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中有哪些篇目表现了女性的独立反抗意识1、女性的独立意识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男权制基础上的，男性掌握着社会的基本功能，女性则被置于社会配角的的地位。 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是“他者”，始终处于被看的地位。表现于文学中，女性形象都是男性的陪衬，是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臆造的产物。 但在《诗经》中，却出现了许多体现女性完全独立自主意识的诗篇，在某些篇章中，女性是审视者，男性则成为“被看”的“他者”。如《诗经》中的《箨兮》、《著》等即是用此类视角进行描述。 2、女性的依附意识 在男权社会，在政治，经济都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产生对男性的依附意识是很自然的事。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男性中心意识正是她们要颠覆和批判的压迫性意识。 而身为女性，认同并附和这种意识，对于分析和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奴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解剖价值。《诗经》中的《竹竿》、《伯兮》等诗篇即是对此类话题的延伸。 3、女性的反抗意识 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这一本书中有这么一句话：什么是女子的命运？是自由决定了她自己的的命运，摆脱了由他人控制的角色；摆脱了社会的压制性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充分表达她的思想，并且自由地把这些思想付诸行动。 中国的女子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她们既从外面往里看，也从里面往外看，这样通过生活中印在她们意识中的整体观便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世界观。 简单来说，是因为有了压迫才有反抗，她们正是看到了压迫所在，才有了反叛的呐喊和抗争。因为她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想让自由结束她们受人控制的生涯。 女性的反抗意识，是指女性在面对男权的压迫和损害时，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与反抗。由于这种反抗是被动性的，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其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也是有限的，挣扎的，矛盾的。 如上述的《氓》、《大车》中的女子即是以具备此类意识的形象出现于诗中的。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经年代，女性拥有较为强烈的自主意识，追求个性和自由成为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主流，女性独立意识的自觉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现代。 在《诗经》80几首的婚恋诗中，表达女性追求个性与自由的诗就达到了21首，占了总数的1/4，而弃妇诗虽有13首之多，但总数明显少于前者。前者再加上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反抗意识的4首诗，显示出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我们在时代的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女性这三种意识状态的存在。无论是从汉唐至现代，或是从中国放眼看世界，我们都能从一个个活跃于时空舞台上的女子明显感觉女性意识的多样化：或追求个性的自由，或甘心依附于男权制度下，或在依附中自发地反抗……然《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有着与其他历史阶段泾渭分明的区别特征。 应该说《诗经》的时代，是女性意识处于刚刚抬头的原始状态，但从一开始的萌动阶段，《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就向世人展现了自由意识的强大生命力。《诗经》中的女性自由意识如同星星之火燎原，烧红整片《诗经》的天空。 它如同一株生长于野外的蕨类，未受过任何的侵染与压迫，自然而然地让文字弥漫着一种野性的张扬气息，令人手捧《诗经》，轻吟其中的诗句，心儿即随着流连于口齿间的诗句砰砰直跳，那感觉如同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火一样的热情足够将读者燃烧，让后世饱受礼教束缚的女子较之晦涩，毫无光彩可言。 妇女的女性意识，实际应该包括社会对妇女的认识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而妇女的自我意识，是指妇女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客体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的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而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历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 女性意识沉潜的过程，就是女性权力被剥夺，自由失落陷入依附地位的过程。 《诗经》中的“她”远比男性大胆、直率。 她们的内心世界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展现，无论相思离别、怨恨恋慕，均能直言无隐，就连自己与男子的私情、幽约、也未尝讳言。她们虽受到封建礼制的压迫，但这样的压迫仍处于浅显的层次，情爱意识依然热烈张扬，这与后来堕入封建礼教深渊的晦涩暗淡、饱受压抑的女性情爱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从今天的敦煌资料来看，唐时女子在社会上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 但到了宋明之时，虽有反映自由之声的民歌，但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却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 而到了清代，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管制和压迫可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资料显示，各个朝代的烈妇由于所处时期的不同，在数量上有着天壤之别：宋以前187人，宋金302人，元代742人，明清两代则达到了48152人。 后面两代烈妇的数目让人只能用“瞠目结舌”四字来形容。 