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花间词和南唐词雅俗之辨两宋词坛雅俗之辨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59-67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3 【作 者】聂安福 【责任编辑】刘庆云 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领域中，雅俗这对重要范畴源自先秦儒家乐论。 《论语》中有雅乐、郑声之分，《孟子•梁惠王下》有“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今乐”与“古乐”之说。雅乐、俗乐的划分标准在于乐教，体现出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 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荀子•乐论》则对先王制《雅》、《颂》的意图有所说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是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 此三者，君子慎之。”这也就是对《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乐德”（“中和•只庸•孝友”）的发明。 历代乐坛上的雅、俗之论多承袭这一传统观念。 汉魏之后，雅俗观念渐入品人谈艺之中。 王充《论衡•四讳》：“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刘勰《文心雕龙》：“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通变》）“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 可见，宋代之前，雅俗观念已流行于音乐、文学领域。正如刘熙载所说：“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 词，乐章也，雅郑不分，更何论焉。”（《艺概》卷四）雅俗之辨也自然成为两宋词坛的重要议题。 一 “宋人所称雅词” 晚清沈曾植《全拙庵温故录》说： 宋人所称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1]，意取大雅。 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也。曾端伯盖兼二义。 又按《碧鸡漫志》：“万俟雅言自定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又云：“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离骚》遗意。 如贺之《六州歌头》、《望乡人》、《吴音子》，周《大酺》、《兰陵王》、《六丑》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2] 沈氏所提及的《典雅词》、曾慥（端伯）《乐府雅词》以及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都是考察宋人雅词观念的重要依据。然而沈氏据以解释“宋人所称雅词”时却有疏漏之处。 曾慥《乐府雅词引》云： 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未曾言及协律，更未限定协大晟乐律。清初朱彝尊《乐府雅词跋》说：“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云是‘九重传出’，此大晟乐之遗音矣。” 沈氏盖误读朱跋而谓曾慥题名“雅词”兼“意取大雅”及“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二义。考《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大晟乐律成于崇宁四年（1105），政和二年（1113）播之教坊，施之宴乐。 《乐府雅词》中所录欧阳修、晁补之等人词作就不可能协大晟乐律。 再说张炎的雅词观。 沈氏所引“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见于《词源》卷下“音谱”： 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 ……先人晓畅音律，……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改为“守”字乃协。 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 张炎强调协音，这当归属他词学观念中的传统意识。然而词乐分离的客观趋势却使他切实感到“协音之不易”，“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词源•序》）便是实证。 因此具体谈到创作时，张炎并非“以协音为先”：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 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 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词源》卷下“杂论” 这无疑是对不协音律之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此相应，在评断词作雅俗时，张炎并非拘于协音与否。 如被他誉为“景中带情，而存骚雅”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3]，词中对应于前引张枢“按之歌谱”而改定的“粉蝶儿、守定花心不去”一句作“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先指”二字与张词字声迥异。 则陆淞之作必不协音，而张炎评为“骚雅”，则其雅词观主要就词章而论。这在《词源》中颇多例证：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 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 《词源•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词源》卷下“杂论” 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洲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 2.花间词和南唐词雅俗之辨两宋词坛雅俗之辨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59-67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3 【作 者】聂安福 【责任编辑】刘庆云 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领域中，雅俗这对重要范畴源自先秦儒家乐论。 《论语》中有雅乐、郑声之分，《孟子•梁惠王下》有“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今乐”与“古乐”之说。雅乐、俗乐的划分标准在于乐教，体现出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 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荀子•乐论》则对先王制《雅》、《颂》的意图有所说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是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 此三者，君子慎之。”