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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雅俗

1.柳永词雅俗结合的特色

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真正开启宋词天地的重要词人。他以一落魄文人,流连坊曲,采纳市井新声,为文人词作输入新鲜血液,并自觉地以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变“雅”为“俗”,从而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在词中开拓出另外一番境界。

(1)、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

第一,在描写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时,柳词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这类词作有的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有的表现了惨遭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有的抒写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伶工乐伎的不幸遭遇和美好愿望,皆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

第二,工于羁旅行役,他把这些本来多入于诗的言志抒情内容一并移入词中,用来描写江湖流落的索寞,抒发别离相思的况味,此类作品达到了比较完美的艺术境界。

第三,展现了北宋承平之世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与多彩多姿的市井风情,这在柳永之前的词作中是不曾见过的。

(2)、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

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蔚然成为一代风气,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

(3)、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柳永把六朝小赋的作法移植于词,创造了铺叙展衍、恣意渲染的艺术手法,写景状物备足无余,叙事抒情淋漓尽致;与铺叙相配合,他还长于白描,不加藻饰而又生动传神;此外,构思细密,布局完整,章法委婉,层次分明也是柳词的重要艺术特征。

(4)、革新了词的语言表达方式

柳永也能以清丽的语言写传统的雅词,但他贡献最大的却是使用极其生动、浅近的语言写出的俚词。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充分吸收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口语入词,以通俗流利的语言取代雅致绮丽的修辞。正是在柳永手中,俚词才具备了和传统雅词分庭抗礼的资格。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沾溉甚深,许多大家都受惠于他,柳词不仅促进了宋代俗文学的发展,也为金元曲子开启了先河,以至有人称他为“曲祖”。

柳永原名三变,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权多.许多篇章用美女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法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的词不仅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

柳永原名三变,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权多.许多篇章用美女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法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的词不仅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

2.花间词和南唐词雅俗之辨

两宋词坛雅俗之辨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59-67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3 【作 者】聂安福 【责任编辑】刘庆云 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领域中,雅俗这对重要范畴源自先秦儒家乐论。

《论语》中有雅乐、郑声之分,《孟子•梁惠王下》有“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今乐”与“古乐”之说。雅乐、俗乐的划分标准在于乐教,体现出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

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荀子•乐论》则对先王制《雅》、《颂》的意图有所说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是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

此三者,君子慎之。”这也就是对《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乐德”(“中和•只庸•孝友”)的发明。

历代乐坛上的雅、俗之论多承袭这一传统观念。 汉魏之后,雅俗观念渐入品人谈艺之中。

王充《论衡•四讳》:“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刘勰《文心雕龙》:“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通变》)“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

可见,宋代之前,雅俗观念已流行于音乐、文学领域。正如刘熙载所说:“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

词,乐章也,雅郑不分,更何论焉。”(《艺概》卷四)雅俗之辨也自然成为两宋词坛的重要议题。

一 “宋人所称雅词” 晚清沈曾植《全拙庵温故录》说: 宋人所称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1],意取大雅。

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也。曾端伯盖兼二义。

又按《碧鸡漫志》:“万俟雅言自定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又云:“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离骚》遗意。

如贺之《六州歌头》、《望乡人》、《吴音子》,周《大酺》、《兰陵王》、《六丑》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2] 沈氏所提及的《典雅词》、曾慥(端伯)《乐府雅词》以及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都是考察宋人雅词观念的重要依据。然而沈氏据以解释“宋人所称雅词”时却有疏漏之处。

曾慥《乐府雅词引》云: 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未曾言及协律,更未限定协大晟乐律。清初朱彝尊《乐府雅词跋》说:“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云是‘九重传出’,此大晟乐之遗音矣。”

沈氏盖误读朱跋而谓曾慥题名“雅词”兼“意取大雅”及“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二义。考《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大晟乐律成于崇宁四年(1105),政和二年(1113)播之教坊,施之宴乐。

《乐府雅词》中所录欧阳修、晁补之等人词作就不可能协大晟乐律。 再说张炎的雅词观。

沈氏所引“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见于《词源》卷下“音谱”: 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

……先人晓畅音律,……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改为“守”字乃协。

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

张炎强调协音,这当归属他词学观念中的传统意识。然而词乐分离的客观趋势却使他切实感到“协音之不易”,“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词源•序》)便是实证。

因此具体谈到创作时,张炎并非“以协音为先”: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

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

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词源》卷下“杂论” 这无疑是对不协音律之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此相应,在评断词作雅俗时,张炎并非拘于协音与否。

如被他誉为“景中带情,而存骚雅”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3],词中对应于前引张枢“按之歌谱”而改定的“粉蝶儿、守定花心不去”一句作“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先指”二字与张词字声迥异。

则陆淞之作必不协音,而张炎评为“骚雅”,则其雅词观主要就词章而论。这在《词源》中颇多例证: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

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 《词源•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词源》卷下“杂论” 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洲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

