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词中“士大夫词”和“市民词”有哪些代表人物鉴赏 这首《谢池春》用通俗浅近的语言，写离别相思之苦，其中可以看出柳永“市民词”的影响。 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齐孟尝君失势之后，门客纷纷离去，这些门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称为“士”，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述同一事件时则称之为“士大夫”。《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含义，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见，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知识分子，也可兼指。士大夫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士大夫词则包括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名词家，表面是指官宦所作词，实际上这些作品格调更高，讲究用典，描写的也不局限于花间柳巷儿女情长，而是有了更多寄托，抒发了更多种类的情怀。 词本是歌乐艺人的专职，因此本身格调较低，多描写男欢女爱，闺阁情趣，语言也比较通俗艳丽。市民词即继承了词的这一特点，由身份较低的人创作，流传广泛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词作，代表人物当然是柳永，李清照也是。 2.宋人及宋词给了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智慧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 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 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 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3.宋初人文历史宋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 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得到了宋代作家的热情响应。道统与文统紧密结合，使宋代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 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现实，题材风格趋向于通俗化，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至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 戏剧、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接受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 “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语），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理学是经宋人改造过的新儒学。 理即道理，理学也就是道学。宋代的理学家，有著名的“北宋五子”及南宋的陆九渊、朱熹等。 在宋代，理学思想主要还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怀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并积极著书立说，以弘扬己学，排斥异己。 北宋新学、旧学之争，蜀学与洛学之争。南宋朱熹与二陆之争，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 理学与宋代文学。北宋初叶理学先驱人物在反对浮艳文风中的积极作用。 理学家重道轻文主张的不良影响。 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文与道的关系，宋人进行了详细论述，文以载道说十分盛行。 “文以载道”说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宋人尚理，诗文中的说教意味比较浓厚。 宋代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从而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幅增加，除官办学校外，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造就了许多学者型的作家。 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宋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诗文作品的政治功能明显加强，这就使宋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同时，宋代诗文中议论成份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不独表达政见的奏议文是这样，就是亭台记一类的古文，宋人也照样大发宏论。议论不但充溢于各体散文，而且也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 诗中议论的成败得失。议论是有宋一代的风气。 二、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宋代国势衰微，军力孱弱，对外战争总是败多胜少。 宋王朝从建立以至最后复亡，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官僚机构臃肿，财政枯竭。 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希望通过革除弊政、刷新政治振兴国家。 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而多有忧念国计民生之作。 宋代作家在表达个人抱负时，也相当拘谨、收敛，不像唐人那样豪壮狂傲。宋代的思想控制较为严密，加之党争激烈，文人著文作诗，顾虑较多。 宋代诗文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诗文中那种昂扬奋发、潇洒浪漫的气息。 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 爱国主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宋代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外患不断，宋代作家对爱国主题格外重视。 北宋时期，以爱国为主题的佳作层出不穷，如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苏舜钦的《庆州败》、王安石的《阴山画虎图》等等。南宋时期，爱国主题更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 正是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此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颂的历史性贡献。 三、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出现了有机融合。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 宋代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他们在热情参政的同时，又非常注重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积极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 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 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宋代诗文的情感强度不及唐代，但思想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禅宗原是充分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 宋代禅宗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事功。与此同时，宋代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4.(11分)阅读下列关于宋词的材料材料一：词是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起(1)苏轼、柳永、岳飞。（2分） (2)豪放派和婉约派。（1分）主要不同是：前者风格豪放激愤，气势雄伟；后者风格委婉含蓄，细腻感人。（2分） (3)两宋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市民阶层的扩大及其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有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两宋社会矛盾的尖锐，文学家更能用词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6分） 试题分析：该题考查对宋词的记忆与理解。 