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朦胧诗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有哪些朦胧诗的艺术旨趣和美学追求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的影响： 一，陌生化——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实际上，任何诗歌的审美价值都在于其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朦胧诗潮的诗歌所创造并形成的陌生化手法和艺术旨趣，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也为当代美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凭据，更为新诗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二、个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新时期中国民众的心灵的苏醒首先在诗歌中显露出来了，个性化抒情分明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承继与张扬。从艺术的脉络上看，它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有着相互的衔接，特别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等人的诗歌（讲究内在的旋律、意象的原则暗示性与朦胧美），九叶派诗人穆旦等人的诗歌（凝重、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抑或心灵的感应。诗人们恰到好处地熔铸了群体意识与“代言人”的角色内质，又尽情发挥着个人化抒情的潜力和持久性。朦胧诗个人化抒情风格为我们的新诗发展完成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一步。 三、民间化———是一种写作立场，更是一种审美的自由 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就意味着尽量摆脱体制化立场，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纯粹独立性。朦胧诗的创作追求便因循了这样一种自由。不论它的前期探索还是它后来的自觉原则，都紧密地恪守了这一立场和旨趣。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生命经验，朦胧诗让一个个诗人的艺术个性在单一平实的传统文风里更加分明。 综上所述，朦胧诗潮在艺术上的追求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巅峰，其独到的风格和美学旨趣对诗坛来说都是一个典范。正如谢冕先生所说：“新诗潮弭平了新诗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断裂，它使五四开始的新诗传统得到了接续和延伸：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新诗向着古典的蜕化，有效地修复和推进业已中断的新诗现代化进程；它结束了新诗思想艺术的‘大一统’的窒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由此开始了艺术多元发展的运行。新诗潮结束了新诗的暗夜，以富有活力的实践撒下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明。”[1]朦胧诗的发轫和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和人文环境，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语诗歌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2.简要说说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脉络我国诗歌发展脉络上溯到先秦，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源头和《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源头，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和建安文学，发展到唐代的诗歌鼎盛，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宋元明清继承了诗歌发展成就，也出现了一大批诗人：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到宋代，词成为诗歌的主流，出现了有相当影响的豪放、婉约两大流派；元代出现了散曲。诗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流派，流派中的诗人的艺术风格比较接近，代表的流派有：建安七子、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豪放派、婉约派、江西诗派、四灵派等。 诗有古近体之分，古体诗一般在字数、声韵、对仗等方面较自由，其形式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近体诗，在字数、声韵、对仗等方面有严格限制，其形式为五言、七言，根据行数，八句的为律诗、四句的为绝句。律诗由首联、颔联、颈联、尾联组成；近体诗对押韵也有严格的要求。词有词牌 ，根据字数的多少，可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散曲包括小令、套数，每个曲子都有宫调、曲牌，不同的曲牌在字数、平仄押韵上也不同等。 古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教师要引导考生对它们的储存。如，抒情的手法有借景抒情、触景生情、咏物抒情、直抒胸臆；以及托物言志 、虚实相生、渲染、衬托、时空转换、联想想象、用典、修辞等。古诗在结构上有起承转合的特点，绝句的第三句往往有转折的作用等等。古代诗歌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要准确快速的进行鉴赏的确难度大，但我们还是可以了解、掌握一些古诗人常写的内容。如，乡情、伤离、怀古、吟边、忧思、登高等。涉及语言风格的，不能只会形象、生动、清新、自然，还要了解隽永、雄浑、典雅、含蓄、绮丽等。还可以记诵一些常用的词语，如离愁别绪、羁旅、思归、寄情山水、隐逸、闲适、高洁情怀、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沉郁悲凉、为国立功、明朗广阔、自然疏放、豪放婉约、新奇、萧瑟、意境幽深等等。这些常用来鉴赏古诗词的词语要能在鉴赏文中恰倒好处地运用。 同时，也应巩固阅读文言文的知识，没有一定的文言文的基本功，也无法进行阅读鉴赏。如，李商隐的《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的“可怜（可惜）”与白居易的《暮江吟》中“可怜九月初三夜”的“可怜（可爱）”意义是有区别的。如果文言文的基础差，是读不懂这两句诗的。因此必须进一步掌握文言文词语的多义、活用、古今异义，句子的省略、倒装等 3.简析新生代诗歌产生的原因1976年清明时节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民间诗歌运动，拉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造山运动的序幕。 经过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凌辱困顿的不同年龄段的诗人，群体性地崛起于诗坛，以对“**”诗风的有意识的背弃，改变了当代新诗的创作面貌。虽说新诗群的崛起和诗歌的艺术变革也受到过来自传统力量方面的质疑，虽然诗歌在文学中的位置后来趋于“边缘化”，但在“新时期”的初始阶段，诗的发展为人广泛瞩目，诗的状况受到普遍关注。 因为诗歌“不仅为诗本身，而且为整个文学脱离‘**’模式的转型，对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探索、革新，起到推动作用”。[1](P246)在政治变动带来的历史反省时期，诗歌作为时代最敏锐而充分的导体，率先承担了表达社会情绪的职责，另一方面，诗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使它一度在文学诸样式中处于引领潮头的前沿位置，其“先锋”姿态在文学界引起了有意义的反应。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艺术变革中，青年诗歌的涌现反响更大。70年代末，一个青年诗人群的集结及其向传统的冲击与现代诗艺的突进，就形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次最有革命意义和影响性的浪潮。 