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尚书.诗经.国语.战国策有何史料价值《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 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 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 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 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 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 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 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 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 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 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 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 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 “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 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 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 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 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 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 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 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 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 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 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 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 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 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 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 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 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 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 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 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 2.诗经研究的意义在我看来《诗经》研究的意义可以这样来讲： 首先从诗经学上来讲。诗经学即研究《诗经》的学科。由于原始文献成书很早，所以后人不断层累完成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慢慢形成了体系极为庞大的学科，其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发现出来，比如他的作者与创作地点、时代，甚至于其作诗之义都存在着各种观点与争议。并且研究成果也由于视野不宽、材料有限有许多的讹误。现在的研究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旧的史料，或是根据近些年发现的新的证据，修正前人错误的观点、提出更为贴切的看法、甚至于是提出铁证将问题解决。 其次是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 1.作为纯文学上的，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他的韵读、用字方式都可以作为当时时代语言用法的代表；研究他的这些创作特点也可以与楚辞甚至是《老子》等同时代成书的文献进行对比。 2.同时由于先秦时期文献很少，而诗经之中又记载着许多方面的诸如礼制、历史等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时代许多制度与史实、考古的重要资料；有诸如风俗、名物又可研究当时的风俗制度，各种名物诸如服饰，车马等。 3.同时，《诗经》作为十三经之一，也是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总的可以说其中包含的内容特别的多，极有研究价值，这里只是简单的概述之。 3.诗经的历史价值一、《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 我国有着颇为古老的地名学记载。 从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发掘到的约十万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名，它们是研究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疆域、山川、大城、周边方国以至对外军事活动诸问题的重要史料[1]。 由于甲骨刻辞乃至商周彝器铭文往往文字过于简略，故学术界在运用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时期地理方面诸问题时，歧异之处颇多，从而往往直接影响到相关诸问题的可信度。 然而，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却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上古历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时期的国族、山川、泽薮、城邑等地理名称。 若将其与有关文献记载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往往能使诸多上古时期的地理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即曾引起过高度重视。如宋代学者王应麟曾著《诗地理考》六卷，“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皆荟萃成编”。 虽是书“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2](P91)，但其较早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时期的沿革地理诸问题大有裨益。王氏之后，清代学者李超孙《诗氏族考》“以《诗》之为经，草木虫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3](P417)。 朱桓《毛诗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则天文时令也，地部则地志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为历史地理学界所重视。此外，焦循《毛诗地理释》、朱右曾《诗地理徵》、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对旧说“颇多辩证”[3](P488)，或则“剪裁繁芜，稍变其例”[3](P499)。 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更充分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并将其与商周史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一些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如顾颉刚先生通过对《鲁颂·閟宫》中有关材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订了周初徐、淮夷等东方诸族本散居于今山东蒙、阴二山一带，以后才陆续迁徙至淮河流域[4]。 杨宽先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雅·韩奕》中的有关记载，重新考订了西周韩国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规模对玁獯用兵，晚出文献和西周金文均有记载。 然而由于文字简略，一些基本的史实，难以讲得清楚。