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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外交

1.我想了解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上的作用

春秋时期,《诗经》的主要功用并不是文学性的。

除了朝廷的正式仪式之外,在社会上的功用分为“赋”和“引”两类。所谓“赋诗”,主要用在礼聘会盟等正式外交场合。

宾主双方通过赋诵《诗经》中的篇章来表达敬意或愿望。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在和秦穆公相见并得到秦穆公支持的经过曰:“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

’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双方通过不同的诗歌,委婉而体面地达成了一项重大的外交决策,显示了春秋政治优雅华丽的一面。

会盟要求“歌诗必类”(《左传?襄公十六年》),也就是符合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气氛,否则,就有可能招致讨伐,可见赋诗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赋诗还有另一种功用就是“言志”。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

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以下郑国七位大臣皆赋诗,赵孟和叔向通过他们所赋的诗逐一判断了赋诗者的情志和命运。

这一事实表示春秋时人们相信诗歌具有某种神秘的性质,能够显示赋诗者的精神状况。“赋诗”是从诗歌的仪式性特征中派生出来的社会功能,它隐含了人们对诗的崇敬、信仰的态度。

“引诗”是指在评论中引用《诗经》的章节或句子,以为自己的话寻找根据或加强说服力。“引诗”比较自由,更多地显示了引用者本人的经典修养。

如宣公十六年,晋羊舌职称赞士会任中军之将,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

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

即以《诗经》中的句子来评论士会的品德。据统计《左传》中引诗共82余处[1]】,可见熟悉《诗经》已经成为贵族士大夫交往的必备知识,所以,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诗经》被当作说理的依据,也与《诗经》的神圣历史背景有关。此外,《诗经》在春秋时期还被用作教材,以培养王公贵族或士人的政治能力。

《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也说过通过《诗经》可以学会“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而战国时期,则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得以传播,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其中断,到汉代由学者背诵写定后,再得以延续至今。

2.<诗经>应该怎么评价

诗经》对中国的文学史、政治、语言、甚至思想上都起著非常深远的影响。

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包括以后的“兼爱”、“非攻”都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互利的外交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之意。“南南合作”、“南北互利”也是《诗经》中很多外交辞令在现代的引申之意。

但是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那些打着历史和文化幌子却时刻准备吃历史豆腐的的不法分子。前不久闹的沸沸扬扬的台湾当局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例不得不让我们对历史和文化一个全新的认识——只有尊重历史和文化才能创造新的文明,篡改历史和文化的人到头来只会摔的很惨。

强暴历史缺乏足够的权力,演绎历史没有天才的想象力,**文化缺乏足够的底蕴,等而下之,只有怯生生贼眉鼠眼的吃历史和文化的“豆腐”。这不仅是历史的不幸,也是文化的悲哀。

我们应该把根植于《诗经》这片最深厚而又肥沃的土壤中,从中不断的汲取文化、滋养内涵,让自己充实、高大起来。然后再去思考如何去对外,已经怎样去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要知道传统底蕴是一笔无逾越的文化鸿沟。 总之,《诗经》的博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时代性和延展性。

它不仅适用于纵横捭阖、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也适用于盛极一时的贞观、康乾。同样也适用于当前努力构建和谐的中国。

让《诗经》博大精深的底蕴为我们构建和谐,共创文明铺平前进的道路。

3.为什么《诗经》会成为贵族必备的文化素养

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是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 《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

“诵 《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 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

《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 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 《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侍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 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

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4.“不学师,无以言”论文怎么写

给你个论文做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出自《论语》,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孔子设教,尤其重视《诗经》的学习和运用。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专对”,指外交场合独立谈判酬酢,赋诗言志以应对诸侯的意思。因此,这里的“言”不是一般意义的讲话,主要指外交语言(外交辞令),有场合的限制。

“不学诗,无以言”是说不懂《诗经》,不会赋诗、用诗,就没法参加外交活动。而赋诗以言志,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重要内容或培养目标之一,在外交活动中,也是春秋时期特有的外交现象。

“不学诗,无以言”正是对春秋近四百年赋诗言志活动的总结。春秋时期,大夫们出使别国,根据礼仪,赋诗成为外交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左传》多有记载。

那时一个大夫不会赋诗就意味教养的缺乏,没有“出使专对”的资格。在周代,因赋诗不当引起国家纷争的事偶有发生。

《左传·昭公十二年》云: “宋华定来聘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之曰:‘必亡。

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给你个论文做例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出自《论语》,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孔子设教,尤其重视《诗经》的学习和运用。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专对”,指外交场合独立谈判酬酢,赋诗言志以应对诸侯的意思。因此,这里的“言”不是一般意义的讲话,主要指外交语言(外交辞令),有场合的限制。

“不学诗,无以言”是说不懂《诗经》,不会赋诗、用诗,就没法参加外交活动。而赋诗以言志,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重要内容或培养目标之一,在外交活动中,也是春秋时期特有的外交现象。

“不学诗,无以言”正是对春秋近四百年赋诗言志活动的总结。春秋时期,大夫们出使别国,根据礼仪,赋诗成为外交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左传》多有记载。

那时一个大夫不会赋诗就意味教养的缺乏,没有“出使专对”的资格。在周代,因赋诗不当引起国家纷争的事偶有发生。

《左传·昭公十二年》云: “宋华定来聘????公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之曰:‘必亡。

