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蒹葭的文学性诗经蒹葭的文学性：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哪里呢？只知道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吗？从下文看，并非如此。是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劳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凄、唏、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涣、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诗经》的历代注家往往是求之愈深，却得到失之愈远的相反结果。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历史观念》），对文本的阐释也具有当代性。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爱情诗，先以苍苍的蒹葭起兴，再写男子追求意中人，所追的人在何方？在茂密的蒹葭丛里，似见非见，时隐时现。这首诗用反复重章来表现悬念迭起。“苍苍”、“萋萋”、“采采”近义；白露“未霜”“未晞”、“未已”，内容也差不多。总之，这首诗的重章整齐、浅显，读起来节奏明快、动听。 诗意的空幻虚泛给阐释带来了麻烦，但也因而扩展了其内涵的包容空间。读者触及隐藏在描写对象后面的东西，就感到这首诗中的物象，不只是被诗人拿来单纯地歌咏，其中更蕴育着某些象征的意味。“在水一方”为企慕的象征，钱钟书《管锥编》已申说甚详。“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也不过是反覆追寻与追寻的艰难和渺茫的象征。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虽隐约可见却依然遥不可及。《西厢记》中莺莺在普救寺中因母亲的拘系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惜“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蒹葭》中的诗人也是同样的感觉罢。 诗人的追寻似乎就要成功了，但终究还是水月镜花。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说坦塔罗斯王因自我吹嘘犯下罪过而遭受惩罚——忍受永远的焦渴和饥饿之苦。他站在大湖中，湖水深及他的下颔，湖岸长着果树，累累果实就悬在他的头顶。可是，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湖水便退去；当他腹饥伸手摘果时，树枝便荡开，清泉佳果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目标的切近反而使失败显得更为让人痛苦、惋惜，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败是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失败。 探索人生深刻体验的作品总在后代得到不断的回应。“蒹葭之思”（省称“葭思”）、“蒹葭伊人”成为旧时书信中怀人的套语。曹植《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蒹葭》所表现的主题的回应。 2.诗经蒹葭的文学性诗经蒹葭的文学性：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 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哪里呢？只知道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吗？从下文看，并非如此。 是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 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 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劳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 （《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 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凄、唏、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涣、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 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如“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 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诗经》的历代注家往往是求之愈深，却得到失之愈远的相反结果。 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历史观念》），对文本的阐释也具有当代性。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爱情诗，先以苍苍的蒹葭起兴，再写男子追求意中人，所追的人在何方？在茂密的蒹葭丛里，似见非见，时隐时现。 这首诗用反复重章来表现悬念迭起。“苍苍”、“萋萋”、“采采”近义；白露“未霜”“未晞”、“未已”，内容也差不多。 总之，这首诗的重章整齐、浅显，读起来节奏明快、动听。 诗意的空幻虚泛给阐释带来了麻烦，但也因而扩展了其内涵的包容空间。 读者触及隐藏在描写对象后面的东西，就感到这首诗中的物象，不只是被诗人拿来单纯地歌咏，其中更蕴育着某些象征的意味。“在水一方”为企慕的象征，钱钟书《管锥编》已申说甚详。 “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也不过是反覆追寻与追寻的艰难和渺茫的象征。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虽隐约可见却依然遥不可及。 《西厢记》中莺莺在普救寺中因母亲的拘系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惜“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蒹葭》中的诗人也是同样的感觉罢。 诗人的追寻似乎就要成功了，但终究还是水月镜花。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说坦塔罗斯王因自我吹嘘犯下罪过而遭受惩罚——忍受永远的焦渴和饥饿之苦。他站在大湖中，湖水深及他的下颔，湖岸长着果树，累累果实就悬在他的头顶。 可是，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湖水便退去；当他腹饥伸手摘果时，树枝便荡开，清泉佳果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目标的切近反而使失败显得更为让人痛苦、惋惜，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败是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失败。 探索人生深刻体验的作品总在后代得到不断的回应。“蒹葭之思”（省称“葭思”）、“蒹葭伊人”成为旧时书信中怀人的套语。 曹植《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蒹葭》所表现的主题的回应。 3.简述《诗经》的艺术特色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创作的源头，它为后世的诗歌创作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下面我就同学们刚才精彩的发言做一下总结： 首先，诗经的表现手法看，一个最显著特点便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1.赋，是直陈其事。诗经中大多数文章都运用了这种手法。如：小雅中的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但写的形象鲜明，而且通过情景对称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2.兴，是气言托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如：《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等，使诗中人物更形象。3.比，顾名思义上打比方，典型篇章便是《魏风硕鼠》中利用"硕鼠"形象的揭示了深刻阶级寄生虫的本质。总体来说，《诗经》中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其次，《诗经》中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其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构成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画卷。如：《七月》、《氓》、《东山》等，都是以描写细节冗长的著名诗篇。以上都是长篇的作品，但在《诗经》中短小的诗也富有比较丰富的细节。如：《齐风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诗经》中大部分诗是主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刻画来反映诗人内心的感情，都应了"以我现物，物皆看我之色彩"这句话。 再有，《诗经》中基本上均采用四言的形式。但也有一些作品句子长短变化很 活，语气很自然。如：《邶风式微》中"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质备章词句四旋 。有的只换几个字，使诗歌赋予音乐感，便于吟咏，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我们刚刚学过的《 风充良》。 综上所述，《诗经》这部伟大的诗歌总集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因此它的艺术成就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历来把《诗经》的表现手法，归结为“赋”、“比”、“兴”三类。