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录了多少诗篇《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收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首，古时也称“诗三百”.\x0d《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x0d《诗经》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x0d《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x0d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x0d《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x0d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x0d《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x0d《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 2.《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吗《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共有“风”、“雅”、“颂”3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风”在艺术特点上，体现在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抒发主人公的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它常冲破四言的规格。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代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精确恰当地使用双声、叠韵、叠字，更增加了艺术魅力。赋、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为“国风”大大增强了表现力。 “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国风”相比，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赋、比、兴是《诗经》的3种艺术表现手法，与风、雅、颂一起，合称为“诗经六义”。所谓赋，朱熹说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直接陈说；所谓比，朱熹说是“以彼物比此物”，包括我们今日所说的比喻和比拟，所谓兴，朱熹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周南·关雎》先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引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遐想。因为兴常用于诗歌开头，所以又叫起兴。 《诗经》的句式基本上是四言，比较整齐。不少篇目的各段落之间，往往只更换极少的几个字，有的句子则完全相同，有“重章叠句”的结构特点，辞意复沓、反复咏唱，给人以一唱三叹，循环往复的感觉。 《诗经》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它反映现实、针砭时事的精神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深远。汉魏乐府及历代民歌受它的影响自不必多说，即便是各朝各代的杰出诗人，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等，也无不从中汲取营养，采撷精华而融会进自己的诗歌创作。 3.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距今已有多少年成书约在2550年前，最早收录的诗距今已有3000多年： 《诗经》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纂成书，据说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是西畿正音。《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