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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及赏析

1.宋代词人及诗词赏析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城厢人,生于宋朝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卒于公元1269年,享年83岁。

是南宋一位著名的爱国诗词家,创作了大量悲壮激昂的爱国诗词。传世著作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共196卷(其中包含5000余首诗,200余阙词,4卷诗话和多篇散文)。

他的诗既吸收了唐代名家的风采,也继承了南宋前期的爱国诗人陆游的风格,反映现实,雄伟豪放;与苏轼、辛弃疾等人形成了一个风格雄健,影响广泛的豪放派。他继承了辛弃疾的革新精神,同时又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

同时还是南宋后期的一位贤臣。他爱国爱民,为人正直,为当时的学者所敬仰,为后人所传颂。

词: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

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

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

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

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鸿北去,日西匿。

李之仪:北宋词人。字端叔,自号姑溪老农。

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哲宗元初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

元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朝夕倡酬。元符中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参劾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被停职。

徽 宗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后因得罪权贵蔡京,除名编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

后遇赦复官,晚年就卜居其地。李之仪擅长作词,前人称其“多次韵,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毛晋《姑溪词跋》)。

他很注意词的特点,曾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

他批评柳永“韵终不胜”、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而主张象晏殊、欧阳修那样“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跋吴思道小词》)。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立意造语学民歌与古乐府,即景生情,即事喻理;下片借水言情,极为深婉含蓄。

他曾与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人歌词赠答,前人多将他与这几人并提。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成就比起秦观等人有所不及。

清人冯煦评论说“姑溪词长调近柳(永),短调近秦(观),而均有未至”(《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是较为中肯的。李之仪在当时还以尺牍擅名,亦能诗,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受到苏轼称赞。

有《姑溪居士前集》50卷,南宋吴芾守当涂时所编。又《后集》20卷,不知编者,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则亦出宋人之手。

今二集俱存。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

其词另行,《直斋书录解题》录《姑溪词》1卷,有吴氏石莲庵《山左人词》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 雨霖铃》 柳永 婉约派代表 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 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 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雨霖铃·柳永赏析 词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诗体,最早源于古乐府,兴起于唐代,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至宋代已极为繁荣。“宋词”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专用名词。

宋代不仅词家众多,且风格亦多样。词本以婉约风格为主,到北宋苏轼才始创豪放一派。

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柳永是耀眼的明星之一。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有“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即为证明。

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是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后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揉酥左与言”的谑语。

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少年时到汴京应试,由于擅长词曲,熟悉了许多歌妓,并替她们填词作曲,表现了一种浪子作风。

当时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只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柳永在受了打击之后,别无出路,就只好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汴京、苏州、杭州等都市过着一种流浪生活。

由于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在乐工和歌妓们的鼓舞之下,这位精通音律的词人,才创作出大量适合歌唱的新乐府(慢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雨霖铃》是柳永著名的代表作。

这首词是词人在仕途失意,不得不离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写的,是表现江湖流落感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这首词写离情别绪,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词的主要内容是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作为衬托来表达和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情。宦途的失意和与恋人的离别,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词人更加感到前途的暗淡和渺茫。

从上片的描写,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个深秋的傍晚,北宋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郊外,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内,一对男女饮酒话别。帐外,寒蝉凄惨地哀鸣,好象在为他俩伤别而哭泣。

那不远处的长亭,已经隐隐约约,可见天色将晚,一场大雨也刚刚停歇。天将晚,雨已停,河边不时传来艄公的喊声:“快上船吧,要开船了!”两人不得已徐徐站起,移步出帐外,万般依恋之际,此刻可真的要分手了。

你看他们双手相拥,泪眼。

2.宋代古诗词赏析

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中较早之作,作于熙宁八年(1075)冬,当时苏轼知密州。

据《东坡纪年录》:“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苏轼有《祭常山回小猎》诗云: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其描写出猎的壮观场面及卒章所显之志,与这首《江城子》类似。

苏轼在此词写就后数日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

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上阕着力描写出猎的阵势,豪兴勃发,气势恢宏。“狂”字是核心,虽是聊发,却缘自真实。

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常常以“疏狂”、“狂”、“老狂”自况。如《十拍子》:“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

狂夫老更狂。” 他写这首词时节三十八岁,却自称"老夫",此中意味,需要特别体会。

“为报”句写出太守与人民的亲切关系和颇为自负的豪情。 下阕抒写为国效力的愿望。

从熙宁三年到七年,辽和西夏数次南侵,北宋政府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令许多尚气节之士义愤难平。故苏轼借出猎的豪兴,将深隐心中的夙愿和盘托出,其"狂"字下面潜涵的赤诚令人肃然起敬。

词中一连串表现动态的词如发、牵、擎、卷、射、挽、望等,也十分生动形象。 [赏析] 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宋朝的主要边患是辽和西夏,虽订立过屈辱的和约,可是军事上的威胁还是很严重的。

这首词前段写打猎的场面有声有色。后段从打猎引申到“天狼”,表现出作者抗击敌人的壮志和决心。

全篇的气概都很豪迈,大有“横槊赋诗”的气概,把词中历来香艳的吴侬软语,变成可报国立功的黄钟之音,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提高了词的意境。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

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

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 ,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

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

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

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 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

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

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

作者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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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宋词与北宋词在艺术上有什么区别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

4.南宋词与北宋词在艺术上有什么区别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

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

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

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

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

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

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

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

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

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

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

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

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

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

5.南宋蒋捷的诗词代表作及赏析,不要太多,几首经典的就可以了

虞美人·听雨

蒋捷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的这首词,内容包涵较广,感情蕴藏较深。以他一生的遭遇为主线,由少年歌楼听雨,壮年客舟听雨,写到寄居僧庐、鬓发星星。结尾两句更越过这一顶点,展现了一个新的感情境界。“一任”两个字,就表达了听雨人的心情。这种心情,在冷漠和决绝中透出深化的痛苦,可谓字字千钧。

