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是什么《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 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 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 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 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 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 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 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 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 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 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 2.《诗经》的韵律美如何理解赋、比、兴的手法 句式的章法 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 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 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 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 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 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赋、比、兴 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 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七 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 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 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 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 赋是基础。 《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 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 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多彩。 《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 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 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 象细致。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 活。《召南·野有死麕》则不从局部比喻，而以“有女如玉”作比，使人由少女 的美貌温柔联想到美玉的洁白、温润。 以具体的动作和事物来比拟难言的情感和 独具特征的事物，在《诗经》中也很常见。“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 风·黍离》），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巧言如簧”（《小雅 ·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巧言”、“甘”这些不易描 摹的情态，表现为形象具体的“簧”、“荠”。 总之，《诗经》中大量用比，表 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 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 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 如《小雅·鸳鸯》：“鸳鸯 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 上的联系。 《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 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 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 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 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 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 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 再如《周南·桃夭》 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 、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 昌盛的良好祝愿。 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 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 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 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 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 之，宛在水中沚。 “毛传”认为是兴，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赋，实际二者并不矛盾，是起 兴后再以赋法叙写。 河滨芦苇的露水凝结为霜，触动了诗人思念“伊人”之情， 而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 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 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 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 3.如何才能读懂《诗经》阅读《诗经》，我们能获得美的享受。 诗歌的美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体现在手法与节 奏上6古人说《诗经》有“六义”，即风、雅、颂与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的性质、体 制上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创作手法上的分类。 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 事；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 ”“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 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 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这一章，以河洲上雎鸠之关关而鸣以求其偶为比，以兴起后二句所赋的淑女、君子之为佳 偶，这一类诗是“兴”的作法。 《诗经》中的诗以四言诗为主，但也有例外。《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 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敝”和“还”是一言的。 《小雅•祈父》云： “祈父，予王之爪牙。” “祈父”是二言的。 《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汜，之子归，不我 以。 If我以，其后也悔。”前四句都是三言的。 《召南•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 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都是五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 但以全部《诗经》而论，终以四言诗占绝大多数。《诗经》中也有“兮”字调，如 《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则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摞 有梅》的“标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则间一句用“兮”字。以全部《诗经》 而论，虽然“兮”字调只占极少数，但还是可以看出由《诗经》增变到《离骚》体的“兮”字 调的痕迹来。 4.诗经的艺术特色诗经的文学特色（艺术特色）。 一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国风中有较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给予后世诗歌以极大的影响。 二 、形象的塑造 形象的塑造上，诗经也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在 大部份的抒情诗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内心直接的倾诉，表现了他们的欢乐与悲哀，激起读者的同情，而让读者看到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徽，和他们不同的面貌。 三 、生动的描写 诗经中的景物描写对人物也起了烘托的作用，如 “蒹葭”则以“蒹葭苍苍、白露如霜”的清秋的萧瑟的景象，衬托主人公追求意中人而不见的空虚和怅惘。 “桃夭”则以鲜艳盛开的桃花起兴，衬托出将出嫁的少女们光采焕发的姿容。 四 、形式的多样化 诗经在形式上多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富于变化，许多诗常冲破四言的定格，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 五 、语言的精炼优美 诗经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特别是作者们根据汉语音韵配合的特点，运用了双声（如“参差”“玄黄”等）、叠韵（ 如“崔嵬”“窈窕”等）、叠字（如“夭夭”“忡忡”等）的语词来描摹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征，因而收到了较大的艺术效果。 六、"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1。赋，是直陈其事。 诗经中大多数文章都运用了这种手法。如：小雅中的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但写的形象鲜明，而且通过情景对称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2。兴，是气言托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如：《陈风月出》中"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等，使诗中人物更形象。3。 比，顾名思义上打比方，典型篇章便是《魏风硕鼠》中利用"硕鼠"形象的揭示了深刻阶级寄生虫的本质。总体来说，《诗经》中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5.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式的区别郑玄注《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5] “志”是存于心之意，诗言志乃言存于心藏于心之意。“言志之诗”释诗之性质，“礼乐之诗”则释诗之功用。礼乐，人之所以敬天地立社稷施仁义者。（礼记）“礼乐之诗”是“言志之诗”的功用。礼，仁义也，“仁，人之宅也，义，人之道。”（孟子） 《诗经》和《楚辞》的全部作品几乎都可以归于这样的阐释之下。诗三百，风唱民之情感心曲，雅诵士之谏告心声，颂歌王之社稷心意。而《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仅仅命名就显示了诗的语言目的：去国之牢骚。楚之辞，屈原的吟唱抒发了他的仁义之心志。 以《诗经》中的两首诗为例：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国风·周南·汉广》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宅萚。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鸿雁之什·鹤鸣》 《汉广》是一首追求无望却又契而不舍的悲凉恋歌，《鹤鸣》则是求贤或借他人之方略战胜困难的进行曲。毫无疑问，两首都应归于抒情诗类，诗的审美主位对象是通过物象传达出的情感和信念，但是，亦显而易见，两首诗中的山水物象：汉水、皋野、渊渚、园林，或喻或兴，都蕴含着意象和情感。 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雅典诗剧，不管当中具有多少真实史实的记录，有多少想象传闻的虚构，它们讲述或演出的都是故事。而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不管当中呈现了怎样的故事线索，它们都在抒情言志。 从《诗经》、《楚辞》与荷马史诗、雅典诗剧孕育了中西诗歌的角度来看，中国诗歌的母体文类是抒情诗，在那些抒情诗里，山水草木成为情感的比喻起兴之象，浸透着诗人的心意。而西方诗歌的母体文类是叙事诗，在那些史诗和诗剧里，山水草木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景物、时令、地点。西方的故事主角是人和神（依然是人，神化了的人）；中国的抒情是要依赖于起兴和比喻的，而起兴和比喻都离不开大自然。 源于不同文化传统诗歌源头文本（母本）的形态及其中山水的美感地位，对各自传统中的山水田园诗，譬如中国由晋至唐的古典山水写意诗和英国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形成衍变具有影响，对诗歌中山水美感意识的形成衍变亦具有影响。 6.《诗经》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 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 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 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 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本书对诗经的诗篇进行了解说。 它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也反映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不仅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也描述人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它不仅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和婚姻，也反映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农牧发展的情况。 可以说它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