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词体式指的是什么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岳飞等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像曾因写过"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当时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必有柳词"之说，以至于宋朝的一个宰相（他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好像叫什么宴殊的在当上宰相之后，他对于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他写的.我们也都知道，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士大夫们一起，构成了宋朝的享乐主义，虚华的文化. 一个朝代，一个国家，若强盛，那么它在文与质两方面是并重的，这里文指的是文风或者说一个社会的风气吧，我们知道，一个人若专门读书，钻研学问的话，那么就必须脱离生产劳动，也不能去打仗，这在宋朝就叫做"养士""八股"确立之后，天下的秀才就专门来钻这个东西捞取功名利禄养活自己，所以也就没得工夫去思考事情，去造反了，如果一个国家"文风"越盛，那么做实事的人就越少，这个国家也就会出问题了.历朝写诗的人很多，宋诗也很有名，为什么独独诗以 "唐"命名呢？唐诗就算是歌颂风花雪月，也有一股质朴的美，透露出这个民族质朴，粗野与宏伟的气魄，而宋词则是比较多矫饰浮夸的文风，一个国家的文化若是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的，那么它就是强势的，有生命力的， 在进化论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如果”和“假设”，只有残酷的现实，宋朝被野蛮民族灭掉，这就是结果，而士大夫群体人格的堕落，从这个帮闲享乐的社会就开始出现征兆了。 2.【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做真正的自己在枫叶上的露珠，红红地闪烁，多美丽啊！在荷叶上的露珠，苍白地滚动，多凄凉啊！可这美丽，只是露珠凭借枫叶的烧红才得以闪烁；这凄婉，也只是露珠凭借荷光洁白的玉肌才显得动人。 露珠是透明的，没有颜色，只有附着在别人的身上，才能折射出光彩。可我们呢？我们有我们的精彩，我们也有我们的色彩！折射的光彩是别人的，自我散发了光彩才是真正缤纷的。 朋友，让我奉劝一句：做真正的自己，莫要做透明的露珠。做真正的自己，是自信的表现。 陶渊明自称是飞脱樊笼的倦鸟，在喧嚣的世俗里打滚了三十年，最后却毅然离开世俗，回到了田园，回到了南山。一声"归去来分"让他重拾自我。 陶潜的自信，寄托在他那率真的性情上；做真正的自己，让陶潜享受到了"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享受到了"带月荷锄归"的恬然自得，享受到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归隐之乐。他的自信，让他的田园生活丰富多彩。 做真正的自己，是人生的大智慧。苏轼大半生淹流于异地，贬谪的失意本应使他意气消沉，让他不得不向那黑暗的世俗弯腰。 可苏轼却神情自若，只把自己的失意换成酒和诗，旷达地高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何等的智慧之举啊！排遣失意，乐观进取，这在此时有谁能像他一样做到？苏轼的大智慧，寄托在他那厌恶黑暗，满怀正气的自我上。 做真正的自己，成就了"挥尽寒枝不肯栖"的苏轼，成就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成就了"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苏轼。做真正的自己，是时代的召唤。 做真正的自己，让被人批评"过于造作"的朗朗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钢琴之王；做真正的自己，让那"过分嚣张"的刘翔屹立在跨栏运动的巅峰位置；做真正的自己，让那"不伦不类"的周杰伦唱遍天下……时代需要有自我的人，需要有个性的人，需要敢于绽放自己光彩的人！露珠只会折射别人的光芒，我们将它嘲笑；露珠只会依靠别人的颜色，我们将它否定。做真正的自己，方能光芒四射，方能五彩缤纷，方能为世人所赞同。 这是一个命意非常广泛的题目，我们既可以探讨什么是生命的本色，要不要保持生命的本色，也可探究如何保持什么的本色。 3.宋词的别称是什么樵歌 “诗余” 词的诸多名称，或因其音乐特征或因其独特形式而获得，诸如曲子词、乐府、长短句、诗余等等。 词的每一种“芳名”的讨论，都是对词的性质与特征的各个侧面的体认过程。 曲子词：曲子，是词的最早名称，与今时所说的“词”、“歌词”意义相同。 但在唐五代却很少使用“词”这一称谓。例如在敦煌藏经洞里发现最早的民间词集，其名称是《云谣集杂曲子》（共30首），一些单篇则称之为曲子《浣溪沙》、曲子《捣练字》、曲子《感皇恩》等。 “曲子”，即指倚谱所填之歌词而言。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说：“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 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 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唐五代之所以把这种配乐歌词称之为“曲子”，任半塘认为：“其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 （《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直至宋代，人们还习惯于称词为“曲子”。如张舜民《画墁录》所载：柳永进见晏殊。 “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神宗熙宁间杨绘编了一册被视之为“最古之词话”的书籍，书名是《时贤本事曲子集》。 南宋王灼论词之起源时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碧鸡漫志》卷一）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过“长短句今曲子便是”之类的话。 可见“曲子”之称，影响深远。称“曲子”为“词”，是文人词出现以后的事。 五代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最先提出“曲子词”这一名称：“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与欧阳炯同时的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 至宋，“词”才逐渐取“曲子”而代之。顾随说：“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 其在有唐，只曰‘曲子’。……‘子’者，小义，如今言‘儿’。 故曰：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奚以别乎？曰：大小之分而已。 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 （《释曲子词寄玉言》）在现存二百五十余种宋词之别集中，以“词”名集者约有一百六十五家（包括词作甚少近人广为搜集命名在内）。其著名者如潘阆《逍遥词》、晏殊《珠玉词》、张先《张子野词》、晏几道《小山词》、毛滂《东堂词》、陈与义《无住词》、李清照《漱玉词》、张元干《芦川词》、张孝祥《于湖词》、陈亮《龙川词》、史达祖《梅溪词》、刘过《龙洲词》、吴文英《梦窗词》、朱淑真《断肠词》、卢祖皋《浦江词》、戴复古《石屏词》、张炎《山中白云词》、刘辰翁《须溪词》、汪元量《水云词》、蒋捷《竹山词》等等。 如果剔除“词高曲子卑”的偏见与“词领导曲子”的误解，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把“敦煌曲子”称为“敦煌曲子词”、“敦煌民间词”、“敦煌词”都是可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这部书称之为《北宋词史》。 乐府：原指汉武帝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其所搜集创制合乐歌唱的诗称之为“乐府歌辞”，或称“曲辞”。后世则简称“乐府”。 因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创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歌辞、受命演出，所以自汉及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均在乐府机关管辖范围之内。因之，汉魏六朝可以入乐的歌诗，包括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而创作的新题乐府一般均称之为“乐府”。 而词被称之为“乐府”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用“乐府”这一名称表述其可以入乐歌唱这一特点，是填词以配乐的抒情诗。所以不少词人的别集用“乐府”来命名。 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周紫芝的《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宽《西溪居士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等等。有的词集为了强调并突出其音乐与作品的时代性，还另创“近体乐府”、“寓声乐府”之称。 如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等。 长短句：本指诗歌之杂言，与词之长短句有别，但前人则有用以代指词的创作。 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汪森只从词的字句长短错落这一方面与古代诗歌相类比，并由此而探词之本源，自然会流于形式表面而失其根本。 故王昶在《国朝词综序》中对此作了补充：“汪氏晋贤叙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乎乐，乐本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 从音乐乐谱的旋律高下抑扬变化来看词之句式长短，就科学得多了。因为它从是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