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年代诗歌的总体特征无论从世纪初的眼光回首历史，还是从已有的研究出发，以“80年代以来”的方式，看待近30年的诗歌历史，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1]当然，以这样的时间范围进行论述并非要忽视“**”结束至80年代之间的历史。作为一种策略，这里的时间起点只是出于诗歌艺术的完整性，比如：如：创作风格的连续性、创作方法的一致性、区别于以前诗歌创作以及造成显著影响等等来研讨内容，以及避免“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尽管，任何一段历史的连接常常并非泾渭分明的事实，往往使理想中的历史分期带有前后矛盾的成分。 1976年“**”的结束，使诗歌创作以及诗歌“想象”逐渐真实起来。然而，如果只是考察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发表，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历史记忆的清理仍然是一个过程。这不但为“复出的诗人”、“归来者”之类的诗歌史称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也为年轻一代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获得了历史的机遇。这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迅速而频繁的登场，及其之间的代际差异，无疑为考察80年代诗歌潮流的演进方式，提供了参照的可能。 构成日后80年代诗歌写作阵营的诗人，主要来自两个诗歌“群体”。即一类是“复出”的诗人，一类是“青年诗人”。“复出”的诗人，主要显示了当代一体化时代特别是“**”时代的历史遭遇。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复出”的一代并不仅仅是“归来的一代”，其中还包含着对更早历史记录的重新书写：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50年代因“胡风集团”而遭受牵连的“七月诗派”，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分子”，都可以被视为是“复出的一代”，只不过，这些诗人在“**”结束重新进行创作时，都在主题、情感上表达了一种“归来者”的身份和反思意识，然而，由于年龄的限制和诗歌观念上长期遭遇“桎梏”，所以，“复出”一代诗人的绝大多数显示“后劲不足”，而少数保持创作活力的诗人，则更多体现为对一种历史思维的拒斥以及自我的不断超越。相比较而言，“青年一代”诗人则发挥了巨大的诗歌想象空间，他们的出现特别是“潜在作品”的重新问世，填补了“**”时代苍白的诗歌历史。当然，这些在年龄、写作价值取向并不一致的“一代”很快由于“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出现而呈现出“断裂现象”，此后的诗歌必将向“多元姿态”的历史予以展开。 与诗人相继“复出”、浮现相适应的是，诗歌的阅读和发表也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与50、60年代相比，80年代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有相当的数量增加。除《诗刊》、《星星诗刊》在“**”结束之后较早复刊之外，针对当时诗界乃至文艺界本身走向繁荣的景象，各地也相继通过不同形式创办诗歌刊物，此外，各种综合类文学刊物大都开辟一定版面，以及1981年，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的创办，均为80年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与正式期刊刊发诗歌作品相呼应的，是非正式印刷品在80年代的盛行，这种可以视为是写作与正式发表之间的“中介”（即“民刊”），同样具有无法忽视的诗歌史意义。这种常常在80年代以“油印”、“手抄本”形式出现的“刊物”，既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同类现象，也可以在视为是一种“民间权利”的同时留下了时代的“记忆”。以著名的《今天》为例，它的出现以及日后显著的位置，不但使这种“发表”方式得以流传，而且，还在日后的诗歌交流和阅读接受中，比如：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诗歌，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 2.80年代诗歌的总体特征无论从世纪初的眼光回首历史，还是从已有的研究出发，以“80年代以来”的方式，看待近30年的诗歌历史，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1]当然，以这样的时间范围进行论述并非要忽视“**”结束至80年代之间的历史。作为一种策略，这里的时间起点只是出于诗歌艺术的完整性，比如：如：创作风格的连续性、创作方法的一致性、区别于以前诗歌创作以及造成显著影响等等来研讨内容，以及避免“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的连接常常并非泾渭分明的事实，往往使理想中的历史分期带有前后矛盾的成分。 1976年“**”的结束，使诗歌创作以及诗歌“想象”逐渐真实起来。 然而，如果只是考察此后一段时间内的诗歌创作和诗歌发表，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历史记忆的清理仍然是一个过程。这不但为“复出的诗人”、“归来者”之类的诗歌史称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样的，也为年轻一代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获得了历史的机遇。 这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迅速而频繁的登场，及其之间的代际差异，无疑为考察80年代诗歌潮流的演进方式，提供了参照的可能。 构成日后80年代诗歌写作阵营的诗人，主要来自两个诗歌“群体”。 即一类是“复出”的诗人，一类是“青年诗人”。“复出”的诗人，主要显示了当代一体化时代特别是“**”时代的历史遭遇。 