由此可见汉代以后，随着纲常理论的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附属性日益加深，这一点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女。 2.诗经中有哪些篇目表现了女性的独立反抗意识1、女性的独立意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男权制基础上的，男性掌握着社会的基本功能，女性则被置于社会配角的的地位。 女性在社会中是第二性，是“他者”，始终处于被看的地位。表现于文学中，女性形象都是男性的陪衬，是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臆造的产物。 但在《诗经》中，却出现了许多体现女性完全独立自主意识的诗篇，在某些篇章中，女性是审视者，男性则成为“被看”的“他者”。如《诗经》中的《箨兮》、《著》等即是用此类视角进行描述。 2、女性的依附意识 在男权社会，在政治，经济都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产生对男性的依附意识是很自然的事。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男性中心意识正是她们要颠覆和批判的压迫性意识。 而身为女性，认同并附和这种意识，对于分析和揭露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奴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解剖价值。《诗经》中的《竹竿》、《伯兮》等诗篇即是对此类话题的延伸。 3、女性的反抗意识 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这一本书中有这么一句话：什么是女子的命运？是自由决定了她自己的的命运，摆脱了由他人控制的角色；摆脱了社会的压制性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充分表达她的思想，并且自由地把这些思想付诸行动。 中国的女子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她们既从外面往里看，也从里面往外看，这样通过生活中印在她们意识中的整体观便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世界观。 简单来说，是因为有了压迫才有反抗，她们正是看到了压迫所在，才有了反叛的呐喊和抗争。因为她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想让自由结束她们受人控制的生涯。 女性的反抗意识，是指女性在面对男权的压迫和损害时，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与反抗。由于这种反抗是被动性的，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其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也是有限的，挣扎的，矛盾的。 如上述的《氓》、《大车》中的女子即是以具备此类意识的形象出现于诗中的。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经年代，女性拥有较为强烈的自主意识，追求个性和自由成为诗经时代女性意识的主流，女性独立意识的自觉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现代。 在《诗经》80几首的婚恋诗中，表达女性追求个性与自由的诗就达到了21首，占了总数的1/4，而弃妇诗虽有13首之多，但总数明显少于前者。前者再加上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反抗意识的4首诗，显示出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我们在时代的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女性这三种意识状态的存在。无论是从汉唐至现代，或是从中国放眼看世界，我们都能从一个个活跃于时空舞台上的女子明显感觉女性意识的多样化：或追求个性的自由，或甘心依附于男权制度下，或在依附中自发地反抗……然《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有着与其他历史阶段泾渭分明的区别特征。 应该说《诗经》的时代，是女性意识处于刚刚抬头的原始状态，但从一开始的萌动阶段，《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就向世人展现了自由意识的强大生命力。《诗经》中的女性自由意识如同星星之火燎原，烧红整片《诗经》的天空。 它如同一株生长于野外的蕨类，未受过任何的侵染与压迫，自然而然地让文字弥漫着一种野性的张扬气息，令人手捧《诗经》，轻吟其中的诗句，心儿即随着流连于口齿间的诗句砰砰直跳，那感觉如同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火一样的热情足够将读者燃烧，让后世饱受礼教束缚的女子较之晦涩，毫无光彩可言。 妇女的女性意识，实际应该包括社会对妇女的认识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而妇女的自我意识，是指妇女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客体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的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而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历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 女性意识沉潜的过程，就是女性权力被剥夺，自由失落陷入依附地位的过程。 《诗经》中的“她”远比男性大胆、直率。 她们的内心世界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展现，无论相思离别、怨恨恋慕，均能直言无隐，就连自己与男子的私情、幽约、也未尝讳言。她们虽受到封建礼制的压迫，但这样的压迫仍处于浅显的层次，情爱意识依然热烈张扬，这与后来堕入封建礼教深渊的晦涩暗淡、饱受压抑的女性情爱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从今天的敦煌资料来看，唐时女子在社会上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 但到了宋明之时，虽有反映自由之声的民歌，但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却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 而到了清代，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管制和压迫可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资料显示，各个朝代的烈妇由于所处时期的不同，在数量上有着天壤之别：宋以前187人，宋金302人，元代742人，明清两代则达到了48152人。 后面两代烈妇的数目让人只能用“瞠目结舌”四字来形容。 由此可见汉代以后，随着纲常理论的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附属性日益加深，这一点也体现在文学。 3.