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主要注本单疏本文字最佳，综合敦煌写卷及日藏宋本，保存孔颖达原貌的单疏本达全书87.5%。 元代以后各版本均出自元刻十行本，就“附释文注疏本”而言，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最差，元刻本、李元阳本稍好，宋刻十行本和阮刻本略佳，但均不如单疏本。 《诗集传》现存两部宋刻本，均不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残存8卷。 元刻本亦存两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存台湾。明清刻本较多。《四部丛刊三编》有影印宋刊本《诗集传》20卷，尚可见原书面貌。 通行的有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毛诗传笺通释》有道光十五年乙未学古堂初刻本，流传的已极少。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广雅书局翻刻了一次（后编入广雅书局丛书），对初刻版的错误（包扩引书的错误）有所订正，大致情形见于廖廷相的跋语。同年王先谦编印皇清经解读编收入此书，翻刻时也有所校正。 《毛诗传笺通释》同有1929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诗毛氏传疏》贬抑朱熹《诗集传》，笃信诗序。尊崇《毛传》，不满郑玄兼采“三家”诗说，专从文字、声韵、训诂、名物等方面阐发《毛诗》本义，颇多精当的见解，是清代研究毛诗的集大成著作。但书中对诗的文学意义则涉及不多。对于《毛传》错误，也曲为护，颇有因循墨守的缺陷。 本书有道光二十七年陈氏原刊本，曾收入《皇清经解续编》，今通行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诗经选译》（增补本）是著名学者余冠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北京第1版，1960年2月北京第2版，1962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 本书共选收余冠英译注的《诗经》作品64篇（“风”50篇，“雅”13篇，“颂”1篇），其中《株林》是新增加的，《防有雀巢》和《白华》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选译》（1960年版），其余都是从《诗经选》（1979年版）再选出来。 2.诗经螽斯注音首先，针对你说的古音，只能是中古音，因为上古音的调值已经不可考。根据宋本广韵 振：广韵目次：上平十七眞 小韵 反切 声母 韵母 声调 平水韵 等呼 韵摄 韵部 国际音标 罗马字 眞 侧邻 章 眞A 平声 眞 开口三等 臻 眞A tɕĭĕn cjin/tjin 广韵目次：去二十一震 小韵 反切 声母 韵母 声调 平水韵 等呼 韵摄 韵部 国际音标 罗马字 震 章刃 章 眞A 去声 震 开口三等 臻 眞A tɕĭĕn cjinh/tjinn 中古时候，振有两读，平声和去声，根据文义，古代那些给诗经作注释，特别是注音工作的人，根据文义，以当时的中古音去推测上古音，所以有了振读平声，实则上古音的调值不可靠，弄百度百科的那些人，估计是从古代孔颖达的疏或者其他的训诂学文献上找的。记住，上古音，到了中古音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中古音到近古音，也有嬗变。 对于古籍，不必非得改读以求押韵。 3.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没有邪恶的思想。”《论衡》的篇章在百篇左右，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反对虚假荒诞的事物和言论。 【原文】 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后人观之，见以正邪，安宜妄记？足蹈于地，迹有好丑；文集于礼，志有善恶。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注释】 见以：二字宜互倒作“以见”。 礼：据章录杨校宋本当作“札”。 三百：《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此举整数而言。 引文参见《论语·为政》。 十数：疑当作“百数”。《论衡》今存八十四篇当在百篇内外。 【译文】 所以杨子云不被钱财所引诱，班叔皮不因恩情而屈从。天下唯独文人的笔是最公正的了。贤人圣人定夺思想于笔端，书写汇集而成文章，文章具备而真情显露，后人观看文章，以此知道正邪，怎么应该胡乱记载呢？足踩在地上，足迹就有好有丑；文章汇集在书札上，记载就有善有恶。所以占验足迹就可以看出足如何。读文章就可以知道情感如何。“《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没有邪恶的思想。”《论衡》的篇章在百篇左右，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反对虚假荒诞的事物和言论。 4.十三经疏是什么啊楼主应该是问《十三经注疏》吧！《十三经注疏》是儒家十三部经典注疏的总汇，凡四百一十六卷。 最早的儒家经典仅六部，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相传为孔子所删定。后《乐经》亡佚。 唐代增《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为经，是为十二经。宋代又以《孟子》入经，合称十三经。 《十三经注疏》所收书目为：《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率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孝经注疏》九卷，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吴疏；《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现传《十三经注疏》本于清阮元刻本。 阮元是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要官员和著名学者，喜罗致学者编校刻印图书。嘉庆二十年（1815），在其任官江西期间，将其广搜而得的宋十行本与其他单疏版本互相补充，予以重刻，并于次年秋竣事。 阮氏刻本所据均为宋本，在刊刻过程中，从不轻易改字，即或发现宋本之误，也仅于误字之旁加圈，而另出校勘记以作说明，被称作善本。民国年间，原世界书局将阮刻《十三经注疏》缩印为两册。 1980年，中华书局在对缩印本进行全面的校正之后，据以重印。《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查阅不便。 叶绍钧曾编《十三经索引》，由开明书店于1934年印行。索引将十三经中的所有句子按首字笔划排列，后列该句所在之经名和篇名。 1957年、1959年中华书局两次重印。 5.段玉裁将古韵分多少部段玉裁（1735—1815）他认为八卦就是文字的萌芽. 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 字若膺，号茂堂，晚年又号砚北居士，长塘湖居士，侨吴老人。江苏金坛市人。 生于雍正十三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乡试，入都会试，屡不中。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后又为四川富顺、南溪和巫山知县。经10年，称疾告归乡里。 58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段玉裁在京时，得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1743~1796） 、姚鼐（1731~1815）等学者。 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1744~1794）、金榜（1735~1801）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嘉时代汉学昌盛，段、王两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贡献极大。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 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 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 说文解字注 》及《经韵楼集》等书。 《六书音均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 （1681~1762） 《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 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 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 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 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 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注《 说文 》的成就极大。 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段书旧有经韵楼原刻本，后又有苏州书局翻刻本。 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行世。惟原刻本误字不少，苏州局本稍胜。 学者可参考冯桂芬《段注说文考正》，冯将原书误处均已校出。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 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 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 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经韵楼集·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 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 《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经韵楼集·与胡孝廉世琦书》）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 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 6.韩诗外传啊《韩诗外传》是一部由360条轶事、道德说教、伦理规范以及实际忠告等不同内容的杂编，一般每条都以一句恰当的《诗经》引文作结论，以支持政事或论辩中的观点，就其书与《诗经》联系的程度而论，它对《诗经》既不是注释，也不是阐发。《汉书·艺文志》第1708页还著录了其他几部韩派《诗经》方面的著作，现在都已失传，估计其性质与《韩诗外传》类似。《韩诗外传》是实际运用《诗经》的示范性著作。 《韩诗外传》尽管名义上依附于《诗经》，但它使用的材料却来自几个哲学学派的著述并加以折衷。《荀子》是最常用的来源，不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晏子春秋》、《老子》、《孟子》也都被使用过。道德说教为其主要基调，但也有一些趣闻轶事，缺乏明显的道德意义。由于有24段缺乏引自《诗经》的起结论作用的诗句，这说明文本有缺损。考虑到尚存的先秦典籍提供的资料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还多，而且其中有些材料自身已经用《诗经》引文作结束，根此可知，《韩诗外传》与其说是一部创作，还不如说是一部编作。《韩诗外传》作为一个源头，可能启发了为了不同目的而编纂成的其他摘录性的选集，如其他汉代著作《说苑》、《新序》、《列女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