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复出”的一代并不仅仅是“归来的一代”，其中还包含着对更早历史记录的重新书写：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50年代因“胡风集团”而遭受牵连的“七月诗派”，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分子”，都可以被视为是“复出的一代”，只不过，这些诗人在“**”结束重新进行创作时，都在主题、情感上表达了一种“归来者”的身份和反思意识，然而，由于年龄的限制和诗歌观念上长期遭遇“桎梏”，所以，“复出”一代诗人的绝大多数显示“后劲不足”，而少数保持创作活力的诗人，则更多体现为对一种历史思维的拒斥以及自我的不断超越。相比较而言，“青年一代”诗人则发挥了巨大的诗歌想象空间，他们的出现特别是“潜在作品”的重新问世，填补了“**”时代苍白的诗歌历史。 当然，这些在年龄、写作价值取向并不一致的“一代”很快由于“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出现而呈现出“断裂现象”，此后的诗歌必将向“多元姿态”的历史予以展开。 与诗人相继“复出”、浮现相适应的是，诗歌的阅读和发表也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 与50、60年代相比，80年代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有相当的数量增加。除《诗刊》、《星星诗刊》在“**”结束之后较早复刊之外，针对当时诗界乃至文艺界本身走向繁荣的景象，各地也相继通过不同形式创办诗歌刊物，此外，各种综合类文学刊物大都开辟一定版面，以及1981年，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的创办，均为80年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与正式期刊刊发诗歌作品相呼应的，是非正式印刷品在80年代的盛行，这种可以视为是写作与正式发表之间的“中介”（即“民刊”），同样具有无法忽视的诗歌史意义。这种常常在80年代以“油印”、“手抄本”形式出现的“刊物”，既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同类现象，也可以在视为是一种“民间权利”的同时留下了时代的“记忆”。 以著名的《今天》为例，它的出现以及日后显著的位置，不但使这种“发表”方式得以流传，而且，还在日后的诗歌交流和阅读接受中，比如：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诗歌，起到了重要的“典范作用”。 3.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是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年代，也许还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 那些在80年代出来的诗人大多都把能够亲历这一场诗歌变革，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80年代诗歌多继承70年代地下诗歌的遗产。70年代存在一些知青沙龙，他们有特殊的阅读权，有诗歌交流。80年代最初的诗歌风气是“知青诗歌”培育的，有强烈的政治反思意识，在诗美方面也富有探索精神。 81年开始取缔民间诗歌组织和民间出版物，“朦胧诗”逐渐弱化了反思的锋芒。“集体阅读障碍”曾让“朦胧诗”盛极一时。 随着文化译介的逐步繁荣，校园诗潮涌起，第三代诗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反叛。在文化之眼向古典和西方睁开之后，校园诗群取代了知青诗群，“后朦胧诗人开始了”对“朦胧诗”的话语清洗，这些是80年代诗歌审美嬗变的主脉。 4.八十年代一首诗是怎样的诗集编好了，找谁写序呢？ 我想到了被称为中国诗歌评论家第一人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 作为“三个崛起”理论的主要论家，遭受官方压力的谢冕教授，在中国诗坛可谓举足轻重。 谢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现代诗歌名篇欣赏”课程。 由于选课的人很多，给外校的旁听者提供了机会。 我在人民大学校门口，搭上332路公共汽车，混入课堂听课。 据我观察，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坐在后排的大约1/3的听众，都并非北京大学的学生。 有一天，下课了，谢教授正在收拾讲义，准备离开。 我抱着编好的诗稿，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并请求谢教授帮忙写一篇序言。 谢教授说：“我最近很忙。 这样吧，稿子我先拿回去看看，两个星期后给你答复。” 一周以后，下课了，谢教授走到我的座位旁，拿出一个旧的牛皮纸信封，说：“序已经写好了，我留了底，这是我老伴抄下的，你看能不能用。 三千字的长序，标题（《雨季已经来临》。 字体秀丽、一笔一划。 谢教授是这样写的： 程宝林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现代人的心胸，拥抱着并融化了绵延数千年的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的因袭。他能以青春的流行色调、当代生适的节奏感来再现这片古老土地以及吾土吾民的淳厚乡风民俗，并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体现出独创性。 程宝林以经过精心锤炼加工的提高了的口语化语言，以流动的活泼的节秦，平易地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的情感。他以同代人的身分，表现同代人的民灵世界，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这篇序言，发表在1985年4月8日安徽“诗歌报”的头版头条。 两年后的1987年，我已经毕业分配到四川日报工作。 谢冕教授和夫人，到拉萨参加“雪域之光”诗会后，途经成都返京，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宾馆。我提着一瓶四川名酒，去看望他们。 谢教授写序之后，我们便再无任何联系，替我抄写序言的师母，更是从未谋面。 三人正在交谈，忽然，服务员来敲门，说楼下大堂里，有北京来的重要电话，找谢冕夫妇接听。 