3.结合具体文学现象,谈宋代文学雅俗潮流的走势

只能算个文学爱好者,不敢谈什么高深的理论,不过刚看了刘大澄先生著的《冷冷孤风寒》,就其中的一些宋词来谈谈雅俗走势。

一直很喜欢宋词,尤其是李清照、柳永、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如“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幕遮〉)”这种曲调原为西域传入唐教坊曲,应属俗之列吧,但因其词句温厚深婉之内质和沉郁曲折之词风,俗曲配上雅词,文句并不深邃,却能深感作者的雅思,仍是不朽之名作。如“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

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同样从游子和思妇两个不同的角度深化了离别的主题,虽是写闺怨之俗,却写得如此荡气回肠、工巧清丽、委曲缠绵,又岂一个雅字了得。

至于柳永更是虽“多近俚俗”和“杂以鄙语”,却仍有“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等让我们仍再三咏读的好词。

因此,个人认为自宋代始,雅俗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紧的结合了起来,虽曲调及词牌名未改变,但词的内容却渐渐雅致、精炼,一如“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正是因为这样被寻常百姓加以传诵,才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4.以宋词流变为例谈谈你对文学雅俗互动的理解

只搜到了这个“宋代文学雅俗潮流的走势”刚看了刘大澄先生著的《冷冷孤风寒》,就其中的一些宋词来谈谈雅俗走势。

一直很喜欢宋词,尤其是李清照、柳永、苏轼、范仲淹、欧阳修等,如“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幕遮〉)”这种曲调原为西域传入唐教坊曲,应属俗之列吧,但因其词句温厚深婉之内质和沉郁曲折之词风,俗曲配上雅词,文句并不深邃,却能深感作者的雅思,仍是不朽之名作。如“欧阳修〈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

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同样从游子和思妇两个不同的角度深化了离别的主题,虽是写闺怨之俗,却写得如此荡气回肠、工巧清丽、委曲缠绵,又岂一个雅字了得。

至于柳永更是虽“多近俚俗”和“杂以鄙语”,却仍有“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等让我们仍再三咏读的好词。

因此,个人认为自宋代始,雅俗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紧的结合了起来,虽曲调及词牌名未改变,但词的内容却渐渐雅致、精炼,一如“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正是因为这样被寻常百姓加以传诵,才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5.花间词和南唐词雅俗之辨

两宋词坛雅俗之辨 【原文出处】中国韵文学刊 【原刊地名】湘潭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59-67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3 【作 者】聂安福 【责任编辑】刘庆云 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领域中,雅俗这对重要范畴源自先秦儒家乐论。

《论语》中有雅乐、郑声之分,《孟子•梁惠王下》有“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今乐”与“古乐”之说。雅乐、俗乐的划分标准在于乐教,体现出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

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荀子•乐论》则对先王制《雅》、《颂》的意图有所说明:“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是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

此三者,君子慎之。”这也就是对《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乐德”(“中和•只庸•孝友”)的发明。

历代乐坛上的雅、俗之论多承袭这一传统观念。 汉魏之后,雅俗观念渐入品人谈艺之中。

王充《论衡•四讳》:“夫田婴,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刘勰《文心雕龙》:“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通变》)“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谓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

可见,宋代之前,雅俗观念已流行于音乐、文学领域。正如刘熙载所说:“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

词,乐章也,雅郑不分,更何论焉。”(《艺概》卷四)雅俗之辨也自然成为两宋词坛的重要议题。

一 “宋人所称雅词” 晚清沈曾植《全拙庵温故录》说: 宋人所称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1],意取大雅。

若张叔夏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也。曾端伯盖兼二义。

又按《碧鸡漫志》:“万俟雅言自定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又云:“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离骚》遗意。

如贺之《六州歌头》、《望乡人》、《吴音子》,周《大酺》、《兰陵王》、《六丑》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2] 沈氏所提及的《典雅词》、曾慥(端伯)《乐府雅词》以及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都是考察宋人雅词观念的重要依据。然而沈氏据以解释“宋人所称雅词”时却有疏漏之处。

曾慥《乐府雅词引》云: 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

未曾言及协律,更未限定协大晟乐律。清初朱彝尊《乐府雅词跋》说:“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云是‘九重传出’,此大晟乐之遗音矣。”

沈氏盖误读朱跋而谓曾慥题名“雅词”兼“意取大雅”及“以协大晟乐律为雅”二义。考《宋史》卷一二九《乐志四》,大晟乐律成于崇宁四年(1105),政和二年(1113)播之教坊,施之宴乐。

《乐府雅词》中所录欧阳修、晁补之等人词作就不可能协大晟乐律。 再说张炎的雅词观。

沈氏所引“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见于《词源》卷下“音谱”: 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

……先人晓畅音律,……每一作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曾赋《瑞鹤仙》一词云……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改为“守”字乃协。

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

张炎强调协音,这当归属他词学观念中的传统意识。然而词乐分离的客观趋势却使他切实感到“协音之不易”,“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词源•序》)便是实证。

因此具体谈到创作时,张炎并非“以协音为先”: 词之作必须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

若词人方始作词,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正如方得离俗为僧,便要坐禅守律,未曾见道而病已至,岂能进于道哉。

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二者得兼,则可造极玄之域。

《词源》卷下“杂论” 这无疑是对不协音律之作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与此相应,在评断词作雅俗时,张炎并非拘于协音与否。