第（1）小题：该题为记忆题目，根据题目要求随意列举两位宋词的代表人物即可。 第（2）小题：宋词主要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两种。从词的风格上来看，豪放派风格豪放激愤，气势雄伟；婉约派风格委婉含蓄，细腻感人。 第（3）小题：该题属于外延型试题，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几个方面去分析：两宋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市民阶层的扩大及其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有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两宋社会矛盾的尖锐，文学家更能用词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5.陆游在《长短句序》中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一般把“诗”作为正统，这是从《诗经》和孔子“删诗”流传下来的，而诗以外的比如“词”“曲”，都被看作小道，“词曲”在古代也一般是给宫庭或者歌女优人唱的，但因为唐诗高度发达，后人无论体裁上还是情感抒发上都难以超越，所以宋人偏重于词，更经苏东坡等人发扬光大。 但词，始终在士大夫眼中是被视为小道的，陆游也如此。陆游在词上很有成就，晚年把自己的词编为册子，并作《长短句序》说出上面的话，意思就是：我年少时候沉浸于世俗的填词，也有点成就，到晚年就开始后悔了，然而这些渔歌菱唱的小调，终让我爱不释手。 可以见出，作为士大夫立场的陆游，对词是有偏见，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然而从个人感情出发，却又对词小调非常喜欢。后面还有“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 至今虽已有数年未写，但念着昔日填的那些词作，喜爱之情还是无法掩盖，这才把它编成册子，写下这段书前小序，以表明我的过错。 6.《四库提要》云：“词至晚 唐五季以来，以 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 关于宋词宏观的变化，一直有学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梳理、把握其脉络，以期呈现“历史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以下诸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以作家为纲、以人系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进行概括和。王文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以其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则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章法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性得以提高，南渡前后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比辛弃疾略晚的姜夔移诗法入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 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以温、柳、苏、周、姜五人为基点，对唐宋词史流变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以为温庭筠奠定了诗庄词媚的分野，其词可称“听者之词”；柳永偏于俚俗，为“歌者之词”；苏轼以诗为词，称“雅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而趋工艺化，谓“赋者之词”；最后，辛弃疾独成一派，姜夔将词推向工艺、高雅、朦胧化，可称“清客雅词”。 与上述两文思路相似，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及创作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对词史发展的梳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认为早期的隋唐民间词以较强的社会功能与诗骚传统相承，至晚唐五代侧艳新风始取代了早期传统；北宋初中期，欧阳修始有闲适旷逸之作；至东坡藉词为“诗之裔”理论表现庄严人生与冷酷现实，复早期传统之“古”，从而给词以新的生命力。 张雁《从（花间集〉到〈花外集〉——从词集名称看宋人词学观念的演进》（《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则从词集的具体名称和变化入手，描述了宋人词学观及其变化轨迹。词由花间尊前的歌词走向社会，走出儿女之情的狭窄空间，在词集名称的发展变化上得到了直接明显的体现。而蔡义江《从花间尊前到慷慨悲歌——词的特点及发展》（《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以词的形式结构特点、发展历程和重点作家为线索，也清晰勾勒出了词的发展脉络。 除了词史的宏观研究以外，对于词史阶段性和横截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章： 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剖析了东坡“雅化”对词史的重大影响，认为苏轼“以诗为词”本质上是引诗之雅以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言志变为宋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题材、境界、艺术手法三者之雅完成了这一改造。其影响自秦、周而达姜、吴。 邹志勇、韩晓东《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意义》（《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分析了北宋前期60年中词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词作的个性色彩和对现实的关注，指出60年词史对于宋词的过渡意义在于：一是宋词繁荣的先声；二是对提高词体的地位功不可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则分别以“汴都不唱江南词”、“江南才子江南老”、“艳风虽发归寂寥”为题，对宋初50年词坛创作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宋人对亡国之音的警惕、对南人的歧视以及对媚软艳风的排斥、抑制，压缩了词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宋词50年的岑寂局面。 乔力《主体意识的高扬：论北宋中后期词的两种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齐鲁学刊》1998年第1期）对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这一词史巅峰期的艺术精神及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变词为陶写之具、弘扬主体意识、提高词的文化品位和周邦彦专心词法、建立规范、示人门径是本阶段词史的重要特征；而这一时期的艺术精神则可以表述为：本体意识强化和主体自觉性的高涨、新旧传统错综融汇、多种风格竞艳并驰及艺术水准成熟完美。 至于南宋词，陶尔夫《南宋词与清代词学研究中的困惑》（《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描述了自宋至清的尊南宋与尊北宋之争的过程及清代长期存在的尊姜夔、张炎与尊辛弃疾之争，指出南宋词思想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齐备，已达历史极致，而清人面对南宋词所表现出的困惑迷失，实是对南宋词的历史评价和整体观照存在欠缺和失误，这一点，在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借鉴。 7.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哪些开创性的贡献1、丰富词调 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是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还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据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 ，属于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就有一百多个。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2、雅俗并陈 词本来是从民间而来，敦煌曲子词，也多是民间词，到了文人手中后，渐渐被用来表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感。