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安最美“沣滨水镇—诗经里”是个什么项目西安最美“沣滨水镇•诗经里”位于水清、澜安、岸绿、景美如诗画卷的“诗经故乡”——西咸新区沣河河畔，诗经里是由新长江团队镌刻的全国首个以诗经文化为主题的文创小镇，整个小镇外装由新长江装饰负责。 新长江设计施工团队秉持传承五千年周礼文脉，以诗经文化为魂，设计创意施工为核心，将传统和现代二者有机融合，给世人呈现出了具有代表中华深厚文化底蕴的绝美创意小镇，并得到了省、市相关领导的一致好评。诗经里将成为生态环境优美、人居环境和谐、宜业宜居宜游的大西安新名片。 2.《诗经·秦风·终南》中“有条有梅”的“条”字,应译作花揪,山揪,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诗经·秦风·终南》流行于春秋时期。秦襄公夺得镐京，诸侯拥立周平王登基，西周东迁。秦襄公因有护送平王、驱逐犬戎之功，受赐岐山、沣河等地。到秦文公时，原本的西周遗民认为秦君会歧视周人，不甘心服从其统治，于是创作了这首诗歌。 有条有梅中的“条”、“梅”，是当时珍贵的酸味果品，为烹饪调味所用。诗歌大意，是希望秦文公能够将收服之地的周人、秦人还有部分残存的戎人，调和一处，不可分别看待，厚此薄彼。当然秦文公也做到了，为后来秦国称霸一方打下坚实根基。 诗歌中的“条”，现在一般译为山楸（即楸树）。 但《尔雅·释木》第十四条记载，“条”字在先秦时指的应为柚子。 当时的柚子和梅子一样，是烹饪调味品，味酸甜。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子使楚时与楚王争论的典故“南橘北枳”中的“橘”指的不是橘子，是吴楚之地的一种名为“櫾”（读作柚）的大树果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柚子。不仅“橘”指的是它，“壶柑”、“臭橘”也是它在古代的别名。此物种于吴楚则味甜爽口，植于中原则苦涩难咽。因此被先秦人民用作调料，与梅子一样是烹调佳品。那时的“柚”字指的不是水果，应该是一种与杼类似的机具。《诗经·小雅·大东》有曰：“小东大东。杼柚其空。” 后世朱熹在诗经译注《诗集传》中将“条”译作山楸，现代教材又多以《诗集传》为标准译注，所以有了条为山楸的说法。但《尔雅·释木》第一条记载，在先秦时期，山楸一般被称作“槄”（读作掏）或“山榎”（读作甲），两晋时郭璞注曰：“今之山楸也。” 花楸与山楸（楸树）长相相似，称呼相似，故有人将它们混淆并称。但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物。山楸为双子叶植物纲，合瓣花亚纲，管状花目，紫葳科，硬骨凌霄族，梓属；而花楸为双子叶植物纲，原始花被亚纲，蔷薇目，蔷薇科，蔷薇亚科，花楸属。二者连亚纲都不是同一纲，怎么可能是同一物种？ 至于山楂，我就真不知道了……《周礼·天官·食医》关于调味品的记载没提到山楂；《本草》也只说了山楂的形态、用法、疗效，未提及调味之用；《尔雅·释木》第二十三条说：“朹，檕梅。朻者聊。”郭璞注《尔雅》云：“朹（音求）树如梅。其子大如指头，赤色似小柰，可食，此即山楂也。世俗作梂字，亦误矣。梂乃栎实，于朹何关？楂、朹之名，见于《尔雅》。” 总之，“条”为山楂不知从何而起。 如果楼主是文言文不知如何翻译的话，译作山楸比较好。毕竟现在语文教材一般都这么认为，就不要妄图去扳正了，丢了分不划算。至于它的本意是柚子，心里明白就好。 3.诗经黍离王风+赏析,诗经王风黍离什么意思,诗经黍离《诗经 王风 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周平王东迁（自镐京迁至雒邑）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 注： 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西周时代的首都。又称西都、宗周。周武王继位后，由丰迁至镐京。（丰——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沣河西岸。） 雒邑——今河南洛阳 4.诗经的城市是河南吗不一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如河南、山西、陕西等。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 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 《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大雅·文王有声》记载了文王“作邑于丰”，《小雅·斯干》篇亦记录了武王定都镐京的史实。“丰”、“镐”两都的遗存已在今陕西西安西南约25公里处的沣河中游被发现。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 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 《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 《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 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容积约190立方米。 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据《周礼·天官》记载，“凌人”掌管冰政，十二月斩冰藏入凌阴，以供来年天暖时使用。由此推断，周王室和诸侯国的都城内，都应有藏冰的凌阴。 《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 《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ρ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 《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 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 《诗经》三百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雅、颂本来就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上层阶级所作；所谓风，即周代各国的地方乐调，共有一百六十篇。 《国风》虽然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有许多描写自然风光、田间劳作的诗篇，但其形成也有城市为其文化背景，这是以往为研究《诗经》和中国诗歌史的学者所忽略的问题。我们研究《诗经》，要将其还原到《诗经》时代，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将其拘泥为“民歌”。 《诗经》的修辞相当讲究，而远非乡村朴野的歌谣可比。在礼乐文明只被少数人垄断的两周时期、在孔子开创私人授徒讲学以前，只有贵族阶级才有占有文化的权利，普通劳动人民根本就没有学习的资格，又怎么谈得上文学创作呢？