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传统文化体会

诗经与传统文化

1.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2.《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对于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的创作奠定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 1 )抒情诗的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为发达的国度，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

( 2 )群众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抒情诗创作具有普及性，是一种群众艺术，而这个传统也是由《诗经》奠定的。《诗经》的创作队伍相当广泛，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影响了后世的诗歌创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

(3) 现实主义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面对现实生活，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受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

2 、《诗经》确立了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艺术原则。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遵循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风雅”和“比兴”。它们是后世诗人对由《诗经》以来形成的中国诗歌创作传统的理论升华。

( 1 )风雅。风、雅本是按照音乐不同划分开的《诗经》的一种诗歌体裁，而《诗经》风诗和雅诗中体现出来一种共同的艺术创作精神，也就是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这种创作精神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它引导诗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风雅因此成为后世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时所遵守的艺术原则，成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最好武器。如唐代陈子昂就以“风雅不作”来批评齐梁之时的诗风，而杜甫则以“别裁伪体亲风雅”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

( 2 )比兴。比兴原本是《诗经》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而兴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此词也”。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和批评原则的比兴则是一种表现健康思想的特殊艺术手段，要求诗歌不仅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还要达到托物以讽、比类切至的目的。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诗歌须借助外物言情，另一方面是指寄托在外物之中的情的高尚严肃。

3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语言形式的基础。

《诗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体，这种四言诗的艺术形式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之一。而且《诗经》的四言体也是后世其他诗歌体裁发生之源，楚辞、汉赋、骈文以及五七言诗都受了《诗经》四言的极大影响。同时其遣词造句、章法结构、节奏韵律也为后世诗歌奠定了基

3.《诗经》具有怎样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

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

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

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如《击鼓》、《扬之水》、《匪风》、《东山》、《破斧》、《出车》、《卷耳》、《汝坟》、《草虫》等等。

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

“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在古希腊，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

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

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愉快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

4.通过诗经看中国传统文化作文怎么写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钟情男子最爱吟诵的《诗经·关雎》，至今仍在湖北省房县传唱。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作品竟然在偏远的小山村流传，这一现象引起正在此地进行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整理、抢救工作的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

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清同治版《房县志》载：“房县，古称房陵”“披览《郡志》，知房为尹公故里”。房县文化部门有关文物普查发现，房县文物馆现存有“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榔口乡白渔村（现合并为七星村）尚有宝堂寺岩庙遗迹。

专家们在这次挖掘整理和抢救中发现，在房县农村还在传唱着《诗经》中的《关雎》《蓼莪》等民歌，当地的一些“待尸歌”（当地办丧事时唱的民歌）中也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句子。坚持18年搜集、整理民歌近2000首、百万余字的当地干部张兴成专程录音了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60岁村民邓发顶唱的“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门古寺镇高塘村民间歌师胡启龙，不论走到哪都爱唱几句《诗经》中的有关民歌。

房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文化馆员杨才德告诉记者说，他在搜集整理房县传统民歌时，在九道乡发现农民杨家管会唱民歌《年年难为姐做鞋》，其歌词是：“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 ”当时在编辑《房县民歌集》时，由于受当时思想的束缚，有些此类民歌就没有被收录进去。

记者到房县榔口乡白渔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采访时，居住在这里的80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诗经》中《关雎》民歌。 在房县，人们还用《诗经》里的《蓼莪》民歌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

居住在门古寺镇门古村一组80岁的退休教师王天朋说，在自己小时候，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5.《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什么地位,它对后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6.有关诗经中的文化知识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①。（一章）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②。（二章）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③。（三章） ①毛传：“姝，美色也。

俟，待也。”朱熹曰：“静者，闲雅之意。

城隅，幽僻之处。不见者，期而不至也。

”马瑞辰曰：“《说文》：‘隅，陬也。’《广雅》：‘陬，角。

’是城隅即城角也。”“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

按城角较城垣高且厚，故其下僻静，宜为期会之所也。 ②娈，毛传曰“美色”；炜，“赤貌”。

③毛传：“荑，茅之始生也。”郑笺：“洵，信也：茅，絮白之物也。

”朱熹曰：“牧，外野也。归，亦贻也。”

“言静女又赠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异，然非此荑之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赠，故其物亦美耳。” 《静女》是一首很美的诗，意思并不深，却最有风人之致。

但是因为诗里有了城隅，有了彤管，解诗者便附会出后宫，牵缠出女史，引申出许多与诗毫不相干的故事。 如果把历来解释《静女》的意见裒为一编，题作“《静女》外传”，或者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序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朱熹反序，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吕祖谦遵序，曰：“此诗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述古贤君贤妃之相与。”

林岜的说法则颇含幽默：“自其邪者而观之，则此诗皆相悦慕之辞也。 自其正者而观之，则此诗乃礼法之意也。”

明人韦调鼎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于本文尚有间矣。

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壶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

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 ”比后来清人的许多说法倒还明白得多。

关于《静女》的纷争一直持续着，“彤管”的文章且越做越大。不过借用清人蒋绍宗的所谓“读诗知柄”，则可以认为《静女》之“诗柄”不在“贻我彤管”，却在“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诗写男女之情，自无疑义，却不必牵扯“女史”，也不必指为“民间”。 后世所谓的“民间”与先秦之“民间”并非一个概念，或者干脆说，先秦尚不存在后世所说的那样一个“民间”。

“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刘始兴），适如《召南·野有死庸》之称“吉士”。“爱而不见”之“爱”，或援三家诗，以为是“荽”的假借字，即训作“隐蔽”，但诗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曲折。

《小雅·隰桑》“心乎爱矣，暇不谓矣”，可以为此句作注。焦琳曰：“下云‘不见’，为待之尤久，而下二章追数从前之事，为更久更久。”

“待之久而不至，爰想其相约之时也。”“彤管既静女所贻，则贻之之时，必有其言语，必有其笑貌，此亦明明易知者耳，然则此章所谓‘美’，即所谓‘娈’也，即贻彤管时之言语笑貌之情态也。

”“待之久而不至，又想其最初始见相与通情之事也，当日游行郊外，适见伊人，在己尚未敢轻狂，在彼若早已会意，茅荑俯拾，于以将之，甚非始念之所敢望者，而竟如愿以相偿，故曰‘洵美且异’也，今茅荑虽枯，不忍弃置，悦怿女美，彤管同珍，夫岂真荑之为美哉，以美人之贻，自有以异于他荑耳。 ”这一番串讲，虽稍稍嫌它把诗作成了“传奇”，毕竟不乖情理。

而马瑞辰以为诗乃“设为与女相约之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意见。其实实中见虚不妨说是《风》诗中情爱之什的一个十分显明的特色，它因此一面是质实，一面又是空灵。

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在梦中”，此间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不过若化用其意，那么正好可以说，《诗》总是有本领把微生的人间乐，全作得一如襄王之梦中。 说它是臻于生活与艺术的统一，那是后人总结出来的理论，而在当时，恐怕只是诗情的流泻。

惟其如此，才更觉得这平朴与自然达到的完美，真是不可企及。

7.论语中多运用诗经中的诗句揭示了怎样的文化传统

【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继承发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论语中引用诗经的例子。

1.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选自《学而》，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终于可以和你讨论诗经啦.

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选自《为政》，意思是，用一句话概括诗经，就是不虚假.诗经是原始的、纯粹的、质朴的、真正的想唱就唱.

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3.20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8.3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8.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8.15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13.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16.13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

这篇比较有意思，伯鱼就是孔鲤，孔子的儿子.

17.9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7.10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8.诗经开创了我国文学 的传统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