当时，宾馆房间里，还没有普及电话。 我们交谈的客房桌上，放着一个信封，一些钞票露出来，大约有300元左右，大概是两位老师的旅费。 我看得出来，师母临出门时，略为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将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单独留在这个桌上放着钱的房间里，是否妥当。 谢教授也看出了师母的犹豫，说：“走吧，有宝林在屋里，放心！” 给我的诗集写跋的，是诗人李小雨。 当时，我已经在《诗刊》发表了好几组诗，都是她的责任编辑。 热情、诚恳、鼓励和希望，洋溢在她的每一句话里。 诗的末尾，记下了写作日期：1984年12月25日深夜于北京。 圣诞节的半夜，这个快要临产的诗歌编辑，给一个大学生的诗集写跋。 最令我感动的是，不久，她竟然挺着大肚子，换乘几路公共汽车（80年代初，北京公共汽车的拥挤程度，居全国之冠），在严寒路滑的北京，从虎坊桥的（《诗刊》编辑部，找到西郊白石桥路的人民大学，将跋文送到了我的宿舍。 不巧，我尚未回宿舍，同学替我收下了这篇诗。 在奉行利益交换原则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完全不可思议。 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坛上，这样的事情却很多、很多。 （五） 1984年的寒假来临了。我的亲戚，嘱咐我给印刷厂的厂长送点礼。 我推着自行车，龙头上挂着两只老母鸡，后架上，驮着一袋糯米。路上泥泞，无法骑行，我必须随时拿一根细棍子，清除车轮上的泥巴，才能将自行车推走。 30里的土路，从乡下到小镇，我走了几乎一整天。 当天晚上，在“黄叔叔”的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家印刷厂。 它的名字叫“荆门市装潢彩印厂”。一切就绪，1000元预付款已经交给工厂，当晚开机。 在这位叔叔家吃过晚饭，我们来到位于郊外的印刷厂。当印刷机开始飞速旋转时，我走到厂外去散步。 那是江汉平原的腹心地带，土地肥沃。这时，大雾升腾起来。 在弥天的大雾里，行走着一个正等待自己的诗集印刷完毕的22岁青年人。 我突然觉得，青春是这样美好，还不曾体验过的爱情和激情，是这样美好。 “我对世界怀着难以抑制的情欲。” 这样的诗句就涌上了脑海。 20多天后，开学了，我带着200本书，坐公共汽车到了武汉。 找到分别在中南财经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读书的同学王长城、范军。 他们买了红纸，写了广告，抱着书，来到武昌火车站的一盏太阳灯下，开始卖书。 我很骄傲：前者，现在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后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出版社社长，虽然我，什么头衔都没有。 第一本书是一个旅客买走的。定价九角，他给了一元，叫我们不要找零。 后面的故事，我已写在散文《旅途卖书记》中， 就不重复了。 我回到大学后，20包书也已托运到了北京海淀区。 我到大学的食堂里，找到负责人，说明原委，食堂负责人慷慨地借给了我一辆平板大三轮。我从未骑过这种车，居然骑得非常熟练。 在同学的帮助下，顺利将书运回宿舍。 那一天中午，全班同学一起出动，在学校食堂前面，出售诗集《雨季来临》。 同学们常在校刊上看到我的诗，一看广告，马上将食堂前面的马路围得水泄不通。 限额出售300册。 300册在40分钟内卖光。 至少有一半的书款，是学校的菜票，要拿到后勤处，兑换成现金。 5.大学生诗歌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传承抑或引领： 不该被遗忘的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潮苏历铭答《星星》诗刊下半月的提问本刊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大学生诗歌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你作为大学生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心里是否一直存有八十年代的诗歌情节呢？确切地说，就是理想主义的诗歌情节。 苏历铭：首先我要纠正你的说法，在当时整个大学生诗潮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校园诗人，我只是一个始终在现场的校园诗人而已。理想主义诗歌情节不好吗？理想主义是人类永恒的希望，任何时期的诗人都不会丧失这个境界，只是在八十年代凸现出这个特点。 不是吗？即便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理想主义始终是诗人的作品中最温暖的光亮。大学生诗歌不能只用理想主义来概括它的内涵，事实上，大学生诗歌是在朦胧诗落潮时出现的，因为赶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的时代，它才迅速发展蔓延开来。 它在传承朦胧诗的同时，也不断补充朦胧诗的欠缺，完成从群体意识向个体心理的转变，以其探索和先锋的新生姿态在重建中国诗歌的过程里有着独特的贡献。本刊记者：前不久看到一篇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文章，其中把尚仲敏和燕晓冬于1985年编辑的《大学生诗报》作为大学生诗歌的源头，并把它归于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流派。 苏历铭：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说法，或者说他并不了解当年大学生诗歌的实况。所谓第三代的提法，是在1986年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前后才真正浮出水面，而大学生诗歌，或者大学生诗派则在朦胧诗兴起之初，即1980年后就已经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中国诗坛上最重要的新生力量。 我的两位校园诗人朋友潘洗尘和杨川庆早在1984年就在当时一本很有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撰文对大学生诗歌运动进行过总结，也就是在那一年，潘洗尘还在东北的哈尔滨轰轰烈烈地办起了一本面向全国大学生的诗刊《大学生诗坛》，并主编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同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学生诗歌合集《海星星》第一版就发行了八万多册。 