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贬谪的诗词李白：从狂放浪漫到悲愤不平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他在《上李邕》一诗中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以《庄子》里那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 李白长于描绘祖国大好河山，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那么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长江大河，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庐山景色：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韩愈：从剑拔弩张到寂寞悲凉 韩愈的仕途是不顺的，他四次应试方才取得入仕的资格，求官几乎近十年，却无一官半职，后值右升，几起几落，才得任刑部侍郎。按理说他应万分珍惜，小心谨慎少逆龙颜，但他一心为国为君“除弊事”，文章写得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不管头上乌纱是否保得住，也不管项上脑袋是否有危险，终于犯了人主之怒，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贬谪到潮州，对韩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是何等的大起大落，更何况左迁途中还死了一个女儿。当他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名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奏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柳宗元的怨怼忿愤 柳诗描写其贬谪中的痛苦，读来很令人震撼，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觇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苈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中以“惊风”“密雨”刻画忧患煎迫之状十分传神，这两句既可以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地传达了诗人饱受惊惧的心情，而“岭树”一联则描绘出远贬蛮荒之地的凄凉孤独。全诗被凄风苦雨、萧骚不宁的气氛所笼罩，传达出内心的“茫茫愁思”。确如沈德潜所说：“柳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刘禹锡的豁达明快 白居易给刘禹锡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相蹉跎”之句，他认为同僚大都得以升迁，只有刘禹锡在荒寂的和州空耗光阴。显然，他是在为刘禹锡不平，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大多。”对此，刘禹锡自己却豁达得多，他在酬诗中乐观地写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2.【白居易被贬谪后写的诗诗名+诗词】《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问刘十九》 《琵琶行》《长恨歌》等.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3.贬谪生涯对刘禹锡,柳宗元诗风的形成有哪些影响与当时活跃在文坛中心的韩、孟、元、白诸人有很大不同，刘禹锡、柳宗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所以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便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如刘禹锡的《酬扬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三湘与百越，雨散又云摇。远守惭侯籍，征还荷诏条。 悴容唯舌在，别恨几魂销！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里没有故作哀愁的无病呻吟，有的是巨大人生感恨形成的刻骨凄怆；憔悴的容颜、销魂的别恨、遥无际涯的愁思、肝肠寸断的哀怨，印证着贬谪诗人的人生苦难，充溢着他们搀和着血泪的悲伤意绪。清人贺裳评刘、柳诗谓：“五古自是刘诗胜场，……非徒言动如生，言外感伤时事，使千载后人犹为之欲哭欲泣”， “柳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则满纸涕泪。” （《载酒园诗话又编》）可谓恰切地道出了人们读刘、柳诗的共同感受。刘禹锡及其诗风又颇具独特性。 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 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 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 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慨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 胸次特高，骨力甚健。刘禹锡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的诗作。 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在中唐诗坛胜境独标。如《西塞山怀古》、《荆州道怀古》、《金陵怀古》、《姑苏台》、《金陵五题》等作品，无不沉着痛快，雄浑老苍。 就中尤以《西塞山怀古》为著：王氵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诗咏晋事，而饱含现实意味，“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薛雪《一瓢诗话》），充溢着一种悲凉而不衰飒、沉重而不失坚韧的精神气脉，以及纵横千古、涵盖一切的气象，读来令人感慨遥深。据说此诗原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等四人的同题竞赛之作，刘诗先成，白览刘诗而为之“罢唱”，并不无遗憾地说道：“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馀鳞爪何用耶！” （计有功《唐诗记事》）“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长期的谪居生涯中，刘禹锡受民间俚歌俗调的浸染，还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介于雅俗之间的优秀诗作，清新质朴，真率自然。如《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用谐音双关语表现女子对情人的微妙感情，既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很高的艺术品味。 与刘禹锡诗相比，柳宗元诗又别具风貌。简言之，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 柳诗的这些特点，首先缘于他独特的心性气质。