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由七大家中的哪个流派所作D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2.从诗经到唐代格律诗发展 种类 流派诗人 代表作我国最古老的《诗经》，是四言句为主的，没有格律一说。后来有了以六言句为主的《楚辞》，也没有统一的格律。到了汉魏六朝，逐渐发展到以五言句为主，往后又出现了七言兼长短句的乐府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歌有长足的发展，并且涌现了无数的传世佳作，全都没有格律的束缚。齐梁诗人沈约曾经提出过“四声八病”的理论（四声即平、上、去、入；八病即所谓“平头”、“上尾”、“蜂腰”……等二句之间的声病），也并未成为诗坛普遍重视的规格。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 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朓（464左右--499）。谢朓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唐诗种类分一下几种： 一、边塞诗，如王之涣《凉州词》。二、怀古诗如孟浩然《与诸子登岘首》。三、思乡诗如贺知章 《回乡偶书》二首。四、写景诗如王之涣《登鹳雀楼》。五、闺怨诗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 六、咏物诗如 贺知章《咏柳》 。七、赠别诗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等等。 关于流派：如王维的田园诗恬静幽美，李白的诗歌奔放飘逸，杜甫的诗沉郁顿挫，白居易的诗通俗平易，李商隐的诗精工秀等.是诗人的性格，气质，阅历，素养等方面的写照。形成丰富多彩的创作流派，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唐代诗歌是空前绝后的。除了李白、杜甫两座壁立万仞的高峰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以下许多大家和流派。 山水田园诗 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 继承陶渊明的思想，以山水风光和闲适生活为题材，充满 诗情画意和生活情趣。 盛唐边塞诗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为代表，描写戍边守战部队的艰苦环境以及报国思 乡的情绪。有的情绪高昂，有的气势悲壮，有的哀怨动人。 新乐府运动 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学习汉乐府诗的优点， 提倡关注社会，“缘事而发”，言辞通俗流畅。 韩孟派 以韩愈、孟郊、李贺等为代表。追求立意奇绝，文字新巧。 杜诗 以杜甫为代表。诗风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诗歌对朝廷腐败，社会黑暗给与批评。 中唐时期又出现了两大主要派别，一个是以韩愈、孟郊为核心的韩孟诗派，另一个是以元稹、白居易为核心的元白诗派。其中韩孟诗派诗风深险怪僻，其代表人物还包括李贺和贾岛。而与之对应的元白诗派则以通俗著称，其诗浅显易懂，语言直接反映现实与情感，一时影响极大。另外，这个时期不入流派的优秀诗人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个性鲜明，各自独树一帜。 随唐政局的动荡，唐诗的创作也转入晚唐时期，在历经盛、中唐的辉煌之后，唐诗也终于走到其生命的尽头。这个时期虽也有一些诗歌小团体，但总体而言已缺乏大的流派。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人成为唐诗历史上最后一批杰出的诗人。 山水田园诗 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继承陶渊明的思想，以山水风光和闲适生活为题材，充满诗情画意和生活情趣。 盛唐边塞诗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为代表，描写戍边守战部队的艰苦环境以及报国思乡的情绪。有的情绪高昂，有的气势悲壮，有的哀怨动人。 新乐府运动 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学习汉乐府诗的优点，提倡关注社会，“缘事而发”，言辞通俗流畅。 韩孟派 以韩愈、孟郊、李贺等为代表。追求立意奇绝，文字新巧。 3.古诗词 流派古诗常见流派 悲凉慷慨质朴自然的建安诗派 建安时期，由于曹操父子的喜好与倡导，在他们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如以王粲为最高成就的“建安七子”。 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质朴自然的诗歌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他们的创作一般采用五言形式，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风的形成，一方面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世情世风有直接关系，他们诗中慷慨激越的情思，刚烈节气的风骨，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真切体现；另一方面，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自然天真的审美情趣，又与他们通脱自然、无拘无束的个性不无关联。 《世说新语·伤逝》中有一则轶事，讲文帝曹丕为大诗人王粲送葬，因王粲生前喜听驴鸣，文帝便叫部属都学一声驴鸣，为诗人送行。 连贵为皇帝的曹丕也如此爽气随便，至于“建安之杰”的曹植及曹操父子周围的文人们任气使才的情形也就不难想像了。正是这种不羁的个性，“便产生了大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反映在诗歌创作之中，不管是喜怒哀乐，还是悲愤忧思激昂慷慨，诗人的感情均真挚细腻，自然率真。 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白马篇》可为佐证。 尚险怪重心性的韩孟诗派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他同孟郊、李贺等一群仕途阻塞、时命舛蹇的寒士一道，大胆地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努力追求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为创作理论，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一个诗歌流派。 在创作中，这派成员除对杜甫、李白的自觉接受与推崇外，还主动从禅宗及佛教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心灵的历程，尤其是李贺，他的有些诗，干脆就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曲折地宣泄他内心的幽微。 他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韩孟诗派的成员在语言方面也有大的变革，他们力求“陈言之务去”。 尚功利求通俗的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是中唐与韩孟诗派并举的一个诗歌流派，代表诗人除元稹、白居易外，还有我们熟知的《悯农》的作者李绅等人。这派诗人承沿了儒家传统的政教文学观念，创作偏重于追求诗歌的政教功能与通俗表现。 元白是自觉地将社会现实、政教功能与通俗表现三者融合在诗歌创作中的典范。他们主张以诗“干教化”，尤其是白居易，他鲜明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要求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在他们看来，诗乃是一种手段，而教化民心、治理国家才是目的。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写作中他们力求通俗，主张务浅求尽，“言人所共欲言”，不作含蓄之态，不留余韵之味。 