以谢冕为旗帜的新派评论家，把这股应运而生的现代诗潮称为“新诗潮”。（注：谢冕后来还明确解释：“新诗潮”就是“新诗艺术变革的潮流”。） 在一场因这一诗潮的涌起而引发的诗歌论争中，青年诗人的创作被加以“朦胧诗”的称号。不管当时的诗界对它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朦胧诗”的崛起都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 4.中国古诗文对现代的影响作文 1000字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 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我首推诗词歌赋，因为在我心中，它们是最特别的存在，也较具代表意义。我自小便极喜爱唐诗，及长，又觉得词的韵味更深远些，后来涉猎多了，便愈发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又不免感慨那些古人的才情，确是现代人无可比拟的。 有时候看多了那些诗词，便觉得从骨子里透出一股清灵的感觉，所有的一切皆可抛至脑后，宁愿“采菊东篱下”，抛却扰人的尘嚣。有人说我太情绪化，我不否认，有时我看了一阙词，忽而体会词人的感受便不免难受起来，极易被那一阙阙词控制感情，然后心便隐隐痛了起来。 我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之大，自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此后并对韩国、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 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作中国青年一代，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努力推动文化前进。 先前：传统文化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她始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现今：我们要承担起光大，把优秀中华文化应奉献给人类社会，而不是一味地去享用别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 未来：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必须要发展。站在今天，师承文化传统，创造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并传承给民族的将来，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责无旁贷。 检举回答人的补充 2011-10-05 14:49 统的技术与文化是具有特殊性和民族性的，现代的技术与文化则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得本国或民族的技术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需要通过实施文化与技术变革，打破自身传统的封闭模式，使本国的技术与文化融入到世界之中。 同时，应保持本国技术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多样化。 两难选择——— 传统与现代关系 在技术转移中的体现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实施技术转移、促进本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在其中却遇到了以下两难选择难题：首先，如果全面、深入地实施技术转移，虽然会促进本国技术、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伴随着外来技术的持续输入而导致的文化传播，将会给本民族或国家传统的技术与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其结果，可能导致本民族传统技术与文化丧失独立性甚至崩溃。 其次，如果为了强化本民族意识，弘扬传统文化，只吸收外来技术而拒斥其文化，这虽然能够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但却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并阻碍技术转移的深入开展，从而有可能导致本民族或国家的再一次落后。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本国传统的技术、文化与外国现代的技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呢？从理论上说，传统的技术、文化大多具有特殊性，现代的技术、文化又大都具有普遍性。 因此，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技术、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经围绕这个问题举办了题为“现代性与个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不同态度——— 面向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 中国中国古代创造出了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伟大成果，因此，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形成了“文化中心主义”和鄙外崇内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不需要向各国学习，世界各国只有臣服于中国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 这种态度就决定了当时的技术转移只能是单向性输出，而不是同时积极地引进技术。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 到了近代，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但他们仍然没有改变上述态度，依然鄙视西方的技术与文化，阻碍对外来技术的转移。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改变了上述态度，形成了“中体西用”的对外技术与文化观，即将西方技术器物纳入到中国技术与文化系统中加以应用，而不改变自己传统的社会文化。 受其影响，近代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器物尤其是先进的军事武。 5.九叶诗派的新诗影响九叶诗人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们在诗歌艺术上追求诗歌的“平衡美”。 1、九叶诗派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诗歌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美”。他们是一群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进步青年，他们“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 同时，他们又对诗歌的艺术性相当尊重，他们希望“在现实与艺术之间求得平衡，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 。 2、九叶诗派在诗歌内容上追求表现现实与挖掘内心的“平衡美”。他们的诗既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掘，又不迷失在自己的狭小世界中；既“抛弃了心爱的镜子，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寻世界”（杭约赫《启示》），又总是通过诗歌表现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感受。 3、九叶诗派在诗歌创作中追求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美”。穆旦的《被围者》由一个完整的人工的圆触发诗的感性：“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诗人所要真正表达的却是对生活或生命的理性思考：“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平庸的圆满使我们空虚，我们是圆中被围者。残缺意味着破坏、危险甚至牺牲，但它却使我们充实，会带来新生的希望。