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熹对诗经的解释是否真的过于偏激,偏向于一种迂腐不是。 朱熹主要是持以诗说〈诗〉的态度的。这有根据。首先朱熹的确表露过对以〈序〉说诗的不满，他说：“某自二十岁进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时，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并明确说过要“以诗说诗”。在对〈诗经〉具体解释上，他的确有不少突破以序说诗的地方。这些在邹其昌的这部著作中有充分的展示，邹要强调也是这一方面的意义。我完全赞同这些论述。我要补充的是，朱熹并不彻底否定“以序说诗”，虽然他对“以序说诗”有过批评，但是在实际的说诗中，他试图将“以序说诗”与“以诗说诗”统一起来。朱熹的这种做法集中体现在他的《诗集传序》之中。 朱熹说： 或有问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不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以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言皆足以为教。其所感之杂，而所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2.结合关雎,蒹葭说说人们对诗经的评价“古之写相思，未有过之《蒹葭》者.” 相思之所谓者，望之而不可即，见之而不可求；虽辛劳而求之，终不可得也.于是幽幽情思，漾漾于文字之间.吾尝闻弦歌，弦止而余音在耳；今读《蒹葭》，文止而余情不散. 蒹葭者，芦苇也，飘零之物，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若飘若止，若有若无.思绪无限，恍惚飘摇，而牵挂于根.根者，情也.相思莫不如是.露之为物，瞬息消亡.佛法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情之为物，虚幻而未形.庄子曰：乐出虚，蒸成菌.一理也.霜者，露所凝也.土气津液从地而生，薄以寒气则结为霜.求佳人而不可得，于是相思益甚，其情益坚.故曰“未晞”，“未已”.虽不可得而情不散，故终受其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此相思之最苦者也！ 情所系着，所谓伊人.然在水一方，终不知其所在.贾长江有诗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夫悦之必求之，故虽不知其所踪，亦涉水而从之.曰“溯洄”，曰“溯游”，上下而求索也.且道路险阻弯曲，言求索之艰辛，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然终于“两处茫茫皆不见”，所追逐者，不过幻影云雾，水月镜花，终不可得. 相思益至，如影在前，伸手触之，却遥不可及.“宛在水中央”一句，竟如断弦之音，铿锵而悠长.每读到此，不由喜之，叹之，怨之，哭之！ 《关雎》出自《诗经·国风·周南》，是《诗经》的首篇，它是反映一个青年对一位容貌美丽姑娘的爱慕和追求，写他求而不得的痛苦和想象求而得之的喜悦.它是我国爱情诗之祖.不仅反映的是令人喜闻乐见的爱情题材，还具有独到的艺术特色.关雎：篇名它是从诗篇中第一句中摘取来的.《诗经》的篇名都是这样产生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3.名人们（比如：鲁迅,孔子,孟子）对《诗经》的评价孔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 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孟子：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荀子：荀子在儒家著作中最先把诗三百首当作经。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为学须“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诗经》。一次是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孔子续《春秋》之精神时：《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第二次就是很有影响的论“发愤著书”，这段文字相当经典，与《报任少卿书》中部分文字大同小异，这里只取论诗的一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董仲舒：“诗无达诂”正是此人作为理论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朱熹：他有两个观点最为有名，一是认为《诗经》：“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也就是说是他老夫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是里巷歌谣（民歌）说；二是淫诗说。特别是在谈及“郑风”时，他认为“郑风”十有八九都是淫诗。 何休（东汉经学家）：说《诗经》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胡适：“《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鲁迅：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 20世纪中期俄国费德林院士也称：“《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4.诗经的整体评论《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献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是西畿正音。《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