以新乐府为主体的讽喻诗是元白尚功利求通俗创作思想的产物，这些作品“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如我们已学的《卖炭翁》，在白居易50首新乐府诗中，它可算得上艺术性强，颇有感染力的上乘之作，但读后诗人既定的揭露“宫市”弊政的主观意旨及“欲闻之者深戒”的讽喻目的仍极为明晰。 元白这类作品思想性往往高于艺术性，他们艺术造就最高的是感伤诗，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声势大内蕴小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形成于北宋后期，由黄庭坚、陈师道直接开启，经吕本中、曾几、陈与义努力发展，到宋末由方回作最后的总结。 从总体上看，这派诗歌表现范围多侧重个人与书卷生活，内蕴狭小。 黄庭坚的诗是江西诗派的旗帜。 他作诗论诗，主张多用典故、奇字，并且讲究“规矩”，对诗律的谐合与辞意的雅赡均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对诗歌创作的具体操作程序也作出了规范的模式，因而师效者众多。黄庭坚擅长援用习见之语另生新意，或撷取前人创造的意象，翻出新境，如其《登快阁》一诗中“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前句用杜甫诗中“落木”，后句用谢眺诗中“澄江”，但在他的笔下，既不像杜甫《登高》诗那样的衰飒悲凉，也不像谢眺《远登三山还望京邑》诗那样的绮丽平静，而是展现出一个寥廓高远的世界。 引人哲思的理学诗派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是一首理学派的小诗。诗人“胜日寻芳”，自然风光优美怡人，然整首诗的真谛却不在于展示春日景色的优美，而在于阐述作者由自然美景而引发的关于义理的思考，即“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诗中的“寻芳”，实为探究自然事理的契机，而“万紫千红”的“无边光景”也蕴含了引导诗人由思理而走向领悟的愉悦。这首从闲适生活中见出“道理”的小诗，既体现了作者深刻的哲学思考，又显示出奇特活泼的艺术情趣。 理学诗派从其创始人北宋的邵雍开始，大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诗中说“理”，尤其是说儒家的“理”，在他们看来，诗不能“明理”，就不是好作品；二是其诗不受诗。 4.我国古诗都有哪些流派先秦：《诗经》、《楚辞》及“逸诗”外，还有古谣谚和骚体。 古代往往谣、谚并称，其实谣和谚意思相近而又有别。谣指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谚指谚语，它用简单通俗的固定语句，说明一定的道理。 传说为上古时代的歌谣，散见于文献中的，有古朴的原始歌谣《弹歌》、《击壤歌》、《卿云歌》、《夏人歌》、《麦秀歌》等。古籍中记载的时代稍后一些的歌谣，如《采薇歌》，它产生于以四言诗为主体的《诗经》时代，象这种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自由体歌辞，即使可能产生，也未必能完全保持原貌。 《楚狂接舆歌》、《孺子歌》，则已透露出向《楚辞》体过渡的端倪。与《楚辞》更接近的，是战国时的《越人歌》。 殷商以前的谚语，今已罕见。记载谚语较多的古书莫过于《左传》，如：“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闵公元年》）；“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公三年》）。 这些谚语产生的上限，已经很难考定，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都已相当成熟。前两例亦谣亦谚，后两例已近格言，都不可能是上古初民的创作。 《论语》、《孟子》、《荀子》、《国语》、《战国策》、《礼记》等书中记载的古谚语还有很多，产生和写定的时间更晚，大体上都是句式整齐的格言式的语句，是人们劳动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先秦古籍中常常引用“诗”句，其中有一些是今本《诗经》305篇以外的，前人称它们为“逸诗”。 这些诗是否都是原属《诗经》所收而后散逸的诗，尚难断定。其他古籍如《国语》、《论语》等书中还有一些。 这些“逸诗”总数并不很多。 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 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 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 骚体主要作家：屈原、宋玉、蔡琰。 秦汉：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 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魏晋：建安七子、正始体、太康体、玄言诗和竹林七贤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 “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如徐干的《室思》、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 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 “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正始体：正始为三国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9年。 不过习惯上所说的“正始体”，是指包括正始在内的整个曹魏后期（240~265）的文学风貌。正始上承建安，下接太康，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时期。 然而正始文学，并非浑然一体，大略又可析为两个流派。一派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史称“王何”。 另一派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包括“竹林七贤”中的一些人。总的来说，嵇、阮一派继承着建安文学的遗风，表现了时代现实的特色，而“王何”则与建安文学传统已经脱节，开了两晋玄虚之风的先河。 这两派的综合，就构成“正始体”的基本面貌。 太康体：这是西晋时期一种诗风，或一种诗体。 “太康”（公元280~289）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体”之名，始见宋。 5.诗经由七大家中的哪个流派所作D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 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 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 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 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 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 《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 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 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 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 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 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 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 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 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 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