从这首诗可以看出：（1）奴隶采取反抗斗争的主要方式是什么(1)奴隶采取反抗斗争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硕鼠》则是由思想上对剥削阶级的不满发展到行动上进行反抗了。 (2)《诗经》有什么特点？ 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不但写出了奴隶们的痛苦，而且写出了奴隶们的反抗；不但写出了奴隶们的反抗，而且写出了奴隶们的追求和理想。因此，它比单纯揭露性的作品，有更高的思想意义，有更大的鼓舞力量。 全诗分为三章，采用重叠的结构方式，反复唱叹。 借喻是其主要表现方法：被责骂的对象在正文中隐去，而用硕鼠来直接喻指替代，这种手法，使诗篇既委婉又富于形象性，富有感染力。 4.《诗经 豳风 七月》中的奴隶为什么不反抗说《诗经》是“民歌”，这个“民”和今天所指的“民”不是一回事.《诗》的时代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为宗法贵族体制所笼罩的社会.后世所谓官僚、文人、民间这些概念，那时都还没有.《诗》中大部份作品很难用后世的概念，说他是“民间文学”.就算背认为是“各地民歌”的《风》中的大部份的诗，其精神境界，生活态度，以及提及的生活用度也不可能属於奴隶.《风》中相当一部份诗，明显可看出是贵族所作.当时庶人生活水平低下，条件恶劣.物质条件极端恶劣又怎麽有余力创造精神财富呢.《诗》不是出自里巷歌谣，雅、颂不是，风也不是。 5.诗经中讽刺剥削者的诗是硕鼠，《诗经》中的一篇，收于《诗经·国风·魏风》，是魏国的民歌，人民用硕鼠讽刺当政者，表达了奴隶的反抗和对理想国度的向往。全文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6.诗经 伐檀 赏析 200字《诗经·伐檀》赏析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①。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②。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③。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④。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⑤。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⑥。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⑦。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⑧。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⑨。彼君子兮，不素飧兮⑩。 ①毛传：“坎坎，伐檀声。寘，置也。 干，厓也。风行水成文曰涟。” 按诗中之檀，均指榆科之檀树，又名青檀树。《郑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檀”，毛传：“檀，强韧之木。” 《论衡·状留》“树檀以五月生叶，其材强劲，车以为轴”，是也。今人汪宁生以为，伐檀之后置于河干，乃制车备料之必须工序，即为防止木料干裂及腐烂、生虫，而先置于河边浅流中浸泡。 ②毛传：“种之曰稼，敛之曰穑。一夫之居曰廛。” 钱澄之曰：“此曰三百廛，则三百夫之家。《易》云‘逋其邑人三百户’，《论语》称‘伯氏骈邑三百’，盖下大夫食邑制也。 此云取禾，以食邑所入言耳。” ③郑笺：“貉子曰貆。” ④毛传：“辐，檀辐也。侧，犹厓也。 直，直波也。”《尔雅·释水》“直波为径”，郝懿行《义疏》云：“直又训徒也。 徒波，无风自波，对沦漪皆因风成文，此自生波，故曰直波。直有径遂之义，故曰径也。” ⑤毛传：“十万曰亿。”朱熹曰：“盖言禾束之数也。” ⑥毛传：“兽生三岁曰特。” ⑦毛传：“檀可以为轮。 滣，厓也。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 ⑧朱熹曰：“囷，圆仓也。” ⑨毛传：“鹑，鸟也。” 钱澄之曰：“貆、特、鹑，皆举其小者言之。獾为貉子，特为豕子，特比獾为易得，而鹑比特为犹小，然皆悬之于庭，以见未尝择其大而舍其细，则贪之至也。” ⑩毛传：“熟食曰飧。”范处义曰：“素餐、素食、素飧，初无异义，再三叹之，且以协音韵耳。” “坎坎伐檀”，正如《小雅。伐木》之“伐木丁丁”，并非“劳者歌其事”，当然不必是伐木者所为诗。 诗所称美的“不素餐兮”之君子，自然也非既稼既穑、既狩既猎的劳作者。孟子于此“君子”解释得颇为明确：“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孟子解诗常常不是贴近诗意说，但这里发挥君子不素餐的意思，并非断章取义。 戴震曰：“讥在位者无功幸禄，居于污浊，盈廪充庖，非由己稼穑田猎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无功德于民，是谓素餐也。 首二言，叹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讥小人之幸禄；末二言，以为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见意。”此说大抵得诗意，只是“首二言”云云，不很准确。 而首二言究竟为赋，为比，为兴，且取意为何，本来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苏辙说：“君子之仕于乱世，其难合也如檀之于河。” 范处义以为“檀，木之良者，可以为车之轮辐，今乃伐而真之无用之地”，“犹君子不得进仕，俾之家，食非所宜也”。此两说都是以比意为解。 姚际恒曰：“此首三句非赋，非比，乃兴也。兴体不必尽与下所咏合，不可固执求之。 只是咏君子者适见有伐檀为车，用置于河干，而河水正清且涟猗之时，即所见以为兴，而下乃咏其事也。此诗美君子之不素餐，‘不稼’四字只是借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骂小人，乃反衬‘不素餐’之义耳，末二句始露其旨。” 吴闾生也说：“本意止‘不素餐’耳，烘染乃尔浓缛。”后两说似较合于诗意。 宋玉《九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用《伐檀》意也。不过，虽曰“兴体不必尽与所咏合”，却也并不是全没有一点儿映带关系，而在很多情况下，它正是用来构筑诗境的，即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亦如“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而且，又何必一定是当日所见呢。 或曰“屈子之作《离骚》，其格调与此相似”（袁金铠），不过《伐檀》非诗中之“君子”自叹身世，故其中所寓之爱憎，非由个人遭际而来，其关切之情，或更深广吧。 《大戴礼·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 《晋书·乐志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 钱澄之因此推论道：“以列国‘变风’与《南》《雅》并列而总之为‘雅’，岂以其音节，不以其辞意耶。”“变风”之说本来不可靠，不过《伐檀》即以辞意言，也当算作“正声”，古既有“歌诗必类”之说（《左传·襄公十六年》），则乐与舞与歌，皆当如此，那么《伐檀》的音乐风格当与“古声辞”中的其他篇章近似，故传唱如是也。 【赏析】 这是《诗经》中最为人们熟悉的篇目之一，甚至中学语文课本亦选为教材，但是对这首诗的主旨及作者身份的看法，其分歧之大却是惊人的，不仅古人如此，今人亦然。最早《诗序》以为是“刺贪也。 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