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 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 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 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 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 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 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 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 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 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 《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 《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 《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 2.谈白居易诗歌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特色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 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 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 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 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 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 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 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 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 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 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 《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 《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 《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 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 3.白居易的诗歌鉴赏就是可以通用的,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 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4.白居易著名的诗歌创作理论是什么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 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 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 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5.以有代表性的名篇为例简述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有那些讽喻诗。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 “（《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 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