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艺术价值《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部诗集最初成型于春秋时代，是当时一部重要的书，它和《书》、《易》、《礼》、《乐》、《春秋》并列，是贵族子弟必修的课程之一.《论语》上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先秦典籍中，它原本只称“诗”、“诗三百”或“三百篇”，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儒家著作为经典、“诗”才开始称《诗经》，后世一直沿用了这一名称. 《诗经》这部最古老的诗集，收录了我国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这500年间的诗歌创作305篇.这部诗集是按“风”、“雅”、“颂”三类编排的，这种划分与分类，主要是依照音乐上的不同特点作出的（三百篇均为乐歌）.当然，从其内容考察，“风”是存有较多的民歌或民歌色彩的诗；“雅”诗主要是士大夫的作品；“颂”诗全为祭祀的庙堂文学.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诗经》又积累了赋、比、兴丰富的创作经验、表现出卓越的艺术成就，开启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诗经》中的民歌，大都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劳动者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思想、同时也倾诉了他们对自身遭受残酷剥削与压榨的不满情绪.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周南·苯百》、《魏风·伐檀》、《魏风·硕鼠》、《豳风·七月》等. 《周南·芣苢》，全诗三章，十二句：“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持之./采采芣苢，薄言衤吉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这是一首典型的劳动之歌，诗中生动描写了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在采集禾苗（车前子，古人以为它的种子可治妇女不孕）时“群歌互答”的愉悦之情.全诗只改换了几个动词，回环复咨，就把妇女们从开始采集到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心情的欢快跃然纸上.这是一首热爱生活、赞颂劳动的诗.正如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说，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群歌互答，余音吴袭，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令人心旷神怡.而《伐檀》、《硕鼠》这类“怨刺诗“，又深刻地反映出劳动者在沉重的奴役和被压迫中，呼喊出对剥削者的愤慨，揭露了奴隶主贵族不劳而获的罪恶：“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在这不平与愤恨的歌声中，蕴含着人民反抗暴力的自发力量. 其次，在《诗经》的“怨刺诗”中，有不少篇章反映战争和谣役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与巨大灾难.在这类作品中有些士大夫的诗更值得仔细玩赏.如《王风·君子于役》、《朔风·东山》、《小雅·采薇》都是直接再现了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君子于役》写出征夫长期在外，思妇受尽相思之苦的煎熬；《东山》则又极力写出征夫还乡时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把征夫的“被征”与“还乡”的复杂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类诗，不仅揭示了社会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具有感人的批判力量，而且也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与追求.而在《小雅》里的一些士大夫的“怨刺”之作中，可以说，揭露是深刻的，抨击是强烈的，表现了下层官吏对“劳逸不均”的不满，对“讹言”的无比痛恨，甚至激情地抒发了他们“感时伤怀，忧心哀民”的情感.如在《小雅·巷伯》中，诗人再也不用任何含蓄，而是一泻无余地奔迸出胸中的激愤：“取彼诲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吴”.应该说，诗人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鞭挞是深刻的.然而统观这些诗，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或直刺时政的弊端；或直接抒发诗人不幸的遭遇；或表现诗人对“谮人”的憎恶等等，均饱含着诗人的强烈爱憎情感，进发着批判力量；另方面我们也需指出，这类作品大都以哀怨起，以哀怨终，表现出一种陷于苦痛之中不能自拔的先天不足，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士人心理. 第三，《诗经》中的情诗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构成《诗经》的重要内容.此类优秀情诗具有感情纯真、意趣高尚、情思优美的共同特征.而且传达、表现情感之风格与手法又是多样化的.比如《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等都是表现少女的纯真专一的爱恋之情而受到礼法束缚的悲歌.在《柏舟》中，“案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凉人只”，表现出诗中女主人公勇敢反抗父母的干涉；但在《将仲子》中却表现了少女情感很深，但很软弱的性格.不过，在《诗经》中的多数情诗中，并不是以忧思缠绵，饮恨感伤来打动读者心灵的；相反，在许多诗篇中，或是表达强烈、渴望地追求，尽管可望而不可即，如《秦风·蒹葭》；或者更直接表现出大胆泼辣、热情奔放、坦率追求爱情的挚烈情感.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纟高衣綦巾，聊乐我员”，就是大胆倾吐爱情而又情感专一的体现.《郑风·寨裳》：“子惠思我，寨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 2.《诗经》中的三部分那一部分价值最高风、雅、颂。 国风价值最高。详细如下：《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 《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 分为风 、雅、颂三类。①风。 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 《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 ②雅 。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 即所谓正声雅乐 。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③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 《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 ，《商颂》5篇 ，共40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 《 国风 》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 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3.【中国《诗经》风雅颂三类中,哪一类的文学价值最高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 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产生于春秋时期. 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4.诗经的价值影响一、社会功用《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 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 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 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 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毛诗序》在继承孔孟的说教基础上，特别强调了《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了统治者应通过《诗》来向百姓作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统治的巩固。 