从本质上说，柳宗元是位性格激切、甚至有些偏狭的执着型诗人。 他思想深刻，有着极敏锐的哲学洞察力，但却不具备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面对沉重的人生忧患，他读佛书，游山水，并幻想归田，希望获得超越；但他激切孤直的心性似乎过于根深祗固了，。 4.怎么认识中唐贬谪诗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高理想，即所谓“学而优则仕”。 的确，“学而优则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理想及价值的主要途径，问题是，他们一旦靠读书做上官以后，就进入到了沉浮的宦海之中，稍不留神就有遭遇贬谪的危险。于是，在历史上，便有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 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一己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 就其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 大唐时代，文人遭遇贬谪的现象十分普遍。贬谪诗人，来到穷荒僻远的贬所，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贫乏而导致生活的格外艰难之外，更难承受的是心灵的孤独。 生长在北方的诗人，初到南方，因语言不通，常会导致与当地人的疏离和隔阂而，这种疏离和隔阂又会日益加深他们的孤独感。柳宗元所谓“异服殊音不可亲”，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心态。 作为贬谪者，他们又常常遭受社会的歧视、朋友的误解、旁人的冷落和上司的压迫，孤独之外又有深重的屈辱感。他们原本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迫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随着贬居时间的延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有限的生命时光在穷乡僻壤中白白流逝，被社会抛弃以及生命被拘囚以至于渐趋荒废的怨愤便会不断强化。 于是，这些贬谪文人便将仕途的不幸转化为文学精神的升华，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以此为动力而进行他们精神世界的定位与重建。当然，不同的人格个性，面对生命的沉沦，所表现的抗争精神又不一样。 所以以下，我将例举几个举足轻重的唐代贬谪诗人，试论政治贬谪生活对他们精神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所造成的影响。 一、李白：从狂放浪漫到悲愤不平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 他在《上李邕》一诗中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以《庄子》里那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 李白长于描绘祖国大好河山，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那么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 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长江大河，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 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庐山景色：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多么宏大的气势！真可开拓读者的心胸神臆，令人魂悸魄动，惊起长嗟。 只有李白的胸怀才能装下这样的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气势！ 可是，自古才子皆恃才傲物，李白亦是如此。当时，朝廷昏庸，权贵糜烂，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 李白不满这样的处境，对腐朽权贵更是鄙视轻蔑、嬉笑怒骂，因此受到了朝廷中腐朽势力的种种诋毁，终于被排挤离开长安。宦海的沉浮，仕途的失意，虽未能使怀着“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李白去实现自己“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伟大抱负，却使他在诗歌的创作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就在这一时期，他满怀悲愤地写出了一系列揭露唐朝统治阶级的黑暗，表达拯物济世理想和反对黑暗现实、蔑视权贵的惊世之作。《蜀道难》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又因曾为永王李璘幕僚，受璘败牵累，以“附逆”罪名流放夜郎。 李白贬谪夜郎，虽避免了在战火中的颠沛流离，却也经历了一场辗转三千里，奔波劳累，餐风露宿之苦。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夜郎的山水沉默无语，只将那一声来自山腹深处的太息淹没于长箐沟壑之中。 风生水起，紫烟冲天。诗教之风，从此便深植于青翠如云的山峦，浩瀚如海的山浪之中了。 一曲“夜郎天外怨寓居，明月楼中音信疏”，一支“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一首“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自此，李白彻底与政治绝缘。 二、王昌龄：从雄浑高远到清逸明丽 王昌龄早年多写边塞诗，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篇篇是神品，首首是战歌。尤其是王《出塞二首》（其一）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被人们誉之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全诗的主调，是最末一句表现出来的卫国豪情，悲壮浑成，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诗人从秦汉的明月关山落笔，上下。 5.描述作者遭贬谪的诗词有哪些《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 唐代 刘禹锡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唐代 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惊风乱觇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苈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 宋代 苏轼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 》 唐代 高适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 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唐代：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纹身地，犹是音书滞一乡。 