而尚仲敏以“大学生诗派”的名义参加诗歌大展，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生诗歌不是一个概念，他和燕晓冬只是顺用了他们编辑的《大学生诗报》名称而已。如果把86大展中的所谓大学生诗派理解为大学生诗歌的全部，那就是时空错位的荒诞，它不过是轰轰烈烈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尾声阶段的一种声音而已。 应该说，86大展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水岭，它终结了朦胧诗后迅猛发展的大学生诗歌，当年势头正劲的学院诗人中，一部分以各自流派的名号，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如于坚、韩东等人。其实在这之前，大学生诗歌运动已经出现各种探索的倾向，86大展只是顺势而生的产物，它集中展现了当时各种倾向的诗人，除少数流派可以称为流派之外，大多数应运而生的流派是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 从后来的时间里已经验证了这个结论。我同意于坚的说法：“没有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诗派”，就没有后来的第三代诗人。” 本刊记者：肯定地说，在第三代诗歌现象之前，或者说朦胧诗之后，学院诗歌是中国诗坛最重要的新生力量。苏历铭：是的。 在现在描述中国诗歌走向的文本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着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之间一个重大诗歌现象——大学生诗歌的存在。当年朦胧诗之所以能够在诗坛上迅速传播，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大学生诗歌的出现和繁荣息息相关。 那时诗歌界对朦胧诗的崛起，存在着保守势力恶毒的围剿和传统势力的攻击，而对朦胧诗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就是来自学院。除了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外，在校学生徐敬亚撰写的《崛起的诗群》，更是激情澎湃，其冲击力和杀伤力都是从前未曾有过的。 而1980年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 “ 青春诗会 ” ，包括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在内的17个青年诗人中，就有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徐晓鹤、徐国静、孙武军等7位来自大学校园的大学生诗人，再加上当时已在诗坛非常活跃的校园诗人赵丽宏、王家新、程光炜、骆小戈、韩东、刘犁、卓凡、吴稼祥、沈天鸿、张德强、熊光炯、吴晓等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朦胧诗的主要人物相似或接近，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承的责任，并各具特点地弥补了朦胧诗的某些局限。由于学院诗歌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当时备受非议的朦胧诗在中国诗坛落地生根，中国诗歌获得全新的改变。 本刊记者：大学生诗歌运动起始于八十年代初，但准确的年份是哪一年呢？苏历铭：刚才我谈到了，先期的学院诗人补充和丰富了朦胧诗后中国诗歌的阵容，而我所指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在他们之后，由1981年至1985年在校的学院诗人集体完成的。如果非要界定的话，我个人以为大学生诗歌运动起始年份应该是1981年。 本刊记者：在八十年代初，大学生诗歌运动风起云涌，几乎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用“随便扔出一个石子就会砸到一个诗人”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并不过分。勿庸置疑，朦胧诗发源自北京，当时北岛、顾城、芒克等都在北京，而大学生诗歌则不一样，似乎全国各地高校都有。 6.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是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上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年代，也许还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 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那些在80年代出来的诗人大多都把能够亲历这一场诗歌变革，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80年代诗歌多继承70年代地下诗歌的遗产。70年代存在一些知青沙龙，他们有特殊的阅读权，有诗歌交流。 80年代最初的诗歌风气是“知青诗歌”培育的，有强烈的政治反思意识，在诗美方面也富有探索精神。81年开始取缔民间诗歌组织和民间出版物，“朦胧诗”逐渐弱化了反思的锋芒。 “集体阅读障碍”曾让“朦胧诗”盛极一时。随着文化译介的逐步繁荣，校园诗潮涌起，第三代诗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反叛。 在文化之眼向古典和西方睁开之后，校园诗群取代了知青诗群，“后朦胧诗人开始了”对“朦胧诗”的话语清洗，这些是80年代诗歌审美嬗变的主脉。 7.反应70 80年代青年的诗歌起初，我们以肌肤相亲 我们以腐烂的肉 它们一片片地抛下我们 直到我们以干枯的白骨相拥 在千年之后 而爱已不在了 而爱已不再了 我们不再去倾听我们头顶的青草重复 我们曾经的低语 我们也不再趁着夜色，回到大地之上 回到枯草之上 并从一片落叶中，捡拾起我们曾经的 与露珠一同消逝了的音容 -------《起初，我们以肌肤相亲》 （作者：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