这也就是对《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乐德”（“中和•只庸•孝友”）的发明。 历代乐坛上的雅、俗之论多承袭这一传统观念。 汉魏之后，雅俗观念渐入品人谈艺之中。 王充《论衡•四讳》：“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刘勰《文心雕龙》：“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通变》）“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 可见，宋代之前，雅俗观念已流行于音乐、文学领域。正如刘熙载所说：“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 词，乐章也，雅郑不分，更何论焉。”（《艺概》卷四）雅俗之辨也自然成为两宋词坛的重要议题。 一 “宋人所称雅词” 晚清沈曾植《全拙庵温故录》说： 宋人所称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1]，意取大雅。 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也。曾端伯盖兼二义。 又按《碧鸡漫志》：“万俟雅言自定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又云：“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离骚》遗意。 如贺之《六州歌头》、《望乡人》、《吴音子》，周《大酺》、《兰陵王》、《六丑》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2] 沈氏所提及的《典雅词》、曾慥（端伯）《乐府雅词》以及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都是考察宋人雅词观念的重要依据。然而沈氏据以解释“宋人所称雅词”时却有疏漏之处。 曾慥《乐府雅词引》云： 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未曾言及协律，更未限定协大晟乐律。清初朱彝尊《乐府雅词跋》说：“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云是‘九重传出’，此大晟乐之遗音矣。” 沈氏盖误读朱跋而谓曾慥题名“雅词”兼“意取大雅”及“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二义。考《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大晟乐律成于崇宁四年（1105），政和二年（1113）播之教坊，施之宴乐。 《乐府雅词》中所录欧阳修、晁补之等人词作就不可能协大晟乐律。 再说张炎的雅词观。 沈氏所引“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见于《词源》卷下“音谱”： 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 ……先人晓畅音律，……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改为“守”字乃协。 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 张炎强调协音，这当归属他词学观念中的传统意识。然而词乐分离的客观趋势却使他切实感到“协音之不易”，“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词源•序》）便是实证。 因此具体谈到创作时，张炎并非“以协音为先”：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 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 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词源》卷下“杂论” 这无疑是对不协音律之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此相应，在评断词作雅俗时，张炎并非拘于协音与否。 如被他誉为“景中带情，而存骚雅”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3]，词中对应于前引张枢“按之歌谱”而改定的“粉蝶儿、守定花心不去”一句作“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先指”二字与张词字声迥异。 则陆淞之作必不协音，而张炎评为“骚雅”，则其雅词观主要就词章而论。这在《词源》中颇多例证：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 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 《词源•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词源》卷下“杂论” 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洲之泪。 3.“诗客曲子词”与“莲舟之引”的区别这还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 你得了解花间词南唐词先。我复制一摞给你，你自己研究一下吧？两宋词坛雅俗之辨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59-67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3 【作 者】聂安福 【责任编辑】刘庆云 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领域中，雅俗这对重要范畴源自先秦儒家乐论。 《论语》中有雅乐、郑声之分，《孟子•梁惠王下》有“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今乐”与“古乐”之说。雅乐、俗乐的划分标准在于乐教，体现出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 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荀子•乐论》则对先王制《雅》、《颂》的意图有所说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是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 此三者，君子慎之。”这也就是对《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乐德”（“中和•只庸•孝友”）的发明。 历代乐坛上的雅、俗之论多承袭这一传统观念。 汉魏之后，雅俗观念渐入品人谈艺之中。 王充《论衡•四讳》：“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刘勰《文心雕龙》：“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通变》）“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 可见，宋代之前，雅俗观念已流行于音乐、文学领域。正如刘熙载所说：“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 词，乐章也，雅郑不分，更何论焉。”（《艺概》卷四）雅俗之辨也自然成为两宋词坛的重要议题。 一 “宋人所称雅词” 晚清沈曾植《全拙庵温故录》说： 宋人所称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1]，意取大雅。 