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唐沈宋一派产生的背景初唐，从高宗武德时期到睿宗景云年间，约一百年，是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过渡阶段，也是唐诗兴盛的准备阶段。唐太宗鉴于南朝历代统治者败亡的教训，从巩固基业的需要出发，重视思想文化的统治作用，提倡中和雅正的文学主张。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奉命而作的应制诗和君臣之间的唱和之作，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表现宫廷生活和写景咏物。虽文辞典雅、内容空洞，毕竟摆脱了齐梁诗歌轻靡浮艳的弊病，并且逐渐显示出开阔壮大的气势、生龙活虎般的节奏和庄严的宇宙意识，在诗风转变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先后出现了一些宫廷诗人，前有上官仪，后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 “沈、宋”，主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他们在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以他们工致细密、格律精严的创作，使这些规范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沈、宋前期多点缀升平的应制诗，后期贬谪远荒之地，生活经历给创作带来了变化，写作了一些抒发真情实感的好诗。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渡汉江》等。 2.沈佺期、宋之问对唐诗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从初唐四杰唐诗之肇始，体制之初开，到，李杜之鼎盛·，格局之大成，之间，不可少的承渡者，当然，不是说他们厉害，假使无沈、宋亦可有张三、李四。 下文摘自网络： 本世纪上半叶 李维《诗史》对沈、宋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比较重视，该书卷中有三章都是论述“初唐诗体与沈宋”的， “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对沈、宋诗歌的论述稍具体些，该书首先论及沈、宋于律诗成立之功，强调他们在官场上的应制倡导的机会的重要性，其次他分析了沈、宋的一些五律、七律作品，以说明其格律之严，但是，他对宋之问诗歌的评价不高：“之问的诗，好的极少！集中格调比较高越者，七言如‘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潘园枕郊郭，爱客坐相求’，又‘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类，确是没有几篇可鉴赏的。 ──大抵因为他的作品，七律全出应制，五律率多平浅，所以酿成这个结果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则认为，沈、宋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促进了七言律的成立，并认为“他们的倡始号召之功，似较他们的创作为更重要”。 同时，该书还强调了他们对绝句、排律成立之功绩。对于他们诗歌创作实际，本书认为：“沈、宋的诗，自当以这种迁谪后所作的最工。 应制诸什，非不精妙，却不尽是肺腑中流出的，故有灵魂、有真情感者甚少。”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分析律诗成于沈宋之手的原因时，认为，一是齐梁以来的酝酿，二是前人对对偶的讲求由来已久，三是出于帝王的熔陶。 闻一多在其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则强调沈、宋对盛唐诗歌的先导作用，他认为沈佺期的七律“卢家少妇郁金香”一首恢复了诗歌与语言之间正常的关系，“正是开启时代新风的首创作品”，对于宋之问，他则认为，“通常但知他的近体诗有名，其实古体诗也有好的，象五古《雨从箕山来》一首。 可说是开了王右丞的先声。” 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对沈、宋在诗歌格律发展史上的地位也都加以肯定，对他们的应制诗评价不太高，对他们遭贬以后的作品予以好评。 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一文在论及沈宋诗歌时颇具己见，如，该书云：“高宗之末以至中宗景龙之际 ，律风大畅，作者云兴，人握灵珠，家持玉尺，沈、宋于此种风气下，总结前代积累之经验与时人创作之成果，因势利导，遂使诗歌古今体之分，成为定局。 世言律诗而必推沈、宋者，盖以其篇什繁丽，纂组精工，举为诗体发展之过程。非谓沈、宋之外，同时诗人遂无律体之佳构也。” 又如，“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 盖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 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亦非之问所能企及。 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一篇，长达四十八韵。 其排比铺陈，尽情刻划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 刘开扬的《谈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的诗》对沈、宋的律诗和古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沈佺期写征戍的几首诗如《杂诗三首》之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都很精彩，其次如狱中的诗，流放过程中的诗，都有真实感情，还有一些乐府诗也较可取，但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就数量和内容说，比沈佺期的诗更多更好，影响也更大”，而且，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对杜甫等后世大诗人也有很大影响，“杜甫对以往的诗人诚然是集大成者，但他对宋之问的诗似乎特别喜爱，不仅所写风景相似，诗语和表现方法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还有，之问的长律《谒禹庙》已长达二十韵，佺期的《移禁司刑》更达二十四韵，对杜甫晚年写长律竟达百韵也有所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论沈、宋诗歌的文章，重要者有李云逸的《沈佺期诗人名订讹》、师为公的《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刘振娅《宋之问诗歌创作总体认识初探》、王定璋《陈子昂与沈、宋》、查洪德《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沈佺期新论》、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等。 其中查文针对过去一些研究者批评“沈佺期的诗多宫廷应制之作，内容空洞，形式华美”的说法，指出他的应制诗37首，仅占22.5%（沈存诗共160首），与唐初其他诗人比较，“应制诗并不算多”。况且，他的应制诗有的质量不错，作者称赞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说它“运用七律形式圆熟”，内容“也不像人们观念中的应制诗那样面目可憎”，“它无一处堆砌辞藻，无一处用典，自然畅达而不造作，有真实之景，真实之情”。 作者将沈佺期的非应制诗分为沉郁的自述诗、深情的别离诗、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