《诗·小雅·六月》、《出车》等篇章则保存了颇多有价值的历史地名，从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6](P67-68)。 此外，我们借助于《诗·大雅·常武》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有关青铜器铭文，可以对西周王朝征伐徐淮这段历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诗经》确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时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着《汉书·地理志》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诗经》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和动植物，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也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诗经》中有关商周时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若将其进行一番系统的归纳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则可对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状况，大有帮助。 兹分别加以论说，述之如下： （1）关于地貌 《诗经》中有诸多有关先秦时期地貌的记载，其中蕴涵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是探究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 如《诗·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种解释并见《说文》、《尔雅·释水》等。 然而，先秦时期洲之形成，历史地理学有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古代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当河道展宽后，水流缓慢，挟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积为众多的洲。 不仅黄河如此，事实上，历史时期的长江之荆江河段由于分流众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过众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诗经》中还有渚、坻之名称。 《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传》：“渚，小洲也。 水岐成洲。”《秦风·蒹葭》：“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毛传》：“坻，小渚也。 ”《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 《郑笺》：“坻，水中之高地也。”《尔雅·释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 洲、渚、坻的形成与沿河的地质、地貌、来水、来沙和人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这一记载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黄河、长江上、中游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状况提供了一条颇为有价值的线索。 《诗经》中还有丘、京、阜、陆、陵等地理名称。 《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 《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毛传》：“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 从以上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的地形状况有所了解，而且还可以由此全面。 4.关于诗经该怎样理解《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汉武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是西畿正音。《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5.如何理解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它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 《诗经》对中国的文学史、政治、语言、甚至思想上都起著非常深远的影响。 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 《诗经》里开宗明义的第一首诗歌是《国风•周南》中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也成为当今妇孺皆知的经典话语之一。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古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 正是《诗经》中那些对爱情美好而浪漫的描写才有了我们以后对爱情的追求和憧憬。即使爱的很苦，很累；被爱情伤的很深、很重。 我们还是抱着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去迎接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了历史上那么多凄美的爱情故事和绝世的传奇佳话：从项羽的霸王别姬到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再到林觉民洋洋洒洒的《与妻书》，那一个故事背后不包含一段令人悍然泪下的凄美爱情。 还有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虽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马背上的传奇，可最后还是拜倒在了女人的石榴下。一把宝剑可以创造一个神话，一个女人也足以颠覆一个神话。 这就是女人的魅力，也是爱情的魅力！浩浩荡荡的黄河可以把历史的尘埃洗刷干净也可以把历史的留下的伤痕抚慰完好。可它永远也代不走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爱情的妥协甚至牺牲。 同时也指出了夫妇在传统五伦关系中的重要性。家庭的破裂将直接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即下一代无法获得父母的关照而学坏）。 犯罪率的上升直接影响的社会的安定。而这些是我们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夫妻关系与家庭教育已成为我们棘待解决的问题，和谐的家庭会给孩子创造一个舒适而美好成长环境，孩子也会在这个既定的轨道上健康、自由的成长。而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亦或破碎凄惨的单亲家庭生活的孩子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他们中有多少存在严重的心智问题，要么是严重的孤僻，要么是内心充满仇恨与报复，要么就是走上了世界的另一个极端。 他们中有多少长大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面对这种结局我们大多都在抱怨孩子们的叛逆和时代的混乱，又有几个人去反思这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矛盾！《诗经》早在几前年前就为我们上了一堂充满警示的教育课，而我们却没有去认真思考过这些简单背后的深妙。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首先从构建和谐文化开始，而构建和谐文化又应该先从清洁自己的心灵开始。 清洁心灵我们需要静下来，用心去聆听文化跳动的脉搏，也许《诗经》会是我们的首选。 用《诗经》中简单而充满睿智的语句去洗涤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远离充满腐臭的腴腩之腹，共创和谐文明的香兰之室。 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包括以后的“兼爱”、“非攻”都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互利的外交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之意。“南南合作”、“南北互利”也是《诗经》中很多外交辞令在现代的引申之意。 但是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那些打着历史和文化幌子却时刻准备吃历史豆腐的的不法分子。前不久闹的沸沸扬扬的台湾当局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例不得不让我们对历史和文化一个全新的认识——只有尊重历史和文化才能创造新的文明，篡改历史和文化的人到头来只会摔的很惨。 ****历史缺乏足够的权力，演绎历史没有天才的想象力，****文化缺乏足够的底蕴，等而下之，只有怯生生贼眉鼠眼的吃历史和文化的“豆腐”。这不仅是历史的不幸，也是文化的悲哀。 我们应该把根植于《诗经》这片最深厚而又肥沃的土壤中，从中不断的汲取文化、滋养内涵，让自己充实、高大起来。然后再去思考如何去对外，已经怎样去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 要知道传统底蕴是一笔无逾越的文化鸿沟。 总之，《诗经》的博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时代性和延展性。 它不仅适用于纵横捭阖、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也适用于盛极一时的贞观、康乾。同样也适用于当前努力构建和谐的中国。 让《诗经》博大精深的底蕴为我们构建和谐，共创文明铺平前进的道路。 6.汉朝时汉儒们把诗经当作什么来研究汉朝时期的汉儒们是把《诗经》当成经来研究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原名《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以后，儒家把它奉为经典，才称为《诗经》，它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源头。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7.诗经的历史一、《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 我国有着颇为古老的地名学记载。 从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看，已发掘到的约十万片有文甲骨中，就有大量具有重要地理价值的地名，它们是研究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疆域、山川、大城、周边方国以至对外军事活动诸问题的重要史料[1]。由于甲骨刻辞乃至商周彝器铭文往往文字过于简略，故学术界在运用这些重要史料研究商周时期地理方面诸问题时，歧异之处颇多，从而往往直接影响到相关诸问题的可信度。 然而，成书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却保留了大量具有科学价值的上古历史地名，其中涉及上古时期的国族、山川、泽薮、城邑等地理名称。若将其与有关文献记载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往往能使诸多上古时期的地理问题迎刃而解。 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即曾引起过高度重视。如宋代学者王应麟曾著《诗地理考》六卷，“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皆荟萃成编”。 虽是书“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2](P91)，但其较早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则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全面地研究商周时期的沿革地理诸问题大有裨益。王氏之后，清代学者李超孙《诗氏族考》“以《诗》之为经，草木虫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3](P417)。 朱桓《毛诗名物略》分天地人物四部，其中“天部则天文时令也，地部则地志山川也”，因其“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3](P421)，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为历史地理学界所重视。此外，焦循《毛诗地理释》、朱右曾《诗地理徵》、桂文灿《毛诗释地》、尹继美《诗地理考略》则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对旧说“颇多辩证”[3](P488)，或则“剪裁繁芜，稍变其例”[3](P499)。 今天，一些历史学家更充分注意到《诗经》的历史地名学价值，并将其与商周史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一些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如顾颉刚先生通过对《鲁颂·閟宫》中有关材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分析，考订了周初徐、淮夷等东方诸族本散居于今山东蒙、阴二山一带，以后才陆续迁徙至淮河流域[4]。 杨宽先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大雅·韩奕》中的有关记载，重新考订了西周韩国的地望[5]。西周王朝晚年，曾大规模对玁獯用兵，晚出文献和西周金文均有记载。 然而由于文字简略，一些基本的史实，难以讲得清楚。《诗·小雅·六月》、《出车》等篇章则保存了颇多有价值的历史地名，从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探讨西周王朝晚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6](P67-68)。 此外，我们借助于《诗·大雅·常武》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有关青铜器铭文，可以对西周王朝征伐徐淮这段历史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6](P99)。凡此足以表明，《诗经》确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商周时期沿革地理的重要的信史材料，在此方面，它有着《汉书·地理志》所无法完全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诗经》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价值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观点，自然地理的要素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和动植物，因此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主要也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诗经》中有关商周时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若将其进行一番系统的归纳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则可对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状况，大有帮助。 兹分别加以论说，述之如下： （1）关于地貌 《诗经》中有诸多有关先秦时期地貌的记载，其中蕴涵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是探究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如《诗·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种解释并见《说文》、《尔雅·释水》等。 然而，先秦时期洲之形成，历史地理学有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古代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当河道展宽后，水流缓慢，挟沙能力降低，使泥沙在河床中沉积为众多的洲。 不仅黄河如此，事实上，历史时期的长江之荆江河段由于分流众多，在穴口附近也曾形成过众多的江心洲。除洲外，《诗经》中还有渚、坻之名称。 《召南·江有汜》：“江有渚。”《毛传》：“渚，小洲也。 水岐成洲。”《秦风·蒹葭》：“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毛传》：“坻，小渚也。”《小雅·甫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 《郑笺》：“坻，水中之高地也。”《尔雅·释水》：“小洲曰渚，小渚曰坻。” 洲、渚、坻的形成与沿河的地质、地貌、来水、来沙和人类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这一记载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先秦时期黄河、长江上、中游复杂多变的地质、地貌状况提供了一条颇为有价值的线索。《诗经》中还有丘、京、阜、陆、陵等地理名称。 《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 《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毛传》：“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 从以上文字，我们不仅可以对先秦时期北方地区的地形状况有所了解，而且还可以由此全面深入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