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述南宋词的主要流派及其特征前期，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因此，不久后，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后来返归南宋。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 他的词作，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而极尽激烈豪放。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也因此被评为“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论为词”。 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然而其反面，又不可否认，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无论如何，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 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朱敦儒、陆游等。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时词多柔婉，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转而歌咏忧国心情，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总的看来较沉郁。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 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其词也满溢着激情，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 绍兴十一年（1141）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对金和约签订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在这种风气中，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在音律上悉心钻研，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 姜夔未能登进士第，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不无忧国之调，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较之贺铸、周邦彦，他用典较少，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被视为有“清空”之趣。特别可注意的是，姜夔多自度曲，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在其词集中出现17首，17首作品，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唯一的贵重手稿。 后期，所谓“文人墨客”，宦途无成，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 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不言而喻，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然而不管怎样，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也为数不少。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 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而前述倾向，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使之鲜明的冲动。同时，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 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吴文英也多自度曲，成为其词风基调的，是一种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现、造句，均极尽华丽而曲折，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词至吴文英，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 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 2.南宋格律词特点南宋初年词风大变，李纲、张元干等抗金志士写出了一大批爱国主义词作。稍后大词人辛弃疾横空出世，以磅礴之气势、遒劲之风格，昂扬踔厉之精神面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开创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壮美境界。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人的词作亦闪灼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姜燮继承发展了周邦彦的词风，其词讲究词藻音律，“襟韵高、风神潇洒”，成为南宋格律派的代表人物，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皆属于格律派，有不同程度的唯美主义倾向。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激化，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等辛派词人，以其英雄主义气慨为宋词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今人唐宋词选本很多，兹介绍两种：一是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共选词251首，分为三卷，所选之词大体上体现了词家风格和词的发展途径；注释多有新意。二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选词312首，由作品、注释、说明、作家小传几部分构成。选录作品以苏丰词为重点，注释较为详尽。 3.宋代诗词有哪些重要特征两宋时期，诗歌得到进一步发展。 诗歌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词在宋代达到顶峰。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 词”、“乐府”、“长短句”等。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雅士填词渐成 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 到宋代，词这一特 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词人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 一。 词在宋代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形成了“婉 约”、“豪放”两大派，著名词人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等。 4.宋代诗词的特点是什么宋词的形式有以下特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 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2、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3、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4、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5、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 词是诗的别体，它最初是配音乐唱的。词的特点在于它是长短句，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 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上都有规定。 宋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 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 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扩展资料： 宋词的风格： 1、婉约派风格： 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 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 2、豪放派风格： 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词。 5.南宋四家的词风特点是什么与姜夔同时及稍后在词坛上有所影响、词风相近的有“南宋四家”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以及史达祖、高观国等人，他们都远绍周邦彦，近师姜夔， 以音律之讲究、词句之精美为准绳，重形式而轻内容，形成格律词派，与辛派词人走了相反的道路。 这群词人中以吴文英的成就最高，《宋词三百首》中录吴词最多，共26首。吴文英作词讲究字句工丽，音律和谐，并喜堆砌典故辞藻，常使词意晦淫，眩人眼目，有《梦窗词》传世。 格律词派由追求形式而走向雕琢晦淫，他们 虽也名噪一时，却少有动人心魄的作品。一种艺术形式越过高峰之后，如果没有质 的变化便必然会走向僵化。 五言诗如此，唐朝律诗如此，宋词也是如此。词盛于两宋，群峰迭起，到南宋后期已是强弩之末，姜夔、吴文英辈词论词风的产生，正是 这种艺术逐渐僵化的表现。 此后词的发展，再未能达到两宋的繁盛。 6.话说南宋词和北宋词的不同特色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7.宋初词的特点/lswh/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353 李清照《词论》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有些词调既押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 各个词调的句式的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 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 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还有好多尚未收入。 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 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 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音的。 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 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 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适应歌者口吻。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 如有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 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 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 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 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 如张炎 《词源》 记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 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