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熹与《诗经》有什么关系1、朱熹与《诗经》的关系：朱熹对《诗经》做研究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解释。 2、朱熹的《诗经》学思想实质上是关于《诗经》的解释学。在中国《诗经》学思想史上，汉、唐《诗经》学是重章句训诂的解释学。到了宋代，《诗经》学解释表现为由汉、唐重章句训诂向重义理阐发的转型。朱熹的《诗经》解释学在坚持宋学方向的同时又不废汉学，故他的《诗经》学思想，是多维的《诗经》解释学。 3、《诗经》简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佚名原作，传说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是按《风》、《雅》、《颂》三类编辑的。《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朝廷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先秦称《诗经》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三百篇》。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4、朱熹简介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1]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2.朱熹的四书集注怎么样《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儒家理学名著，为宋代朱熹所著，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 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 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此书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毛奇龄反对朱熹理学，曾撰《四书改错》批评《四书集注》，书中首句便谓“四书无一不错”，罗列朱熹《四书》注释的错误达451条。贯穿朱子一生的是持敬的态度，他曾书《敬斋箴》于室内墙上以自警，其文如下：“正其衣冠，尊其瞻视。 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 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不西，不南不北。 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叁以三。 惟精唯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 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 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 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感告灵台。”除解四书外，朱子解过《诗经》《易经》《楚辞》及关于解历的一些说法，还有关于一般文字的解法，在此不详加论述。 但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求圣人之言本意是判定其他言语的标准，即理。人要做的也便总是求圣人之本意和通过判定他人言语而知其是否合“理”。 如“凡读书，须晓他人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 虽是圣人的本意，但朱子强调其非圣人私有，而是天理，“天者，理而已矣……皆理之当然也。”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实理实情”原则，这是讲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 朱子引程子语，“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空话说。”“若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 “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这是说圣人言语不是空话，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 “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这里的信并非指理解“理”的抽象概念意义，而是相信这理是实在的，是到场的，不只是今人意义上的概念含义，或根本不是抽象概念。 “理”是实然地临在于学者，朱子所言的理、天、性、心、命等等常被后人误解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加以推导而理解，但在朱子，那些都是“实理”，他要求的是实情实理，“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辩而无情实”，这实情不仅有以上所说的天、理等的临在，还更多的指具体事务事情，情理实事，因此他说“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与此相反的做法便受到朱子的批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 并批评时人“不过记诵文辞之间”说：“《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 要去求实理实情，朱子讲到很多事例：如在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说这是“大道之经，政事之根本”，孔子当时对齐景公说是因为齐君臣之间“皆失其道”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不是概念关系，而是事实间的人的生存联系。他还引程子语“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 第三个原则是“以身解经”的原则。其中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为己之学”的强调，另一个是“力行”原则，解经也即是以己力行道。 “道外无身，身外无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这是讲道必着落于人之身，离了人之身便无“玄”道。“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人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 这便是“为己之学”，虽非朱子首次提出但他十分注重便是他的解释学特点。他著《四书章句集注》是给“学者”看的，而非给“读者”看的，文中皆提“学者深思之”等而从未提读者如何，这里有重大关系，即朱子解释经典圣人之言不是给人看的，而是要人切己以学的，他本人在为学，学圣，而著书也是为后学易解圣人之言，是帮助后学，一同传道统。 他说著《大学章句》是对“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益的。注释的意图便是帮助学者理解而非自立体系，如他说“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 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朱子还引程子语“学者，将以行之也。”“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这是讲学者不光要知道为学在己一身。 而且要知道为学并非为故弄玄虚而是要行动以践之。即“事道者，以行道为事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试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这三大原则并非独立不相干，而是全然不可分。求本意之旨必。 3.朱熹的四书集注怎么样《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儒家理学名著，为宋代朱熹所著，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 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 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此书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毛奇龄反对朱熹理学，曾撰《四书改错》批评《四书集注》，书中首句便谓“四书无一不错”，罗列朱熹《四书》注释的错误达451条。贯穿朱子一生的是持敬的态度，他曾书《敬斋箴》于室内墙上以自警，其文如下：“正其衣冠，尊其瞻视。 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 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不西，不南不北。 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叁以三。 惟精唯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 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 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 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感告灵台。”除解四书外，朱子解过《诗经》《易经》《楚辞》及关于解历的一些说法，还有关于一般文字的解法，在此不详加论述。 但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求圣人之言本意是判定其他言语的标准，即理。人要做的也便总是求圣人之本意和通过判定他人言语而知其是否合“理”。 如“凡读书，须晓他人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 虽是圣人的本意，但朱子强调其非圣人私有，而是天理，“天者，理而已矣……皆理之当然也。”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实理实情”原则，这是讲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 朱子引程子语，“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空话说。”“若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 “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这是说圣人言语不是空话，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 “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这里的信并非指理解“理”的抽象概念意义，而是相信这理是实在的，是到场的，不只是今人意义上的概念含义，或根本不是抽象概念。 “理”是实然地临在于学者，朱子所言的理、天、性、心、命等等常被后人误解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加以推导而理解，但在朱子，那些都是“实理”，他要求的是实情实理，“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辩而无情实”，这实情不仅有以上所说的天、理等的临在，还更多的指具体事务事情，情理实事，因此他说“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与此相反的做法便受到朱子的批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 并批评时人“不过记诵文辞之间”说：“《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 要去求实理实情，朱子讲到很多事例：如在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说这是“大道之经，政事之根本”，孔子当时对齐景公说是因为齐君臣之间“皆失其道”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不是概念关系，而是事实间的人的生存联系。他还引程子语“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 第三个原则是“以身解经”的原则。其中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为己之学”的强调，另一个是“力行”原则，解经也即是以己力行道。 “道外无身，身外无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这是讲道必着落于人之身，离了人之身便无“玄”道。“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人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 这便是“为己之学”，虽非朱子首次提出但他十分注重便是他的解释学特点。他著《四书章句集注》是给“学者”看的，而非给“读者”看的，文中皆提“学者深思之”等而从未提读者如何，这里有重大关系，即朱子解释经典圣人之言不是给人看的，而是要人切己以学的，他本人在为学，学圣，而著书也是为后学易解圣人之言，是帮助后学，一同传道统。 他说著《大学章句》是对“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益的。注释的意图便是帮助学者理解而非自立体系，如他说“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 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朱子还引程子语“学者，将以行之也。”“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这是讲学者不光要知道为学在己一身。 而且要知道为学并非为故弄玄虚而是要行动以践之。即“事道者，以行道为事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试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这三大原则并非独立不相干，而是全然不可分。求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