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这是对华定不知赋诗的批评。

可以想像,赋诗不但是一项基本的外交技能,而且可以从使者的表现看出一个国家的前途。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所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春秋末期的孔子,掌握着西周典籍,又耳闻目睹了赋诗言志的事实,颇有感触地讲“不学诗,无以言”,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指导。以诗的语言作为外交辞令,实在是文化史上奇特的现象,它全整地反映了《诗经》作为一部典籍如何作用于一代社会,如何影响华夏族的语言表现力,并进而塑造了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是很有意义的。

惜乎学界尚未充分重视,偶有论述,也多对“赋诗言志”作概念、内涵性的解说(如顾颉刚著《古史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本文尝试从《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入手,管窥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概括地说,就是有效地参与外交活动,树立了含蓄外交的风范。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赋诗之能言志,首先在于《诗经》所含的人文精神和内容之广阔适合多种外交场合需要。如《左传·襄公八年》盟主晋范宣子访问鲁国,商量用兵于郑的共同行动,全部外交过程以赋诗完成:“公享之,宣子赋《扌票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子赋《彤弓》。

宣子赋《扌票有梅》,以女子希望及时婚姻作喻寄意鲁及时出兵;因晋为盟主,相较鲁如“草木”之“臭味”,只好同意,于是赋《角弓》,以“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作答;宴会最后,武子又赋《彤弓》(本为天子赐有功诸侯之诗)表达对晋悼公继承文公霸业的赞美、预言和祝福。从提出要求到答复要求以至宴会告结,整个谈判过程简洁而又明了。

“春秋无义战”。襄公二十六年晋平公为强齐伐卫,公然干涉卫国内政,卫侯稍有过问,便“执而囚之”。

面对这样一个主观、刚愎、暴戾的晋君,其外交争端如何解决?且看齐、郑二君的表现: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

?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景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晋侯乃许归卫侯。

这次发生在盟国(齐、郑)和盟主(晋)之间的赋诗活动,其核心是讨论对卫侯的处置问题,齐侯、郑伯意图说服晋公,而任务落在国景子和子展身上。如果说晋公赋《大雅·嘉。

5.如何理解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诗经》对中国的文学史、政治、语言、甚至思想上都起著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诗经》里开宗明义的第一首诗歌是《国风•周南》中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成为当今妇孺皆知的经典话语之一.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古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正是《诗经》中那些对爱情美好而浪漫的描写才有了我们以后对爱情的追求和憧憬.即使爱的很苦,很累;被爱情伤的很深、很重.我们还是抱着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去迎接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了历史上那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和绝世的传奇佳话:从项羽的霸王别姬到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再到林觉民洋洋洒洒的《与妻书》,那一个故事背后不包含一段令人悍然泪下的凄美爱情.还有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虽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马背上的传奇,可最后还是拜倒在了女人的石榴下.一把宝剑可以创造一个神话,一个女人也足以颠覆一个神话.这就是女人的魅力,也是爱情的魅力!浩浩荡荡的黄河可以把历史的尘埃洗刷干净也可以把历史的留下的伤痕抚慰完好.可它永远也代不走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爱情的妥协甚至牺牲.同时也指出了夫妇在传统五伦关系中的重要性.家庭的破裂将直接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即下一代无法获得父母的关照而学坏).犯罪率的上升直接影响的社会的安定.而这些是我们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夫妻关系与家庭教育已成为我们棘待解决的问题,和谐的家庭会给孩子创造一个舒适而美好成长环境,孩子也会在这个既定的轨道上健康、自由的成长.而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亦或破碎凄惨的单亲家庭生活的孩子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他们中有多少存在严重的心智问题,要么是严重的孤僻,要么是内心充满仇恨与报复,要么就是走上了世界的另一个极端.他们中有多少长大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面对这种结局我们大多都在抱怨孩子们的叛逆和时代的混乱,又有几个人去反思这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矛盾!《诗经》早在几前年前就为我们上了一堂充满警示的教育课,而我们却没有去认真思考过这些简单背后的深妙.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首先从构建和谐文化开始,而构建和谐文化又应该先从清洁自己的心灵开始.清洁心灵我们需要静下来,用心去聆听文化跳动的脉搏,也许《诗经》会是我们的首选.用《诗经》中简单而充满睿智的语句去洗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远离充满腐臭的腴腩之腹,共创和谐文明的香兰之室.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包括以后的“兼爱”、“非攻”都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互利的外交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之意.“南南合作”、“南北互利”也是《诗经》中很多外交辞令在现代的引申之意.但是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那些打着历史和文化幌子却时刻准备吃历史豆腐的的不法分子.前不久闹的沸沸扬扬的台湾当局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例不得不让我们对历史和文化一个全新的认识——只有尊重历史和文化才能创造新的文明,篡改历史和文化的人到头来只会摔的很惨.****历史缺乏足够的权力,演绎历史没有天才的想象力,****文化缺乏足够的底蕴,等而下之,只有怯生生贼眉鼠眼的吃历史和文化的“豆腐”.这不仅是历史的不幸,也是文化的悲哀.我们应该把根植于《诗经》这片最深厚而又肥沃的土壤中,从中不断的汲取文化、滋养内涵,让自己充实、高大起来.然后再去思考如何去对外,已经怎样去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要知道传统底蕴是一笔无逾越的文化鸿沟.总之,《诗经》的博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时代性和延展性.它不仅适用于纵横捭阖、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也适用于盛极一时的贞观、康乾.同样也适用于当前努力构建和谐的中国.让《诗经》博大精深的底蕴为我们构建和谐,共创文明铺平前进的道路.。

6.诗经有哪些功能

《诗经》的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

《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

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

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

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 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

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

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

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 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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