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苏轼的艺术美学思想苏轼 （1037~1101）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 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 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 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 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 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 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 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 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 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 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 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 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 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 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 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 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 2.苏东坡的书法美学思想苏轼书法的美学思想 左国华（黄冈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湖北黄冈 438000） 苏轼的书法于二王后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其字丰满肥润，跌宕多姿。笔墨寓意 深刻，透露出深厚的文人学养。 苏轼书法还表达了强烈、深刻而含蕴丰富的意境 。在营造意境的同时又能将线条与文辞完美地结合起来。 苏书追求一种“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冲和淡远、自然萧散的风格，其书法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 深远。 感情；意境；风格 苏轼书法作为“宋四大家”之首，其成就十分显著。 苏书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笔墨寄情、意境营造 和风格评价方面颇多新意，体现出丰富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依笔者浅 见，苏轼书法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寓意深刻的笔墨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作于元丰五年（1802），那时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 生活上穷愁潦倒，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 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 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 吹不起。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凄凉惆怅，通篇起伏跌 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 错综变化的线条，寓意深刻的笔墨，表 现了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笔触干净利落、行间距离较宽，带来一种疏朗之 感，几处有力的折笔和个别字对轴线的偏离，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实质暗示作者 内心的躁动；“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笔势逐渐展开，运笔速度随之加快 ，线条由谨严变细腻，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行笔放慢，线条变为厚重，字体也稍稍变大。此句表露出对海棠的怜惜，隐 隐寄托出自己的身世之感。 由此第四、第五两行成为书作第一段的重心。从诗作 来看，被泥水玷污的海棠恰好是描写的重笔。 而书法作品的重笔和诗歌作品的重 笔恰巧是一种暗合。 相对于第一段诗中所表达出的一种节制感情，第二段诗中则表达出一种浓重的感 情色彩。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船，蒙蒙水云里”，用沉着的笔 触、欹侧的结体，与作者动荡的心境相吻合；但是，险恶的境遇却不能使他发泄 心中的全部抑郁。诗歌立即转入凄苦的哀怨：“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 是寒食，但见乌衔纸。”这几行字或促局、或开张，或拙涩顿挫，或奔放不羁， 线条的律动伴随着时空节奏剧烈变动，使观者心境震荡，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压 抑感。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每一点画都透露出不寻常的分量，字里行间 仿佛注入了作者的全部悲哀。但凝重、厚实的线条则表达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包容 一切的气度。 这也许出自作者豁达的天性，对人生执著的信念，抑或是对君王“ 明鉴”隐约的幻想。正是这一切，才共同凑起《寒食诗帖》余音不尽的尾声…… 2.含蕴丰富的意境 《黄州寒食诗帖》之所以在苏轼所有书法作品中卓然特立，数百年来不多叩动人 们的心弦，是因为它表达了强烈、深刻而含蕴丰富的意境。 [1] 书法作品要有意境，从作者的命意、精神状态，到构成作品的各种因素的融合， 是不可缺少的前提。线条是书法艺术主要的形式手段，文辞是书法作品的题材内 容，线条与文辞的完美结合才会构成美妙的意境。 《黄州寒食诗帖》中，线条时间节奏、空间节奏的丰富变化使作品传达给人们的 不仅仅是一种激情，而是这种激情生发、推移的过程，作品中生发、推移的过程 与人们的生活体验相契合，因而特别自然、真实，从而不知不觉把人们引向意境 深处。 这种层次丰富的意境反映在形式上有两个特点。 其一，不可预计，变幻莫测。有不少书法作品，线条的排列和分割很有规律，速 度、结构缺少变化，因而缺少层次和韵律的变化。 《黄州寒食诗帖》则在用笔的 速度、长短、线条的疏密、欹侧方面全无程式可言，如果离开感情的发展线索考 察，简直找不到任何变化的依据。正如苏轼自己所言，如“行云流水”，如“万 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在这一例作品当中，没有预想的感情进程，也没有预想 的精彩构成形式，只有不可预计的感情抒发和不可预计的形式构成。 其二，不可替代、风格独特。 我们试将苏轼所传墨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黄州 寒食诗帖》与其它作品迥然不同。虽然此帖笔法、结体还保留着作者的某些习惯 ，但是出现了许多其它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古轴线的弯曲、字结构的欹侧和大小 错落、空间的疏密对比等，使人一眼就能将它与其它作品区分开。 3.冲和淡远的书风 对于书法作品风格的评论，反映出他书法美学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总体而言， 苏轼对于书法的风格是持兼容态度的，他强调书法风格的多样性，如《次韵子由 论书》诗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 3.苏轼诗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1.“以文为诗”是苏诗的显著特色之一，多用散文的句法而以气格贯穿，如《石鼓歌》。“以文为诗”实际上靠以才气为诗而获得成功。 2.丰富的比喻，也称“博喻”，如《百步洪》。 3.敏锐细致的观察力与出色的文字表现力，平凡事物，一经其手写出，给人以触处生春之感，如《汲江煎茶》。 4.以才学为诗，体现为好议论、善于使事用典。有意识地以议论入诗，将对事物的形象感受与哲理思考结合起来。如《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5.苏诗兼备各体而以七言为擅长，而且风格多样，七绝清丽精美，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6.苏诗的基本风格有二，一刚健的清丽雄健，二是豪放加平淡的清旷闲逸。高风绝尘才是其诗风的主导倾向，即一种超越世俗的审美境界。 4.苏轼书法有什么美学思想和创作思想摘要： 苏轼作为书法“宋四大家”之首，其成就十分显著。 他的书法美学核心思想是尚自然。在其书法美学思想体系的构建中，“自然”的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扩展，包含着本与末、道与艺、人品与书品等本体论范畴和创作论上的无意于佳、放意自适状态以及风格论上的自然平淡。 他的书法成就正是他书法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自然；苏轼；书法美学 苏轼的书法于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 其字丰满肥润，跌宕生姿。“有天真烂漫之趣”[1](P42)，他说：“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2](P2179)这说明不同的创作状态、创作心境下，其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也不一样。《法华经》的要义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苏轼借此比喻自己放意写字，字字都得正果，只有在放意的状态下才能进入书境，真实地表现出个性和神采。 