柳永生活在市民阶层已渐壮大的北宋中前期，混迹青楼酒馆，对市民的生活相当了解，柳永表现女性生活、感情的词作，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使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 但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又相当的典雅。羁旅行役词，多和怀才不遇、天涯沦落有关，这一类词抒发的是士不遇的感情，这本身就属于“雅”的范畴；在创作手法上，柳永还兼容了诗的表现手法，意境的创造、气氛的渲染，用典使事，遣词造句，无不体现了“雅”的特色，使其词呈现出雅俗并陈的特色。 3、表现手法 ①抒情的自我化 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采用的主要是“代言”的抒情模式；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采用“代言”的抒情模式，注重自我的情感体验。其《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尽情地抒发了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是这类作品的典型。 ②语言的通俗化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副词“恁”、“怎”、“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 ③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定风波·自春来》不加掩饰地吐露了青年女子的生活愿望，写景状物，运用白描手法，描述十分精细。 ④结构巧妙 同时，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8.宋词高手有么李清照自幼生活在文学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家学熏陶，加之聪慧颖悟，才华过人，所以“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王灼《碧鸡漫志》），曾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家、苏轼的大弟子晁补之（字无咎）的大力称赞。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说郛》第四十六卷引《瑞桂堂暇录》称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 朱彧《萍洲可谈》别本卷中称扬她的“诗文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 李清照的少年时代随父亲生活于汴京，优雅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京都的繁华景象，激发了李清照的创作热情，除了作诗之外，开始在词坛上崭露头角，写出了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著名词章《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 此词一问世，便轰动了整个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 李清照读了著名的《读中兴颂碑》诗后，当即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和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 两首。 此诗笔势纵横地评议兴废，总结了唐代“安史之乱” 前后兴败盛衰的历史教训，借嘲讽唐明皇，告诫宋朝统治者“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对国家社稷能表达出如此深刻的关注和忧虑，不能不令世人刮目。 因此，宋代周的《清波杂志》认为，这两首和诗“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明代陈宏绪的《寒夜录》评此两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6] 琴瑟和弦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18岁，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 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当时李清照之父作礼部员外郎，赵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均为朝廷高级官吏。 李清照夫妇虽系“贵家子弟”，但因“赵、李族寒，素贫俭”，所以，在太学读书的赵明诚，当初一、十五告假回家与妻子团聚时，常先到当铺典质几件衣物，换一点钱，然后步入热闹的相国寺市场，买回他们所喜爱的碑文和果实，夫妇“相对展玩咀嚼”。古老神秘的碑文，把他们引向遥远的历史年代，带给他们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享受，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无忧无虑的远古时期，因而“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两年，赵明诚进入仕途，虽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但夫妇二人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且立下了“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赵家藏书虽然相当丰富，可是对于李清照、赵明诚来说，却远远不够。 于是他们便通过亲友故旧，想方设法，把朝廷馆阁收藏的罕见珍本秘籍借来“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遇有名人书画，三代奇器，更不惜“脱衣市易”。 然而，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索钱20万文。 他们留在家中玩赏了两夜，爱不释手。但是，计无所出，只好恋恋不舍地归还了人家。 为此，“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新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充满着幸福与欢乐。 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不得在京城任职。 其时被列党籍者17人，李格非名在第五，被罢提点京东路刑狱之职。九月，徽宗亲书元祐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120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而在同一年，赵挺之却一路升迁，六月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为救父之危难，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 对此，张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洛阳名园记》序） 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 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 （《郡斋读书志》）惜均未奏效。被罢官后的李格非，只得携眷回到原籍明水。 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李格非“元祐党人”的罪名竟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庚寅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 （《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据此，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而且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回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家人。 政治风云变幻，世事翻覆莫测。崇宁四年（1105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遂引疾乞罢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仅仅过了半年多，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与此同时，朝廷毁《元祐党人碑》，继而大赦天下，解除一切党人之禁，李格非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卷二十六），李清照也得以返归汴京与赵明诚团聚。但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又复相，无情的政治灾难又降到了赵氏一家头上。 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射后五日病卒。卒后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