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 4.结合具体作品,谈谈《诗经》主要的艺术特色最低0.27元/天开通百度文库会员，可在文库查看完整内容> 原发布者：北京阳光555 1、《诗经》的内容包括什么？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它在关注现实、抒发从现实生活出发的真情实感的同时，还具有深厚的艺术魄力。无论是在题材形式、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诗经》的主要内容涵盖歌功颂德、农事、燕飨、战争徭役和婚姻爱情等几个方面。 歌功颂德诗。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 农事诗。如《周颂·丰年》描写周初农业大丰收的情景：“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一及秭。”《诗经》中的这类作品，真实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风俗礼制，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经济状况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此外，《七月》作为《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情况，让后人真切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 燕飨诗。《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 5.《诗经》对后世文学有什么重要影响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在之后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 ，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 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 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 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 6.古代文学《诗经》有什么特点说到中国古代的文学，首先应该提起的是《诗经》，在有史记载的文学作品中，它产生时代最早，并且取得十分突出的成绩，其中大量的创作手法成为后世中国文学的基本原则。 《诗经》，又称《诗》，它一共有305首，所以后世又常常将其称作《诗三百》。从时代上看，它包括了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这500多年的作品。从地域上看，它主要收集了黄河流域的作品，也有一部分长江流域的作品，即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一些地方的作品。 《诗经》一共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风”“雅”“颂”。风诗主要是地方民歌，一共有15国风，有160篇，《诗经》中大多数优秀的篇章集中于此。 雅诗主要是宫廷的歌曲，有大雅和小雅之分，一共有105篇。而颂诗是庙堂祭祀的歌曲，由商颂、鲁颂和周颂三部分组成，它们主要是一种伴舞的祭歌，共40篇。 我们今天的诗歌是不需要合乐的，但是在上古时代诗、乐、舞这三者不分，诗歌一般是合乐的歌词。《诗经》都是可以合乐的，可以供给人们演唱。 《诗经》的编辑，倒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上古社会有一种重视诗、乐的习俗，统治阶级往往通过一些民歌、乐舞来观察民风。当时有一种官是专门负责采集诗歌的，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搜集民间诗乐，将其整理起来，最后交给最高统治者。 当时所采集的诗歌可不止这些，采诗官搜集上来的诗很多很多。传说这些诗歌流传到孔子的时代，孔子亲自整理这些诗歌，他从这些诗歌之中选择那些最符合他的道德思想的，编成一本，这就是今天的流传本《诗经》。 孔子选了这些诗后，就让他的学生们认真阅读，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认为学《诗》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修养，懂得礼节。他说：“你学了《诗经》，不能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就证明你没学好；如果派你去搞外交，你不能利用《诗经》去应对诸侯，这学了就等于没学。” 《诗经》中有大量的诗歌反映了民间的疾苦。 如那首著名的《硕鼠》，诗中写道：“大老鼠啊大老鼠，你不要再吃我的黍，我整天服侍你，但是你却毫不考虑我。”表现了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心情。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生灵涂炭，人民受尽了苦难，《诗经》中就有不少描写战争的诗歌，如《采薇》，诗中写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现了战争的漫长以及离人的思念。 《诗经》中有不少描写爱情的诗写得非常生动，如《诗经》中的第一首《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有一类诗表现了妇女的悲惨命运，今天读起来还令人不能平静。如《氓》，诗中通过一个妇女出嫁前后的对比，来表现社会对于妇女的摧残。她嫁到夫家之时，是一位青春美貌的女孩，诗中用桑树做比喻：“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在夫家的三年中，她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不但要承担家中所有的家务，而且还要下地劳动，丈夫没完没了地打她。这真使她丧失了生活的信心。三年以后她又来到家乡的那条河前时，她不禁心潮澎湃。那时，这位女子已是人不老但面已黄，诗中写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诗经》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普遍采用赋、比、兴的方法。所谓赋，也就是直接描写，鲜活生动。所谓比，也就是比喻，《诗经》中大量采用比喻的方法，读起来含义深远，回味无穷。所谓兴，也就是以别的事物起头。 《诗经》中用语非常生动，如描写人睡不着觉用“辗转反侧”来表示，用“涕泗滂沱”来描写人痛哭的样子，用“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描写可望而不可即的思念心情。这些描写引起了后代无数人的注意，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7.《诗经》是一部什么样的文学典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 主要收集了自周 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作品，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最后编定成书。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雅”即正，指朝廷正乐。 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小雅共74篇。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 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 乐可能比较舒缓。 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以商颂为例）： 《那》、《烈祖》、《玄鸟》明显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 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诗经》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 行教化的重要工具。 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 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了解《诗经》的成书经过及特殊的文学文化价值成书经过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的说法： 王官采诗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 孔子删诗 这种说法见于《史记》，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 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价值：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 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 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 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 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 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 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 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 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 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 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