层次清楚,脉络分明,是这首词又一大特色。上片感怀已逝的岁月,下片慨叹目前的境况。按时间顺序,歌楼中年写到客舟中壮年,再写到“鬓也星星”的老年,以“听雨”为线索,一以贯之。

一剪梅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浇。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上片首句点出“春愁”的主旨,“一片”言愁绪连绵不断,“待酒浇”是急欲要排解愁绪;“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白描,写舟行进在波动的水上,酒楼上的酒招子,吸引了寻酒的词人;“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是用当地的特色景点和凄清、伤悲气氛对愁绪进行渲染。

下片首句点出“归家”的情思,“何日”道出飘泊的厌倦和归家的迫切;“洗客袍”、“调笙”和“烧香”白描,是词人想像归家之后的情景:结束旅途的劳顿,换去客袍;享受家庭生活的温馨,娇妻调弄起镶有银字的笙,点燃熏炉里心字形的香。白描是为了渲染归情,用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来突出思归的心绪。

更精妙的是下片最后三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点出感叹时光流逝之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化抽象的时光为可感的意象,以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来具体表现时光的流逝之快,也是渲染。

全词以首句的“春愁”为核心,选取典型景物和情景层层渲染,突出了春愁的内涵:一是倦游思归的愁,一是春光易逝的愁。

我最喜欢的两首

6.宋代古诗词赏析

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中较早之作,作于熙宁八年(1075)冬,当时苏轼知密州。据《东坡纪年录》:“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苏轼有《祭常山回小猎》诗云: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其描写出猎的壮观场面及卒章所显之志,与这首《江城子》类似。

苏轼在此词写就后数日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上阕着力描写出猎的阵势,豪兴勃发,气势恢宏。“狂”字是核心,虽是聊发,却缘自真实。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常常以“疏狂”、“狂”、“老狂”自况。如《十拍子》:“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他写这首词时节三十八岁,却自称"老夫",此中意味,需要特别体会。

“为报”句写出太守与人民的亲切关系和颇为自负的豪情。

下阕抒写为国效力的愿望。从熙宁三年到七年,辽和西夏数次南侵,北宋政府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令许多尚气节之士义愤难平。故苏轼借出猎的豪兴,将深隐心中的夙愿和盘托出,其"狂"字下面潜涵的赤诚令人肃然起敬。

词中一连串表现动态的词如发、牵、擎、卷、射、挽、望等,也十分生动形象。

[赏析]

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宋朝的主要边患是辽和西夏,虽订立过屈辱的和约,可是军事上的威胁还是很严重的。这首词前段写打猎的场面有声有色。后段从打猎引申到“天狼”,表现出作者抗击敌人的壮志和决心。全篇的气概都很豪迈,大有“横槊赋诗”的气概,把词中历来香艳的吴侬软语,变成可报国立功的黄钟之音,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提高了词的意境。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 ,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

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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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词赏析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经文士的改造与加工而渐趋成熟,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住的文本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婉约与豪放在这时已经出现分流的端倪。〈花间〉诸人除偶有山川羁旅之作外,皆流连光景,词风柔婉,为词奠定了婉约的基调。南唐以李煜为代表,国破前亦多靡靡之音,国破后则杂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渐有金石之音。 (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金石之音,这其实就是豪放派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李煜北掳后的一些作品,已开豪放派之先河。王国维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的某些词,已的确让我们听到了豪放的声音。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等等。

进入北宋后,柔婉之词风占主流。晏、欧、秦、柳诸人,可作为婉约一派的代表。而大文豪带有大英雄气的苏轼,自然不甘受此柔靡之风约束。他不仅拓宽了词的领域,扩展了词的体裁,也改变了词的风格。于是,他就成为北宋乃至后来豪放词派的杰出的代表。苏轼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周邦彦则注重词的协律可歌,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对词的艺术的追求重于对词的意境的开拓。其后的南宋词,就是沿着这两种方向分别发展。

到了南宋,由于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许多词人以笔为刀枪、以词为号角,尽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把豪放词风推到了极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李清照在〈论词〉一文中简述了词的发展史,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第一次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提出了对词体豪放与婉约风格问题的思考。

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8.介绍南宋词人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 ,南宋诗人。

汉族。字务观,号放翁。

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12岁即能诗文,一生著述丰富,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种存世,存诗9000多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

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 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

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为南宋四大家诗人之一。

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的著作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

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民广为传诵 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 中年入蜀抗金,长期的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诗人。

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爱国主义精神,“气吞残虏”。生当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的熏陶。

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入闽任宁德县主簿.据《宁德县志》卷三《宦绩》中记载:“陆游,字务观,即放翁也┅┅绍兴二十八年任邑薄,有善政,百姓爱戴”。

在宁德的南漈山上建有陆游塑像.曾任镇江隆兴通判.乾道六年(1170)入蜀,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

后官至宝章阁待制。 陆游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战,充实军备,要求"赋税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一直受到投降集团的压制。

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

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

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亦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

但有些诗词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初婚唐氏,《钗头凤》等,都真挚动人。

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在母亲压迫下离异,其痛苦之情倾吐在部分诗词中,如《沈园》。

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他的主要著作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南唐书》,《老学庵笔记》。 陆游书名为诗名所掩,陆游亦工书翰,精行草和楷书。

他自称"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凝式)。"他的书法简札,信手拈来,飘逸潇洒,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

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遗留书作不多,书论有《论学二王书》。

传世之作有《苦寒帖》、《怀成都诗帖》等。 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

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

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 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

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

“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后,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

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

“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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