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也。曾端伯盖兼二义。 又按《碧鸡漫志》：“万俟雅言自定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又云：“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离骚》遗意。 如贺之《六州歌头》、《望乡人》、《吴音子》，周《大酺》、《兰陵王》、《六丑》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2] 沈氏所提及的《典雅词》、曾慥（端伯）《乐府雅词》以及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都是考察宋人雅词观念的重要依据。然而沈氏据以解释“宋人所称雅词”时却有疏漏之处。 曾慥《乐府雅词引》云： 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未曾言及协律，更未限定协大晟乐律。清初朱彝尊《乐府雅词跋》说：“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云是‘九重传出’，此大晟乐之遗音矣。” 沈氏盖误读朱跋而谓曾慥题名“雅词”兼“意取大雅”及“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二义。考《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大晟乐律成于崇宁四年（1105），政和二年（1113）播之教坊，施之宴乐。 《乐府雅词》中所录欧阳修、晁补之等人词作就不可能协大晟乐律。 再说张炎的雅词观。 沈氏所引“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见于《词源》卷下“音谱”： 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 ……先人晓畅音律，……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改为“守”字乃协。 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 张炎强调协音，这当归属他词学观念中的传统意识。然而词乐分离的客观趋势却使他切实感到“协音之不易”，“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词源•序》）便是实证。 因此具体谈到创作时，张炎并非“以协音为先”：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 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 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词源》卷下“杂论” 这无疑是对不协音律之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此相应，在评断词作雅俗时，张炎并非拘于协音与否。 如被他誉为“景中带情，而存骚雅”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3]，词中对应于前引张枢“按之歌谱”而改定的“粉蝶儿、守定花心不去”一句作“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先指”二字与张词字声迥异。 则陆淞之作必不协音，而张炎评为“骚雅”，则其雅词观主要就词章而论。这在《词源》中颇多例证：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 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 《词源•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 4.离别词宋词《雨霖铃》 宋 柳永 【原文】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注释】 ①此调原为唐教坊曲。相传唐玄宗避安禄山乱入蜀，时霖雨连日，栈道中听到铃声。为悼念杨贵妃，便采作此曲，后柳永用为词调。又名《雨霖铃慢》。上下阕，一百零三字，仄韵。这首词选自《全宋词》，雨霖铃又作雨淋铃。这首词是他离开都城汴京（现在河南开封）时写的，抒发了跟情人难分难舍的感情 ②对长亭晚：面对着长亭，正是傍晚的时候。 ③骤雨：阵雨。 ④都门帐饮：在京都郊外搭起帐幕设宴饯行。无绪；没有情绪，无精打采。 ⑤无绪：没有心思，心情不好。 ⑥留恋处：一作“方留亦处”。 ⑦兰舟：据《述异记》载，鲁班曾刻木兰树为舟。后用作船的美称。 ⑧凝噎：悲痛气塞，说不出话来。即是“凝咽”。 ⑨去去：分手后越来越远。 ⑩暮霭：傍晚的云气。 ⑾沉沉：深厚的样子。 ⑿楚天：南天。古时长江下游地区属楚国，故称。 ⒀经年：经过一年或多年。 ⒁风情：男女恋情。 【译文】 秋后的知了叫得是那样地凄凉悲切，面对着长亭，正是傍晚时候，一阵急雨刚停住。在汴京城门外饯行的帐篷里喝着酒，没有好心绪，正在依依不舍的时候，船上的人已催着出发。握着手互相瞧着，满眼泪花，直到最后也无言相对，千言万语都噎在喉间说不出来。想到这回去南方，这一程又一程，千里迢迢，一片烟波，那夜雾沉沉的楚地天空竟是一望无边。 自古以来多情的人最伤心的是离别，更何况又逢这冷落凄凉的秋天，这离愁哪能经受得了！谁知我今夜酒醒时身在何处？怕是只有杨柳岸边，面对凄厉的晨风和黎明的残月了。这一去长年相别，（相爱的人不在一起，）我料想即使遇到好天气、好风景，也如同虚设。即使有满腹的情意，又再同谁去诉说呢？！ 【鉴赏】 柳永多作慢词，长于铺叙。此词表现作者离京南下时长亭送别的情景。上片纪别，从日暮雨歇，送别都门，设帐饯行，到兰舟摧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依次层层描述离别的场面和双方惜别的情态，犹如一首带有故事性的剧曲，展示了令人伤心惨目的一幕。这与同样表现离情别绪但出之以比兴的唐五代小令是情趣不同的。北宋时柳词不但都下传唱，甚至远及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柳词盛行于市井巷陌，同他这种明白晓畅、情事俱显的词风不无关系。下片述怀，承“念”字而来，设想别后情景。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酲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确实，“今宵”二句之所以被推为名句，不仅在于虚中有实，虚景实写，更因为以景“染”情、融情入景。“今宵酒醒何处”，遥接上片“帐饮”，足见虽然“无绪”却仍借酒浇愁以致沉醉；“杨柳岸、晓风残月”，则集中了一系列极易触动离愁的意象，创造出一个凄清冷落的怀人境界。“此去”以下，以情会景，放笔直写，不嫌重拙，由“今宵” 想到“经年”，由“千里烟波”想到“千种风情”，由“无语凝噎”想到“更与何人说”，回环往复又一气贯注地抒写了“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不尽愁思。 宋人论词往往有雅俗之辨，柳词一向被判为“俗曲”。此词上片中的“执手相看泪眼”等语，确实浅近俚俗，近于秦楼楚馆之曲。但下片虚实相间，情景相生，足以与其他著名的“雅词”相比，因此堪称俗不伤雅，雅不避俗。 5.宋词 词由几部分组成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牌《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可以叠字。 由于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故有“词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之说。随着词的发展，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