他所说的“放”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这是他追求的放意自适创作状态；其二，是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自然萧散的意韵，“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尚自然是苏轼文艺创作一贯的审美追求，也是他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 “自然”在中国古代最初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可理解可运用的空间非常大的哲学概念，它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是“非由人之所为者”，与人为相对立，它被认为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中国古代文艺观十分强调情动于中、文形于外这一合乎自然的根本原则，艺术家的“内”和艺术品的“外”这一相对范畴是认识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的美学追求的逻辑起点。 沿着“内”“外”关系的延展，在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中，是本与末、道与艺、人品与书品等相对范畴的展开，从而形成以合乎自然而不矫揉造作作为基本内涵而又在意义上不断外延的逻辑体系。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即是在这个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一艺术中国 / 相对于自然，书法艺术是“人之所为者”。同时书法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度。 所以苏轼在书论中一再强调学书要“知其本末”，要造乎自然，知自然之理。他说：“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 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2](P2182)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呢？他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2](P2185)正、行、草三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苏轼认为应以正书为基础，这就是本，如果舍弃正书，而致力于行书、草书，就是舍本逐末。他还以立、行、走的关系来比喻真（正）书、行书、草书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联，“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2](P2206)这都是从书体的自然规律来说的，说明学书要顺乎这种自然之理。苏轼关于书法的这一理论阐述，是他文艺思想一以贯之的体现。 他谈文论艺时屡次提到“随物赋形”，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事物本来是什么样子，就该给它写成什么样子，不同的事物就该写出它们种种不同的样子，因此，世间万物虽然千变万化，但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法度。他说：“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 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 [2](P1)书法也是一样，虽千变万化，其中也有必然之理。 苏轼在强调“知其本末”的基础上，还指出要知其法度，能通其意，然后才能出新意的道理。 他认为“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2](P2180)，书体各有法度，书法的法度包括各种字体的布局、结构等，都有规律可寻，书法艺术就是要在法度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构思和布局，加以变化，突破创新。他指出各种书体都有矛盾和难度，所以“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 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2](P2195)，只有在掌握法度的范围内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和难度。他又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2](P2181)，他认为万物之间都有一些共性，若“通其意”，找到共同性的规律，就能处处适意，无适而不可。 只有知法度，通其意，才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时即使全部用旧法，也能出新意，求变态，因为其意已逸出于绳墨之外了。这种新意妙理是苏轼文艺创作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的，他推崇“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3](P371)，“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 [2](P2189)他赞扬柳公权，“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2](P2206)欧阳修虽不以书法名世，但苏轼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特笔画之工也。” [2](P2197)对于自己的书法，他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2](P2183)（笔者疑“快”为“诀”之误。） 苏轼还认为，书法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除了留意于物，掌握规律和法度外，还要有足。 5.哪些部署以苏轼诗歌的思想内容特点苏轼，宋诗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其特点是： 1）苏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①有不少关怀民生、表达爱国激情的诗作，有不少诗成为具体政治行为及建议的反映。②他在诗中记录山川景物、村野风光、农家风俗，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更以诗抒写愤懑，排遣忧愁，表现自己机智风趣、洒脱自在的个性和恬淡闲逸、不为物扰的心境，显示了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 2）苏诗中有不少以理趣见长的作品，诗人在写景、咏物、记事之中，有意识地阐发某种生活哲理，表达对人生的思索。苏诗中所谈的“理”，不是玄思或吊诡，而是生活中随触而发的感想，在习以为常中给人新的启迪。 3）采用寓言、隐喻手法，还善于运用赋的手法构成一种图画美。例如脍炙人口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比喻的新鲜与丰富是苏诗的一大特色。又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苏诗任情挥洒，风格多姿多样。他欣赏陶诗的“枯淡”，其更主要的风格特色即是宋人所概括的“东坡豪” 6.苏轼的诗词赋中体现了他怎样的思想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可谓一语中的.王先生没有详细论述苏轼的真率性格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询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佑二年（1057 ）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富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青年时代的苏轼，由于得到欧阳修的提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滴，越贬越远.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在画家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檐州.真是沉痛之极.虽然苏轼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苏轼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进，为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斤，通判杭州.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叶梦得《 石林诗话》 卷中）但苏轼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到湖州的九年间的劝告.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山村五绝》 《 吴中田妇叹》 等.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诗词歌赋，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他的性格以及思想.东坡词中，有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我们不妨称之为“人生咏叹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作者持续不断的人生思考：其广度和深度在词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东玻词所体现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对人生矛盾：1、出仕与退隐苏轼早在26 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孺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排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2、理想与现实词人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的，何时忘却营营”； “人生底事，来往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处萍飘泊”； “天涯同是伤沦落”.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词人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 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伐，争斗不休，使苏轼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那么，如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