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代词坛有哪些派别文学史上，一般将宋词分为三大流派：以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为代表的婉约派；以苏轼、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干等人为代表的豪放派；以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为代表的格律派.不过一般都是分婉约派和豪放派宋词的流派 a.婉约派：北宋初年，受到晚唐、五代的词风影响，以婉约为主。 这类词作以小令为主，辞句婉丽，内容偏重男女之情，游子思乡之叹，远人别离之恨。格调含蓄婉约，后世推为词的正宗。 b.豪放派：此派之词是北宋词坛之大突破。这类作品，气势豪迈，意境清新，不拘音律，随意抒写。 题材广泛，内容或抒发感情，或议论说理，境界较婉约派扩大，感情亦较奔放。 c.格律派：格律派词人多精通音律，能自创新词调，作品格律严谨，音调谐美，辞句工巧典丽，内容以抒情和咏物为主。 2.北宋词坛的辉煌表现在哪词的真正“春天”随着宋王朝的建立而鴂然降临，呈现出了 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宋词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以晏殊、欧阳修的小令词为代表，承袭“花间”余绪，是由唐 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和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对词进行 了新的开拓，柳永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对宋词发展起到 了奠基的作用；苏轼“以诗为词”的变革，打破了 “诗言志”而 “词言情”的题材分工，变革了“诗庄词媚”的风格；第三个阶 段，周邦彦注意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范， 促进了词体的成熟。 澶渊之盟指的是什么？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所 缔结的盟约。 盟约规定辽、宋结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以白 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宋每年向辽提供 '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 万匹；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幵展互市贸易。 这个盟约加重了北宋人民的 负担，对于北宋来说，这是个屈辱的合约，但从长远来看，澶渊之盟结束 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从此辽> 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 北宋从此进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这也有利于词的发展。 。 3.说说宋词豪放派与婉约派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 词兴起于晚唐，发展于五代（907—960，繁荣于北宋（960—1127），派生于南宋（1127—1279）。 这样分期当然是极为简略粗疏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能不在历史的大墙上暂时插几个钩子，以便挂上一些史实，看清它的上下左右的关系，免得抽象设想，不易捉摸，甚至弄得时代错误，史实乖舛。 从词的兴起到北宋末年，大约在二个世纪之中，词作为一种民间爱好，文人竞写的文学作品，已经达到它的黄金时代。 也可以说，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产生在这一时期。以后，即在南宋时期，尽管派别滋生，作者增加，但就总的质量而论，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 那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沿着自晚唐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写作的。这个传统简单明了，即是后世所谓的“小调”。 小调是民间里巷所唱的歌曲：其内容也颇为单纯，大都以有关男女相爱或咏赞当地风景习俗为主题。这本来是《三百篇》以来几千年的老传统、旧题材，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宋词与乐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人的词集有时就称为“乐府”，如《东山寓声乐府》、《东坡乐府》、《松隐乐府》、《诚斋乐府》等。晏几道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他自己解释道：“《补亡》一卷，补“乐府”之亡也。” 意思是说，他的词正是宋代的“乐府”。 但是从五代到北宋这一词的黄金时代中，虽然名家辈出，作品如云蒸霞蔚，却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分派别，定名号，贴签条。 五代的作品，至少来自四个不同的区域：西蜀、荆楚、南唐、敦煌，但后来，也许为了讨论方便，提出了“花间派”这个名称，即用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的名称来定派别，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此集所选的温庭筠与韦庄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人与波斯血统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但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 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①。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 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 “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看北宋几个大家，如欧阳修、范仲淹、晏氏父子、张先、贺铸、秦观、赵令畤、周邦彦其词作莫不如此。 柳永和他们稍稍不同，但他所不同者无非是写他个人羁旅离恨之感，而其所感者仍不脱闺友情妇。对于这些作品，当时北宋南宋的词论家或批评家，谁也没有为它们分派别，只是寻章摘句，说说个人对某词某联的爱好欣赏而已。 北宋大词人的作风大都相象，这不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从《花间》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他们的作品相互之间可以“乱楮叶”（楮chǔ，语出《韩非子·喻老》篇，比喻模仿逼真），又可以和《花间》的作品乱楮叶，甚至可以和南唐的作品乱楮叶，因为南唐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情调趣味基本上和北宋作家相似，而所咏的题材又大致相类，封建文人的感情又相差不远，其表现方式也自不免相同，明显的例子是冯延巳《阳春集》中的十四首《鹊踏枝》（即《蝶恋花》），其中有回首②见于欧阳修《六一词》，改名《蝶恋花》③如除去这四首，则冯作只有十首了。 又如用《六一词》为核对的底本，则问题更多，集中“旧刻”《蝶峦花》二十二首，今汲古阁本只剩十七首。毛晋在《蝶恋花》调名下注云： 旧刻二十二首。 考“遥夜亭皋闲信步”是李中主作，“六曲阑干偎碧树”，又“帘幕风轻双语燕”俱见《珠玉词》。“独倚危楼风细细”，又“帘下清歌帘外晏”俱见《乐章集》。 今俱删去。 这里毛晋指名删去的五首，尚有两首未点名。 另外，毛晋明知一词见于两本，但似乎不敢断定是谁作，他就录存原词，同时注明亦见他人集子中。这种情形有四首：“庭院深深几许；一首，毛氏注云：“一见《阳春录》。 易安李氏称是《六一词》。”说明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欧阳修的作品，也有根据。 梨叶初红蝉韵歇”一首，题下注云：“一刻同叔（晏殊），一刻子瞻（苏轼）。”“谁道闲情抛弃久”一首，注云：“亦载《阳春录》。” “几日行云何处去”一首，题下注云：“亦载《阳春录》。” 