《毛诗序》的这一有关《诗经》教化的理论，无疑大大强化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诗经》的地位，使之成了统治者行使统治的必备工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 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 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 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 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 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极宝贵的民俗材料。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 5.诗经的历史价值一、《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 我国有着颇为古老的地名学记载。 从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发掘到的约十万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名，它们是研究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疆域、山川、大城、周边方国以至对外军事活动诸问题的重要史料[1]。由于甲骨刻辞乃至商周彝器铭文往往文字过于简略，故学术界在运用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时期地理方面诸问题时，歧异之处颇多，从而往往直接影响到相关诸问题的可信度。 然而，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却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上古历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时期的国族、山川、泽薮、城邑等地理名称。若将其与有关文献记载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往往能使诸多上古时期的地理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即曾引起过高度重视。如宋代学者王应麟曾著《诗地理考》六卷，“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皆荟萃成编”。 虽是书“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2](P91)，但其较早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时期的沿革地理诸问题大有裨益。王氏之后，清代学者李超孙《诗氏族考》“以《诗》之为经，草木虫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3](P417)。 朱桓《毛诗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则天文时令也，地部则地志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为历史地理学界所重视。此外，焦循《毛诗地理释》、朱右曾《诗地理徵》、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对旧说“颇多辩证”[3](P488)，或则“剪裁繁芜，稍变其例”[3](P499)。 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更充分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并将其与商周史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一些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如顾颉刚先生通过对《鲁颂·閟宫》中有关材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订了周初徐、淮夷等东方诸族本散居于今山东蒙、阴二山一带，以后才陆续迁徙至淮河流域[4]。 杨宽先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雅·韩奕》中的有关记载，重新考订了西周韩国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规模对玁獯用兵，晚出文献和西周金文均有记载。 然而由于文字简略，一些基本的史实，难以讲得清楚。《诗·小雅·六月》、《出车》等篇章则保存了颇多有价值的历史地名，从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6](P67-68)。 此外，我们借助于《诗·大雅·常武》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有关青铜器铭文，可以对西周王朝征伐徐淮这段历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诗经》确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时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着《汉书·地理志》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诗经》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和动植物，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也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诗经》中有关商周时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若将其进行一番系统的归纳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则可对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状况，大有帮助。 兹分别加以论说，述之如下： （1）关于地貌 《诗经》中有诸多有关先秦时期地貌的记载，其中蕴涵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是探究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如《诗·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种解释并见《说文》、《尔雅·释水》等。 然而，先秦时期洲之形成，历史地理学有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古代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当河道展宽后，水流缓慢，挟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积为众多的洲。 不仅黄河如此，事实上，历史时期的长江之荆江河段由于分流众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过众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诗经》中还有渚、坻之名称。 《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传》：“渚，小洲也。 水岐成洲。”《秦风·蒹葭》：“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毛传》：“坻，小渚也。”《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 《郑笺》：“坻，水中之高地也。”《尔雅·释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 洲、渚、坻的形成与沿河的地质、地貌、来水、来沙和人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这一记载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黄河、长江上、中游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状况提供了一条颇为有价值的线索。《诗经》中还有丘、京、阜、陆、陵等地理名称。 《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 《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毛传》：“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 从以上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的地形状况有所了解，而且还可以由此全面深。 6.请简述《诗经》在中国史学上的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皇矣》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