，辗转反侧。（二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⑧。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⑨。（三章） ①关关，毛传：“和声也：”雎鸠，鱼鹰：牛运震曰：“只‘关关’二字，分明写出两鸠来。 先声后地，有情。若作‘河洲雎鸠，其鸣关关’，意味便短。” ②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善。” 《九歌·山鬼》“子慕予兮善窈窕”，王逸注：“窈窕，好貌。” ③君子，朱东润曰：“据毛诗序，君子之作凡六篇，君子或以为大夫之美称，或以为卿、大夫、士之总称，或以为有盛德之称，或以为妇人称其丈夫之词。” “就《诗》论《诗》，则君子二字，可以上赅天子、诸侯，下赅卿、大夫、士。”“盛德之说，则为引申之义，大夫之称，自为妻举其夫社会地位而言。” 逑，毛传：“匹也。”按好逑，犹言嘉耦。 ④荇，毛传曰“接余”，其他异名尚有不少，李时珍云“俗呼荇丝菜，池人谓之莕公须，淮人谓之靥子菜，江东谓之金莲子”，等等。龙胆科，多年生草本，并根连水底，叶浮水上。 自古供食用。陆玑曰：“其白茎以苦酒（按即醋）浸之，肥美可案酒。” 近人陆文郁说：“河北安新近白洋淀一带旧有鬻者，称黄花儿菜，以茎及叶柄为小束，食时以水淘取其皮，醋油拌之，颇爽口。” ⑤流，毛传：“求也。” 用《尔雅·释言》文。朱熹曰：“顺水之流而取之也。” ⑥思，语助词。服，毛传：“思之也。” 《庄子·田子方》“吾服女也甚忘”，郭象注：“‘服’者，思存之谓也。” ⑦朱熹曰：“悠，长也。” 按悠哉悠哉，思念之深长也。 ⑧芼，毛传：“择也。” ⑨钟鼓，金奏也，是盛礼用乐。王国维曰：“金奏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 按此诗言“钟鼓乐之”，乃作身分语。由两周墓葬中乐器和礼器的组合情况来看，金石之乐的使用，的确等级分明，即便所谓“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也不例外。 中原地区虢、郑、三晋和周的墓葬，已发掘两千余座，出土编钟、编磬者，止限于个别葬制规格很高的墓，约占总数百分之一。从青铜乐钟的制作要求来看，这也是必然——非“有力者”，实不能为。 而这一切，与诗中所反映的社会风貌，恰相一致。 《关雎》是一首意思很单纯的诗。 大概它第一好在音乐，此有孔子的评论为证，《论语·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便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 它第二好在意思。《关雎》不是实写，而是虚拟。 戴君恩说：“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 牛运震说：“辗转反侧，琴瑟钟鼓，都是空中设想，空处传情，解诗者以为实事，失之矣。”都是有得之见。 《诗》写男女之情，多用虚拟，即所谓“思之境”，如《汉广》，如《月出》，如《泽陂》，等等，而《关雎》一篇最是恬静温和，而且有首有尾，尤其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为乐歌，它被派作“乱”之用，正是很合适的。 然而不论作为乐还是作为歌，它都不平衍，不单调。 贺贻孙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四句乃诗中波澜，无此四句，则不独全诗平叠直叙无复曲折，抑且音节短促急弦紧调，何以被诸管弦乎。 忽于‘窈窕淑女’前后四叠之间插此四句，遂觉满篇悠衍生动矣。”邓翔曰：“得此一折，文势便不平衍，下文‘友之’‘乐之’乃更沉至有味。 ‘悠哉悠哉’，叠二字句以为句，‘辗转反侧’，合四字句以为句，亦着意结构。文气到此一住，乐调亦到此一歇拍，下章乃再接前腔。” 虽然“歇拍”、“前腔”云云，是以后人意揣度古人，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依此说，则《关雎》自然不属即口吟唱之作，而是经由一番思索安排的功夫“作”出来。 其实也可以说，“诗三百”，莫不如是。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兴也。” 但如何是兴呢，却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若把古往今来关于“兴”的论述统统编辑起来，恐怕是篇幅甚巨的一部大书，则何敢轻易来谈。 然而既读《诗》，兴的问题就没办法绕开，那么只好敷衍几句最平常的话。所谓“兴”，可以说是引起话题吧，或者说是由景引起情。 这景与情的碰合多半是诗人当下的感悟，它可以是即目，也不妨是浮想；前者是实景，后者则是心象。但它仅仅是引起话题，一旦进入话题，便可以放过一边，因此“兴”中并不含直接的比喻，若然，则即为“比”。 至于景与情或曰物与心的关联，即景物所以为感为悟者，当日于诗人虽是直接，但如旁人看则已是微妙，其实即在诗人自己，也未尝不是转瞬即逝难以捕捉；时过境迁，后人就更难找到确定的答案。何况《诗》的创作有前有后，创作在前者，有不少先已成了警句，其中自然包括带着兴义的句子，后作者现成拿过来，又融合了自己的一时之感，则同样的兴，依然可以有不同的含义。 但也不妨以我们所能感知者来看。罗大经说：“杜少。 5."《诗经》本是汉代之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请问这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但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从先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最初的作用是用来歌唱的，它是贵族祭祀宴乐的产物.就其普遍的四言诗格式来看，它明显是为了适应编钟之类的打击乐器而编纂的.然而如果单纯从内容上看，诗又显然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作，国风是小雅中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歌，在它描绘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处的环境的复杂.但是这里所谓的民歌是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民间歌谣，它的创作群体是当时的文人雅士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内容上除七月以外又很难看到反映民间疾苦的文字.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类作品可以归结到社会性的群众性的创作；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颂诗对于研究西周乃至商代历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在文学成就上它就远远不能与国风小雅媲美.