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宋词发展历程四个阶段的主要风格及代表作家宋词的发展历程前贤今哲多有论述，然因视角不同，观点亦异[1]。 本文则试图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来分期考察宋词的发展历程。 两宋三百馀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2]，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3]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4]、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 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 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 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卿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 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 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 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卿、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 他们的推波助澜，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 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 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 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 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 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 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 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灸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 他创作。 2.唐宋词发展历程四个阶段的主要风格及代表作家宋词的发展历程前贤今哲多有论述，然因视角不同，观点亦异[1]。 本文则试图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来分期考察宋词的发展历程。 两宋三百馀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2]，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3]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4]、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 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 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 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卿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 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 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 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卿、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 他们的推波助澜，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 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 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 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 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 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 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 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灸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 3.急求《唐诗宋词》作家的比较两宋三百余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4]、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 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 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 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 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卿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 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 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 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卿、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 他们的推波助澜，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 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 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 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 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 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 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 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 他创作的慢词，数量仅次于柳永，对慢词艺术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张先词又常用题序，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词的题材取向。 4.北宋诗的发展一般认为，北宋时期的诗**新运动饺之中唐古文运动，具有更丰富、更深广、更多样化的特点，整个运动过程也具有阶段性、持续性和相承性。 因此，作为指导这场运动的文学理论，就不可能是单一、静止和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认识的深入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日益丰富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着。它所涉及的文学领域更为广泛，不仅有文、诗、词，还有墓志文、史传文和杂文等。 这种丰富多采的文学创怍和革新为理论上的建设提供了雄厚的实践基础。当然，北宋诗**新运动涉及面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这就不是在某一阶段或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这样，在时间上就形成了阶段性和持续性。 5.花洲书院的对联文化花洲书院的对联文化 大凡凝秀风雅之地，对联文化一向是锦上添花的美丽点缀。 一代名臣范仲淹在邓州百花洲所创建的花洲书院，自然也不例外。 气势恢弘的书院大门前，庄严肃穆的景范坊高耸于淙淙流淌的护城河畔。 “人育文化，越千年，国学光华昭日月；文化育人，益万世，先贤厚德贯古今。”香港范止安写下的二十八字对联，不仅道出了人类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赞扬了范氏先祖的高贤大德，更为风光宜人的花洲书院倍添了应有的儒雅和厚重。 “洲孕文显圣，合秦关月，楚塞风，先忧国忧民，正气肇穰邑；楼因记益名，汇巫峡云，潇湘雨，后乐山乐水，浩波撼岳阳。”原邓州市市长刘新年题写的花洲书院大门联，将百花洲与岳阳楼紧密联结，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乐山乐水的自然幽思，秦关风月潇湘云雨，名楼名臣名篇名句，皆在寥寥数语间。 沿鲜花苗圃间步道迤逦前行，赫然入目的便是康熙书写的范仲淹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犹如一颗阳光下熠熠闪光的明珠，镶嵌在宛若卧龙的明代古城墙上，不仅是忧乐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花洲书院的点睛之处。 翻过古城墙，绕过范仲淹铜铸塑像和刻有名篇的花岗岩照壁，花洲书院的正门联，正静静地迎候往来游人。此联乃清时书院山长丁登甲所撰，“重整花洲五百年常新教育，再施霖雨三千士永荷陶镕”，花洲书院的千古风采，尽在默默无言中。 穿过棂星门，便是当年的邓州知府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的春风堂。从邓州走出的著名军旅作家周大新，挥笔写下：“育文武英才，进朝堂，赴边疆，展为民抱负；聚精忠赤子，讲经史，说词赋，传治国真知。”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范仲淹画像，就这样跃马扬鞭谈笑风生于无数后来者的心胸。 采花撷果，寻珠觅玉，花洲书院里，到处都是对联的影子。 走近万卷阁，赏民国元老于右任的才思：“论古不外才识学，博物能通天地人”；流连范公井，览当代邓人杨德堂的妙语：“寻泉凿井滋后士，饮水思源效前贤”；瞻仰范公祠，品清代知州易良俶的文采：“姑苏人去三千里，宛邓惠沾百万家”。尤为甚者，民国将领冯玉祥的手笔别具一格妙趣横生：“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在氤氲迷离的文化百花园里徜徉，自然少不了百花洲的鸟语花香。当年范仲淹向恩师晏殊送图致诗，极尽铺陈，几乎句句入联，令人拍案叫绝。 “……百花争窈窕，一水自涟漪。洁白怜翘鹭，优游羡戏龟。 阑干红屈曲，亭宇碧参差。倒影澄波底，横烟落照时。 月明鱼竞跃，春静柳闲垂。万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 菊分潭上近，梅比汉南迟。彩丝穿石节，罗袜踏青期。 素发频来醉，沧浪减去思。步随芳草远，歌逐画船移。 ……”，如此绝佳山水，怎不引人入胜？ 串珠绣玉的对联文化，可谓古典文学中的一枝奇葩，也是唐诗宋词苑中浓缩的精华。览花洲书院，赏江南园林，品岳阳楼记，承忧乐精神。 感谢范老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可以享用千秋万代的精神食粮。 开心休闲日，品茶赏联时。 待到春风伴君来，笑看绿波荡平湖。书香袭人的花洲书院，早已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乐园、文人雅士向往的圣地。 亭台楼阁入梦来 入胜 春风堂。 6.月桂叶、豆蔻粉 武汉世贸那里有买的嘛开门见山。在《纯文学》遭到冷遇，尤其是《诗歌》已被边缘化的今天，要想吸引读者眼球，是多么困难。我想只有将作品质量升级到广大读者能够喜爱的高度，或许能够绝处逢生，在狭缝中看到点希望。 为此，我于垂暮之年，和疾病作斗争之余，穷其笨拙之力，其诗歌务求在盛唐诗歌宝殿中登堂入室；其词务求在名宋词苑里怒放一朵奇葩；其散曲务求在大元曲坛上奏响一支乐曲。揉搓古今，咀嚼英华；艺海拾贝，诗国放马。望读者莫因本人是草根作者而冷漠藐视。对我豪言壮语嗤之以鼻，或笑得大跌眼镜。废话少说，像商店商品一样，是鲜花还是稗草，是真金还是废铁，广大读者读后自能品评。衷心希望本诗作能成为您酒余饭后一杯清茶，睡觉前一段催眠音乐。最后，敬请您浏览本人拙作，欢迎拍砖，拍得越重越好。这里先谢谢。 本集诗词散曲声韵均以新华字典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