如被他誉为“景中带情,而存骚雅”的陆淞《瑞鹤仙》(脸霞红印枕)[3],词中对应于前引张枢“按之歌谱”而改定的“粉蝶儿、守定花心不去”一句作“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先指”二字与张词字声迥异。

则陆淞之作必不协音,而张炎评为“骚雅”,则其雅词观主要就词章而论。这在《词源》中颇多例证: 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

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 《词源•序》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词源》卷下“杂论” 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洲之泪。

6.雅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现状和意义

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的流行歌曲开始蓬勃发展,广受欢迎,成了我国音乐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乐章,扮演着人们抒情、娱乐、教育的重要角色,成了人民生活中不能或缺的精神食粮。

三十多年来,流行歌曲穿街走巷、日益壮大,成了“流行”最有资格的代表。 然而,当代歌曲文化市场中,在广泛流行的同时,却充斥着很多低俗的歌曲,使得流行歌曲文化市场显得燥热和杂乱,使人更为忧虑的是,这种低级、庸俗的流行歌曲的无止境流行,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情感造成严重的冲击,影响极坏,后果不容乐观。

所幸的是,一些有艺术感有责任感的文人或音乐人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创造一批有品味、文质皆美的流行歌曲,形成了一道雅俗共赏的美丽风景。其中,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融合的作品是这道美丽风景线的最普遍、最精妙之处,雅俗之间,雅俗融合,雅俗共赏。

笔者以下将努力探究当代的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的融合这种客观存在的形式、特点及其意义。 一、雅与俗的问题 雅俗文学的出现是源于阶级的产生。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不同自然产生阶级的差别,从而出现了代表不同阶级的或雅或俗的不同文学形态。 中国文学史上“雅”与“俗”的问题,向来是很复杂且具有争论性的,它具有时空性、阶级性等性质。

论及文学雅俗的问题,首先有必要明确雅俗文学的涵义。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认为:“高雅文学是一种典雅、正统、经典、纯粹的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的文学类型。

……高雅文学有时又称‘纯文学’、‘美文学’、‘严肃文学’或‘精英文学’。大众文学,是与‘高雅文学’相对而言的一种浅近、通俗、平易、流行的文学类型。

在商业社会,大众文学又称‘消费文学’,往往具有明显的赢利性和较高的商业价值。” 宋若云在《逡巡雅俗之间*中文摘要》讲道:高雅文学是“以诗文为主要文类,以受过较高深教育的文人为接受对象”,大众俗文学是“民间讲唱文学,以文盲或农村粗识文字者为主要接受对象”。

胡适在《国语文学史讲义》中指出文言与白话的雅俗区分、民间与庙堂的雅俗之分,将乐府民歌称作“平民文学”,又指出平民与贵族的雅俗区分。1946年,杨荫深指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白话的文学”。

1948年,吴晓铃指出:俗文学“是通俗的文学,是语体的文学,是民间的文学,是大众的文学”]。这时的俗文学含义已经是包含大众性、民间性、通俗性和语体性等多样性的统一体了。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说雅文学是偏向于文雅、具有浓厚文学气息和较高文化艺术价值的文学;俗文学则是具有浅近、通俗、大众化的特点,是比较贴近生活、能为一般平民百姓所接受的文学形态。 文化有雅俗之别,雅俗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文学理论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典诗词中,雅俗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一般都表现为尊雅鄙俗。“雅被奉为统摄创作的最高典范和普遍原则”(宋若云语)。

中国古代长期有以雅为正的传统,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提倡、推嵩官方文化,自然而然地排斥或压抑了民间文化。魏晋时期甚至把尊雅鄙俗作为品评人物品藻的重要尺度。

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史,近乎是一部文人史,俗文学在文学史中难立有一席之地,从来都难以登文学史的大雅之堂。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有很好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的词作者加入流行歌曲创作行列,尤其是将古典诗词融入歌曲中,形成一道美丽的景观,给俗歌词文学漾起几圈波澜。

在流行歌词中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雅俗之别。一般意义上,流行歌曲是大众的、娱乐性的、用以抒发民众情感的一种形式,按理属于俗文学类的。

尤其随着近些年网络歌曲的疯狂滋长,歌词文化越见平俗、乏味,有一些歌词非常的低俗甚至庸俗,以致使人感慨:俗可忍,孰不可忍。然而,正是古典诗词的加入,使平俗的流行歌曲的活力增强,构成了流行歌曲既有俗的一面也不乏雅的一面的特殊景观。

其实,文化中的雅俗具有时空性,在不同的历史链条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歌曲与诗词本为一家,略懂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古典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曾经是广为流行的歌曲,属于俗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用今天的眼光看,《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无疑是十足的古典诗词,是十足的雅文学的。这是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结果。

“凡水井处,无不歌柳词”,当年俗气非凡的柳永的词,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发展,在今天也是雅词了。古典诗词的词句和意蕴在流行歌曲中得到再现,使流行歌曲出现了雅俗共赏的新面貌。

这就构成了古典诗词的雅与现代流行歌曲中的俗交融的一道有时代意义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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