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中最有价值的是哪一部分《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最有价值。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源头，因此其文学价值极其高，语言优美、凝练深刻、影响深刻；不仅如此，《诗经》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史实、社会风貌、生活习俗、感情世界、价值观念等丰富的内容。 《诗经》中就其文学价值以及文学之外的东西而言，“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国风”里的作品都是抒情诗，大部分是民间歌谣，也有一些是贵族诗作。民间歌谣和贵族诗作分别代表底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因此会出现许多优秀的讽刺诗。 “国风”以其多样的主题，全方位反映历史的现实，表达了人民欢愉、忧愁、痛苦、愤怒的情感，其中讽刺诗所包含的情感又最为丰富，语言更为生动带有揭露性，情感在阶级上又有所不同，因有平民与贵族之分。 扩展资料： 《风》中的经典诗篇： 《关雎》 先秦：佚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e5a48de588b6e799bee5baa631333431346463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译文： 关关和鸣的雎鸠，相伴在河中的小洲。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捞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醒来睡去都想追求她。追求却没法得到，白天黑夜便总思念她。 长长的思念哟，叫人翻来覆去难睡下。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采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奏起琴瑟来亲近她。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拔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敲起钟鼓来取悦她。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 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2.【中国《诗经》风雅颂三类中,哪一类的文学价值最高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 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产生于春秋时期. 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3.《诗经》的文学价值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本书对诗经的诗篇进行了解说。它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不仅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也描述人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它不仅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和婚姻，也反映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农牧发展的情况。可以说它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孔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术之名。” 孟子：孟子论诗，谓“说诗者不以问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诗经》。一次是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孔子续《春秋》之精神时：《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第二次就是很有影响的论“发愤著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董仲舒：“诗无达诂”正是此人作为理论明确提出来的。原话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鲁迅：根据《风》《雅》《颂》三部分的实际内容，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19世纪前期法国人比奥的专论《从诗经看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 《毛诗序》，书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 4.诗经文学价值《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 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 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在之后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