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想了解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上的作用春秋时期，《诗经》的主要功用并不是文学性的。 除了朝廷的正式仪式之外，在社会上的功用分为“赋”和“引”两类。所谓“赋诗”，主要用在礼聘会盟等正式外交场合。 宾主双方通过赋诵《诗经》中的篇章来表达敬意或愿望。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在和秦穆公相见并得到秦穆公支持的经过曰：“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 ’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双方通过不同的诗歌，委婉而体面地达成了一项重大的外交决策，显示了春秋政治优雅华丽的一面。 会盟要求“歌诗必类”（《左传？襄公十六年》），也就是符合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气氛，否则，就有可能招致讨伐，可见赋诗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赋诗还有另一种功用就是“言志”。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 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以下郑国七位大臣皆赋诗，赵孟和叔向通过他们所赋的诗逐一判断了赋诗者的情志和命运。 这一事实表示春秋时人们相信诗歌具有某种神秘的性质，能够显示赋诗者的精神状况。“赋诗”是从诗歌的仪式性特征中派生出来的社会功能，它隐含了人们对诗的崇敬、信仰的态度。 “引诗”是指在评论中引用《诗经》的章节或句子，以为自己的话寻找根据或加强说服力。“引诗”比较自由，更多地显示了引用者本人的经典修养。 如宣公十六年，晋羊舌职称赞士会任中军之将，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 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是无善人之谓也。” 即以《诗经》中的句子来评论士会的品德。据统计《左传》中引诗共82余处[1]】，可见熟悉《诗经》已经成为贵族士大夫交往的必备知识，所以，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诗经》被当作说理的依据，也与《诗经》的神圣历史背景有关。此外，《诗经》在春秋时期还被用作教材，以培养王公贵族或士人的政治能力。 《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也说过通过《诗经》可以学会“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而战国时期，则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术得以传播，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其中断，到汉代由学者背诵写定后，再得以延续至今。 2.诗经“风雅”传统与战国“士”的品质关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 即所谓正声雅乐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战国士文化在本质上深受诗经中对品质和道德的整体观影响，具有传承发扬的特质。战国士阶层崛起，百家新潮观念蜂出的时代，具有创作自觉的作家群的独咏。楚辞成为一种新的诗体，而且也由他的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诗潮，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