《诗经》是研究先秦历史、民俗、礼乐文化的丰富史料，无论其是民歌与否，其文学和史学价值都是不容抹杀的。 首先，《诗经》的一些篇章生动描绘了国家和城市兴起建设的场景，是城市发展史的形象记录。《击鼓》篇中所写的“土国城漕，我独南行”，表现将士离开刚刚建好的城市出征打仗的抑郁心情。 这座城市建设得很坚固，有环绕的护城河与高大的城墙，生活环境相当优越。《緜》中则叙述了周王朝所建设的都城王宫的富丽豪华，“皋门有伉”、“应门将将”，王都的城门十分高大，王宫的正门庄严堂皇。 诗中还具体记录了建都从选址、察看地形、占卜风水，到划定区域、设计经营、宫室祭坛分布等等详细的过程。对于今天研究城市建设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参照系。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把卫文公率领人民迁徙至楚丘，在那里营建都城宫室、种植树木、发展生产、终于复兴的业绩，给予了史诗般的赞美。《商颂·殷武》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赞叹商代都城的城墙之高大气派四方无比。 而且第一次。 5.姬娼是何许人物中国商代末年西方诸侯之长。 姬姓 ，名昌。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 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 相传西伯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周人谥西伯为文王。 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他就是日后著名的周文王。 他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 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 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 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课本上的周武王、周公旦的画像，都来自汉代-山东武氏祠画像石。 商纣时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 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 发明“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在位50年。 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时，追尊周文王为南周始祖文皇帝。 《史记·周本纪》说他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 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 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国家。 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 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 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 纣王见了大喜：“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 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 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 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 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 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 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 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 第六年灭崇国（在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 （诗经·大雅》：“既伐于崇、作邑于沣。”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 《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6.周文王、孔子等人在逆境中的不屈精神的故事周文王： 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说，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纣王于是将姬昌拘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他在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纣王见了大喜：“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这就是史书中说的文王“羑里之厄”。 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在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诗经·大雅》：“既伐于崇、作邑于沣。”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韩非子： 韩非生于战国七雄纷争之世，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寄希望于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7.殷商的西伯侯是现在的哪里西伯侯不是一个地名。殷商时期，周在今天陕西的中西部逐渐壮大起来，被西方各部落奉为领袖，“伯”就是老大哥的意思。因为周在取得西伯地位前，实际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古代国家体系，所以周的部落首长实际上是国君，唯其相对于中原的商王而言，尚不足以比拟，故称作“侯”。后来也将这两个称为合并称作“西伯侯”。 根据一般的史书，季历（也就是后来追认的周文王）作侯时已经取得西伯的称号。当时周的中心应该在岐山一带（今陕西扶风）。后来姬昌（就是周武王）仍然作西伯，并继续向东方发展，最终灭了殷商，乃封建天下，自称为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