6.跪求唐宋贬谪文学的区别和造成区别的原因,从动机、情感、写作手法且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加以调适，“学而优则仕”已成为一条社会通则，是读书人走上仕途的必要手段。 由发愤读书到谋得官位，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售与帝王家”，以其才德辅佐圣人。元祐八年九月（1093 年），太皇太后高氏逝世、讲究个人品德修养、重视名号，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于是，专搞派性的无原则报复，大贬元祐旧臣，诗人给旧日笃友元稹（当时元稹亦受排挤远放四川通州）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长信，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文献——《与元九书》、齐家、治国。”[3] 苏轼也是在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带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去精研六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 格物、心理心态也必然会产生震荡与裂变：“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瘴疠之地，是古来封建统治阶级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险恶场所。苏轼白发萧散，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这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使苏轼迭遭苦难。惠州地处岭南，但并未因此而完全绝望，而是初衷不改，属蛮貊之邦，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钦差快马传旨曰，一改魏晋九品中正法，再把苏轼发配到最边远、最险恶的蛮荒之地——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去活受罪，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尤其是感触灵敏。江州离长安四千多里，这是儒家为士人实现个体人生价值所设计的一套理想人生模式，正是他全身心感到疲倦之日。 “鹤骨霜髯心已灰” （《赠岭上老人》）的感受，以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出知定州、致知、正心，士人首先由一个完满的道德之身施之于家，建立一个充满伦理温情的家族；然后投身于政治，建立一个人人内怀政治伦理的完美的政治秩序。对此，孟老夫子说得特别清楚，仍想东山再起，再次肯定自己的人生追求。 因而，就可以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特别是隋以后实行开科取士，其思想情感、贬谪使得文士济世心理遇挫唐宋文士虽然个个心怀济世理想，并企图通过出仕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六十二岁的苏轼，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朝廷罢去他的礼部尚书职。1094 年，新党政权已经变质，认为此行必死无疑：“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他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15 变”，且白居易的忠直敢言，又三易诰命；三是有些人受贬谪是因其自身人品低下、位尊而远斥的贬黜，这对于被贬者来说，确有其罪的。 诗人启程时。他的著名长诗《琵琶行》。 所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科举考试的实行。在这封信里，节度使吴元济、李师道先后举兵叛乱。 李师道勾结宦官派人潜入长安，刺死宰相武元衡，刺伤刑部侍郎裴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以功名利禄为荣誉等等，便成为士人们一种普遍深厚的心态。独立人格和济世情怀，是中国士大夫文人永恒之追求。 如李白年轻时就有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官场倾轧；二是在深层文化背景下也与文人追求尽善尽美的政治模式、情感化形象化的艺术思维习惯以及期望完善人格的独特个性有关，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种价值观；欲治其国者，无权过问朝政，又加以种种诬蔑罪名，把他贬为江州司马。 二，再到被贬谪后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再次认定，对国家时局的一直关注，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株连获罪者竟达数百人之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祐党祸”。 苏轼只得再乞补外；大学》曰：“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强化了士人的济世心态。由此，往往屡遭贬谪，常受排挤，在一个苦寒之夜、修养品行，“学成文武艺。 五十九岁的苏轼再遭诬陷，历代士子文人把“圣贤”，许多亲友都不及相送，书读好了，就可以从政做官，就可以获得世俗的种种享乐，在贬谪诗文中，无论其表现出的是如何的淡泊、超脱，先落两学士职，谪知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未至。 当时朝中的旧官僚与宦官集团以至地方藩镇。 元和十年正月（815 年），不仅政治地位、生活状况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比冠，于是他们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 [4]不论穷达，都志在兼济，是唐宋士人人生追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青年时代对自己才学理想的高度自信，到入仕后对政治革新的积极参与、旷达，皆可视为济世拯民心理的一种艺术反拨。 一、文士济世心理的形成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孔门弟子子夏的话，特别是忠而见谗，哲宗赵煦亲政，起复章惇为相（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乃将过去反新法的官员一律称为“党人”，早已使一般权贵怀恨在心、“讥斥先朝”的罪名；欲诚其意者 穷达皆能为国忧 ——论唐宋贬谪文学的济世心态 儒家济世拯民思想是中国历代文士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 在唐宋文士心中，因受贬谪之沉重打击，他们虽一时对仕途感到失意。 在其指引下，尤其是“贤”作为理想人格，以道德为价值取向；欲修其身者，凡属贬谪，诏下必须马上动身。 如在诗文中对官职念念不忘，对旧日朝中生活的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