由圆满到残缺的心理体验中升华出的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绝望中生出希望的生命哲理。辛笛的《风景》和唐祈的《老妓女》，描写的是生活中的感性形象，同时又包含着诗人对社会病态的理性思考。 4、九叶诗派在诗歌创作中追求中西诗歌艺术融汇过程中的“平衡美”。“他们尝试以双重的传统生命（我国古典诗词传统和新诗的优秀传统）去消化融汇西方现代诗歌，同时自觉地吸收西方现代诗艺的新因子，充实、发展自己的艺术生命，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审视眼光，孕育了别具一格的现代诗风”。 九叶诗派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追求“新诗戏剧化”。在中国新诗坛，闻一多、卞之琳等最早尝试新诗戏剧化，采用“戏剧化处境”和“戏剧化台词”来营造诗的意境。九叶诗人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从西方现代派那里获得理论依据，从而发展起各种戏剧化手法：戏剧性结构、戏剧性情境、戏剧性独白或对白等，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杭约赫的《复仇的土地》把自己的仇恨和期望渗透在戏剧性情节中，使诗更具客观真实性。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里》以独白与对白交错的方式，展现了北方农民在重压下的苦难生活。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有着精巧的内在结构，而又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的情诗。全诗以“你”、“我”和“上帝”的冲突推动着爱情和生命过程的发展为线索，展开各种矛盾斗争，构成张弛有度的内在节奏和浑然一体的戏剧性情境。 6.简析新生代诗歌产生的原因1976年清明时节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民间诗歌运动，拉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造山运动的序幕。 经过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凌辱困顿的不同年龄段的诗人，群体性地崛起于诗坛，以对“**”诗风的有意识的背弃，改变了当代新诗的创作面貌。虽说新诗群的崛起和诗歌的艺术变革也受到过来自传统力量方面的质疑，虽然诗歌在文学中的位置后来趋于“边缘化”，但在“新时期”的初始阶段，诗的发展为人广泛瞩目，诗的状况受到普遍关注。 因为诗歌“不仅为诗本身，而且为整个文学脱离‘**’模式的转型，对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探索、革新，起到推动作用”。[1](P246)在政治变动带来的历史反省时期，诗歌作为时代最敏锐而充分的导体，率先承担了表达社会情绪的职责，另一方面，诗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使它一度在文学诸样式中处于引领潮头的前沿位置，其“先锋”姿态在文学界引起了有意义的反应。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艺术变革中，青年诗歌的涌现反响更大。70年代末，一个青年诗人群的集结及其向传统的冲击与现代诗艺的突进，就形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次最有革命意义和影响性的浪潮。 以谢冕为旗帜的新派评论家，把这股应运而生的现代诗潮称为“新诗潮”。（注：谢冕后来还明确解释：“新诗潮”就是“新诗艺术变革的潮流”。） 在一场因这一诗潮的涌起而引发的诗歌论争中，青年诗人的创作被加以“朦胧诗”的称号。不管当时的诗界对它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朦胧诗”的崛起都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 7.对新时期时文学具有启蒙作用的诗歌作品是什么个人以为，对新时期时文学具有启蒙作用的诗歌作品是郭路生的朦胧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朦胧诗”，其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北岛在一本油印诗集的扉页上写道：“我的启蒙老师是郭路生”。 一位研究者也说过：“有人评论郭路生为‘**’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参阅资料：/wiki/%E4%B8%AD%E5%9B%BD%E6%96%B0%E6%97%B6%E6%9C%9F%E6%96%87%E5%AD%A6。 8.朦胧诗对当代的影响朦胧诗的艺术旨趣和美学追求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的影响： 一，陌生化——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实际上，任何诗歌的审美价值都在于其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朦胧诗潮的诗歌所创造并形成的陌生化手法和艺术旨趣，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也为当代美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凭据，更为新诗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二、个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新时期中国民众的心灵的苏醒首先在诗歌中显露出来了，个性化抒情分明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承继与张扬。从艺术的脉络上看，它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有着相互的衔接，特别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等人的诗歌（讲究内在的旋律、意象的原则暗示性与朦胧美），九叶派诗人穆旦等人的诗歌（凝重、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抑或心灵的感应。诗人们恰到好处地熔铸了群体意识与“代言人”的角色内质，又尽情发挥着个人化抒情的潜力和持久性。朦胧诗个人化抒情风格为我们的新诗发展完成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一步。 三、民间化———是一种写作立场，更是一种审美的自由 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就意味着尽量摆脱体制化立场，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纯粹独立性。朦胧诗的创作追求便因循了这样一种自由。不论它的前期探索还是它后来的自觉原则，都紧密地恪守了这一立场和旨趣。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生命经验，朦胧诗让一个个诗人的艺术个性在单一平实的传统文风里更加分明。 综上所述，朦胧诗潮在艺术上的追求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巅峰，其独到的风格和美学旨趣对诗坛来说都是一个典范。正如谢冕先生所说：“新诗潮弭平了新诗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断裂，它使五四开始的新诗传统得到了接续和延伸：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新诗向着古典的蜕化，有效地修复和推进业已中断的新诗现代化进程；它结束了新诗思想艺术的‘大一统’的窒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由此开始了艺术多元发展的运行。新诗潮结束了新诗的暗夜，以富有活力的实践撒下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明。”[1]朦胧诗的发轫和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和人文环境，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语诗歌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9.开辟中国诗歌新时代的是什么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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