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抒情诗，它不重视人物的塑造甚至忽视事件本身，它传达出来的是作者对于社会、感情的认识，或者只是一种文学性质的悲天悯人.在居于其中大部分的爱情诗里，我们看不到像同时期西方和印度诗歌中的长篇叙事，它只是为了歌颂爱情而歌颂，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情感表达.这对我们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之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抒情诗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主线.从诗经的取材来看，它又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诗经几乎包含了当时所能囊括的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它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使其脱去神话传说的外衣，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群对下层人民的文学性的关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使人们的视线从权利和斗争中稍微分散了一些.我们不能说诗经的主题内容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暴政，但它却给了后代文人一个这样的传统，使我们的后世文学不至于过多的沉沦到美学的狭小范围内，从而对诗歌的发展方向做了一个界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社会责任的多分强调，也阻碍了文学关于情感的自由表达，抑制了文学多样性的发展.但是诗经的抒情又不像现代西方歌剧那样热情奔放，它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克制的.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它不是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也使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当我们现在读诗经，甚至已经想像不到它当初作为世俗歌曲的载体，而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形式.另外，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而作为诗经的传承，汉乐府在继承它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在多个方面对它进行改进发展.汉代的主流文学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与诗经的相似之处都是作为民间的创作而存在，是非主流的文化.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有着更多的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乐府诗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它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非常直接甚至是赤裸裸的，《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等篇目中描述的景象已经不能仅仅从抱怨上做出解释，它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控诉，更在《东门行》一诗中把这种控诉直接转化为反抗，这是在诗经中所看不到的.汉乐府民歌第一次把它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其次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却也使叙事诗在文学题材发面占据了一个位置.而且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 6.诗经里的名句有哪些子衿/诗经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在诗经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诗歌是描写和歌颂爱情的。如果表达一种思念，我觉得最恰当的莫过于这一首。青青的是你衣襟 悠悠的是我芳心 . 纵使我不去看你 你难道就不回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古人对于相思之情的描写确实委婉真切，细腻动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古之写相思，未有过之《蒹葭》者。 相思之所谓者，望之而不可即，见之而不可求；虽辛劳而求之，终不可得也。于是幽幽情思，漾漾于文字之间。吾尝闻弦歌，弦止而余音在耳；今读《蒹葭》，文止而余情不散。 蒹葭者，芦苇也，飘零之物，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若飘若止，若有若无。思绪无限，恍惚飘摇，而牵挂于根。根者，情也。相思莫不如是。露之为物，瞬息消亡。佛法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情之为物，虚幻而未形。庄子曰：乐出虚，蒸成菌。一理也。霜者，露所凝也。土气津液从地而生，薄以寒气则结为霜。求佳人而不可得，于是相思益甚，其情益坚。故曰“未晞”，“未已”。虽不可得而情不散，故终受其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此相思之最苦者也！ 情所系着，所谓伊人。然在水一方，终不知其所在。贾长江有诗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夫悦之必求之，故虽不知其所踪，亦涉水而从之。曰“溯洄”，曰“溯游”，上下而求索也。且道路险阻弯曲，言求索之艰辛，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然终于“两处茫茫皆不见”，所追逐者，不过幻影云雾，水月镜花，终不可得。 相思益至，如影在前，伸手触之，却遥不可及。“宛在水中央”一句，竟如断弦之音，铿锵而悠长。痴人耶？梦境耶？每读到此，不由喜之，叹之，怨之，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