其他北宋人词同一首见于两三人的集子中者，还有许多，这里不必详记。 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考证这些词的作者，以便研究某人的作品价值。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现象：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象，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集子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 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如果有人把他们分成派别，贴上签条，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 你说他们全部是“花间派”，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人人皆知，视为当然之事，你要特别指出北宋某人作品近于“花间”，倒象说海水是咸的一样。所以我。 4.宋词的发展史,豪放派和婉约派的区别豪放派的代表诗人是辛弃疾婉约派的代表诗人是李清照 略说风格 说到风格问题，就不得不提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个例子： 宋朝苏轼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气吞山河的气势，一扫词坛“绮罗香泽之态”，被尊为豪放派的代表. 宋朝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柳永写的《雨霖铃》，以缠绵悱恻的情调，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离愁别绪，被尊为婉约派的代表. 苏东坡有一次问一个善歌的人：“我词何如柳七（柳永）？”那人回答：“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需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铁琵琶”与“红牙板”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豪放的苏词与婉约的柳词的不同特色，这特色就是风格. 因此可以说，风格就是作者、诗人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鲜明的个性.比如李白的诗与杜甫的诗，一浪漫一现实，辛弃疾的词与李清照的词，一豪放一秀丽，读起来肯定感觉不一样.我国古人早就说过：“文如其人”，十八世纪法国学者布封也说“风格即人”，这两句话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它揭示了作者的个性特征与作品风格的密切关系.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精神气质、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兴趣爱好、创作才华等不同，在诗词创作过程中就会自然流露出来，就形成创作个性.这种创作个性使不同的人在处理题材、表达主题、描绘形象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特色.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这些特点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具体表现就会相对固定，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风格.李白的清新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王维的幽静秀丽、李商隐的奇特晦涩……都是长期创作实践的结果，也是他们创作成熟的标志.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们，对文学风格曾有过研究和探讨.汉魏的曹丕把风格大致分为两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气”就是风格特征，“清”指风格的清新俊逸，“浊”指风格的凝重沉郁.六朝的刘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讨，他在《文心雕龙》里把作品的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类.晚唐的司空图又以形象化的语言把诗的风格概括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谐、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品.诗词爱好者不妨多读读这些作品，从理论上有所提高. 创作风格不是与生俱来的，风格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初学诗词的诗友开始是无法说风格的，因为这时的写作往往以摹仿、摹拟为主，作品的特点与读什么书、学谁的诗有很大关系.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多读书、杂读书，不能凭个人的喜好拘泥于某一人或某一类诗词上，更不能凭什么才气、灵气.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就如何写出好词评说：“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书卷不负人也.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历，日见其衰退而已.江淹才尽，岂真梦中人索还囊锦耶？”老舍先生也有一段精妙的论述，推荐给大家：“我们要求写出自己的风格来.这必须多写、多读.个人的风格，正如个人的生命，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在经常不断的劳动中，我们才有希望创出自己的风格来.一曝十寒，必不会作到得心应手.文艺作品不是泛泛的、人云亦云的叙述，而是以作家自己的特殊风格去歌颂或批评.没有个人的独特风格，便没有文艺作品所应有光彩和力量.我们说的什么，可能别人也知道；我们怎么说，却一定是自己独有的.” 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客观和主观的各种因素.客观方面，要受到时代风尚、时代精神的影响，要受到民族传统、读者要求的影响，也要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岳飞存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其风格是突出而明显的，这与其生长在一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时代有关，一个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是很难写出那样的作品的.作品的风格还往往与结交的朋友（或称群体）有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少数人经常在一起唱和、应对，就会使作品风格逐步趋向一致.像清朝形成的一些词派，大都是某一圈内或同一地域的.以齐鲁论坛上的作品来说，一江春水、襄儿、新疆LILY等的特点就十分相近，那就是注意格律、追求华丽、着重修饰、喜爱写景，这大概与他们经常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互相观摩学习有关. 从主观方面来说，作家的性格、生活经历、知识修养等，都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就以我们开始所提的苏轼和柳永来说，他们基本是同一时代的词人，但由于个人的遭遇和气质不同，词的风格也有显著的区别.同时，所谓风格也不是绝对的.《东坡乐府》有词三百多首，温婉之作竟有十之六七.像《水龙吟》：“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如果让关西大汉伴以铜琵琶来唱，岂不大煞风景？柳永的《乐章集》存词三百多首，也并非都是纤巧轻靡的艳词.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何来半点脂粉之气？ 还要说明的是，作者的风格形成之后，不是永远不变的.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