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2.“初唐四杰”为唐代诗歌的繁荣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初唐四杰是初唐文学家王勃、杨 烟、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他们在内 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 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齐梁 浮艳的诗风。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 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 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 言）。后人所谓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 诗，自他们开始定型。 其次，“四杰” 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他们 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广大的市井， 从狭窄的台阁移向广阔的江山和边塞， 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 容，赋予诗歌新的生命力，展现了带有 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 道路发展。 尽管他们的诗未能摆脱南朝 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 预示着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 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 幕人。 3.唐诗宋词唐初“四杰”在诗史上的贡献有哪些王勃： 滕王古阁，一序传千秋。在《滕王阁序》这篇文章里，我们能读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妙文句。并且这篇文章，给中国语言宝库留下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萍水相逢”、“渔舟唱晚”等二十多个成语。阁以文传，文以阁名，王勃的名字永久地与滕王阁联系在一起。就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此后的李白于黄鹤楼赋诗、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王勃的影响。后来的韩愈为此阁再次重建著文时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韩愈都对能与王勃同作赋文都感到自豪。 杨炯： 曾经呈献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公卿以下冕服议》，也有过诸如《从军行》、《战城南》、《紫骝马》等慷慨激昂、风骨遒劲的诗歌著作，声名响于当世。 卢照邻： 当时唐朝的长安，是世界一流的繁华大都市。战争阴云散去，生产与创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在文人笔下，开始自觉地展示和流露出大唐复兴的富庶景象。《长安古意》开唐代长篇诗章先河的，将帝京之都的生活情状写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尤其是从长安城里散发出来的、自上而下的、开放包容的人文空间，为适应民众精神世界的拓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爱情崇高，百物皆虚，这一声自由的呐喊，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言，他“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卢照邻文才高古，自号幽忧子，所作之文，笔力雄厚，“时人莫能评其得失”。邓王对他爱重有加，常常对人说，这是其府中的司马相如。 骆宾王： 骆宾王的正直和节气是值得请配的。从《咏鹅》到《在狱咏蝉》，再到《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从天才神童到阶下囚，再到义军文艺首领，他的一生，恰如一只洁白无瑕的天鹅，始终怀着理想与激情，为自由的生活，为人间的正义，曲项对天，放声歌唱. 4.简答“初唐四杰”在创作上的特点及对唐诗的贡献“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 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提倡刚健骨气，被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体的纤微雕刻、绮错婉媚，提倡刚健骨气，成为初唐诗歌准备时期的一股新生力量。 而四个人的创作个性又有所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涛。“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 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题材、内容的大。 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并且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 有的诗篇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 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杨炯的五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协调，感情相对稳定，具有一种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杨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对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古体和歌行体特别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已趋向完备化，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有刚健之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5.联系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简述他们对唐诗发展的贡献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 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6.简述初唐四杰及陈子昂对唐诗兴盛的贡献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 生平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 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 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 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 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 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 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文学创作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 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他慨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批评“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他称美东方虬的《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不图正始之音，复睹於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这些言论，表明他要求诗歌继承《诗经》“风、雅”的优良传统，有比兴寄托，有政治社会内容；同时要恢复建安、黄初时期的风骨，即思想感情表现明朗，语言顿挫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即是这种进步主张的具体实践。 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不是一时一地之作，内容颇为丰富，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 其中如“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篇，反映北方边塞战士和人民的苦难。“丁亥岁云暮”篇反映并批评武后准备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圣人不利己”篇批评武后崇拜佛教，大兴土木，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等篇，以较曲折的方式讽刺武后滥施刑罚，使臣僚不得善终；“逶迤势已久”篇申述骨鲠之臣没有出路；“兰若生春夏”篇慨叹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都从不同角度对时政进行了批判。还有部分诗篇，感叹祸福无常，向往神仙和隐逸生活，表现了消极遁世的苦闷情绪。 《感遇》诗有意识地学习阮籍《咏怀诗》，在运用五言古体和质朴的语言，以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时政的黑暗和诗人彷徨苦闷的心情方面，的确逼近阮诗。但其中少数篇章，注意反映边塞风光和下层人民苦难，风格豪放明朗，表现出鲜明的创造性。 《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都是陈子昂随武攸宜北征契丹时所作。陈子昂在武攸宜幕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均不被采纳，失意无聊，因登蓟北楼（即幽州台），作《蓟丘览古》诗7首赠其好友卢藏用，通过吟咏蓟北一带古人古事来抒发怀才不遇的悲哀。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燕昭王》）对礼贤下士的燕昭王的怀念，实际上是慨叹自己当前的不遇知音。同时用歌行体写下传诵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更是俯仰古今，在广阔的背景中表达了他深沈的忧愤。清翁方纲说：“伯玉《蓟丘览古》诸作，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刘琨）”（《石洲诗话》），指出了这些篇章慷慨悲歌的特色。 他还有一部分抒情短篇也写得颇好。像五律《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抒情写景，形象鲜明，音节浏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他自己刚健有力的诗风。 方回认为其五律可与同时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诸人媲美，都是唐人“律体之祖”（《瀛奎律髓》）。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 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都以他的《感遇》诗为学习物件。 杜甫对他评价极高：“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陈拾遗故宅》）杜甫不少关心国事民生的诗篇，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都谈到他们努力写作讽谕诗，是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启发。 白居易还把陈子昂与杜甫相提并论，说：“杜甫陈子昂，。 7.初唐四杰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怎样初唐四杰 的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 诚然，贞观君臣学士最早对唐朝诗歌进行纠偏改良，倡导中和雅正的文学，一改六朝浮艳轻靡的文风，使诗创作走向清丽典雅的道路。可惜上层贵族的创作多以奉和应制与歌功颂德、游宴唱酬而愉悦性情为总归，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一次宫廷文学的内部调整，其意义在于为唐诗的开创清扫了道路。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崛起于诗坛，才真正为唐诗的创建带来勃勃生机。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局面。四杰诗和那些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不同的地方，即是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也较为接近人民。尽管他们也无法避免封建文人的命运，不能不匍匐在帝王的膝下，但不同于一般的宫廷文人，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福利和享受，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也不是以文事人，仰人鼻息，而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着他们诗歌内容的特殊状态。明代陆时雍《诗境总论》评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锦色。”所谓“六朝锦色”，是指他们的诗仍有六朝宫廷诗的斑斓色泽，但是宫廷诗风毕竟不是他们诗歌的主导倾向，他们文化生活的价值在于承袭基础上的革新：“正如宫诗体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道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汉。”②四杰都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在仕途上，他们都坎坷不遇，背景离乡，辞亲远游，过州历府，聚集京都，结交天下豪俊，渴求达官显贵，进而科举应试，为人府属，外出做官，甚至从军边塞。梁实秋有云：“年小而名高，命运多坎坷。”而正因为这样，使他们接触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激发起广泛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促使他们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隘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内容，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8.初唐四杰的贡献是什么初唐四杰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 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 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 “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 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 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