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的传承《诗经》的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首之多，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如今只剩外传10卷。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历史 名称由来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这个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三百一十一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 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已在春秋时期，整部诗经的时代，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 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4]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也是西周时代的诗，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 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史记》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9] 。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未必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豳风·七月》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 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内容 《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有十五国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 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 2.屈原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车。”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 3.谈谈汉乐府民歌对诗经有哪些继承和发展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 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 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 统，是《庄》、《骚》的遗响。 4.杜甫对《诗经》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杜甫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有人认为像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就创作方法上说，恐怕不是某一流派所能够概括的.诚然，杜甫自己在论诗时就说过：“窃攀屈宋宜方驾”，又说过：“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在赞美陈子昂时也说自己“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可见杜甫对于我国古典诗歌中代表现实主义传统的《风》、《雅》和代表浪漫主义传统的屈原、宋玉，都曾经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我们在杜甫少数的作品中，也看到他们具有浪漫主义的某些因素——或者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或者具有它的表现手法.如《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唐代强盛时期知识分子奋发向上、藐视一切的精神；如《房兵曹胡马》中的“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以及《高都护骢马行》中的“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等处，作者都以托物咏怀的手法，表现了驰驱沙场、建立功业的英雄壮志.这也就是他在《前出塞九首》中所明白地说了出来的“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那种精神；在《饮中八仙歌》中，他通过对八个放纵不羁的酒徒的描写，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藐视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要求个性解放和返于自然的精神；在《洗兵马》中，他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在《蚕谷行》中，他又说：“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在《昼梦》中，他更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在这些地方，他是幻想着在没有消灭阶级之前能够消灭战争和剥削制度，出现“男谷女丝行复歌”的和平劳动的社会；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本着儒家“己饥己溺”的精神，激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杜甫在上述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理想，虽然有一些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它们无疑地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 杜甫也有运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但为数更少：如在《凤凰台》和《朱凤行》中，利用神话传说的幻想因素来创造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梦李白二首》中，通过梦境的描写来表达自己与李白的真挚友谊和对于李白不幸命运的同情.他偶尔也运用夸张的手法，如在《古柏行》中，所描写的古柏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样高大的柏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的，但在艺术世界里，却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尽管在杜甫的少数作品中，或者在精神上，或者在表现手法上，曾经出现过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杜甫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像屈原的《离骚》，或者像李白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名作，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都充分地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却断然是没有的.他像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人类艺术中两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然而，我们如果从杜甫一生对于现实的态度来看，从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主导倾向来看，从他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方法来看，他却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现实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他这种成就和贡献，在我国古代诗人中是无有比肩的. 二 杜甫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5.分析唐诗对《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五千年历程中，诗歌无疑是备具华彩的一章，尤其是唐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完备形式，甚至成为整个诗歌史乃至中华文化的代表。 这一文明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先秦诗歌的初步发展，到唐代诗歌的繁盛，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发展。 那么，自有诗以来至唐诗之前，诗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是怎样的变化使诗歌逐渐展现出唐时的风貌？ 一、诗歌形式的演变 （一）五言诗的出现与定型 作为先秦时期出现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代表了当时诗歌的艺术成就。从形式来看，《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这是当时诗歌的主要形式，与唐诗的五言、七言句式截然不同。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五言诗最早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五言歌谣，如李延年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六句歌诗，有五句为五言，成帝时长安流传的歌谣《尹赏歌》《邪经败良田》都已经是标准的五言诗。 西汉乐府广泛搜集各地歌谣，其中肯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五言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虽为长篇，但全篇采用五言句式，可见在民歌中五言句的应用已趋成熟。这种五言歌谣虽已引起文人的注意，但当时文人创作的并不多，乐府诗歌中更多的是三言、五言、七言不等的杂言诗。 直到东汉，才开始有较多的文人创作五言诗，如班固、张衡、秦嘉等。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则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而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1），对后世文人如曹植、陆机、鲍照等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这是早期五言诗发展的基本轨迹。 五言诗的大量创作并最终取代四言诗而基本定型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种自觉表现在：一、作家主体自身的自觉；二、对五言、七言诗规律的把握。（2）这一时期，一方面文人主体意识觉醒，个人意识开始介入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对五言诗、七言诗进行了大量自觉创作。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3）.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功地完成了由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其时的建安七子对五言诗的创作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题材的开拓，这在后面将会讲到。 作为文人创作，邺下诗歌使五言诗第一次获得了强烈的个性特征，形成了鲜明的个性风格。“新声起于邺中”（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邺下文人的五言诗创作，正在进行着汉诗走向近体诗的历史大转变。 在这之后，五言诗的创作明显增多而渐趋成熟，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全为五言；陆机的《拟古诗》、左思的《咏史》、刘琨的《扶风歌》、郭璞的《游仙诗》等，“皆五言之警策者也”（钟嵘《诗品序》）。陶渊明的田园诗，则自成风格，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成就。 到南朝，五言诗则真正取代四言诗，成为其后长达两千年的独立文学样式。经过南朝诗人的努力，特别是齐梁时期“永明体”的兴起与发展，讲究声律与对偶，符合近体格律的律、绝形式，已经产生并被普遍运用，出现了不少基本符合近体格律的作品，如谢朓的《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 离堂华竹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 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怀”。这首诗除个别地方不合格律，基本上已是律诗。 而这时的绝句，不仅已经成熟，并且也已定名。徐陵编《玉台新咏》，卷十基本选录绝句，明确称呼的就有《古绝句》四首，所选诗皆五言四句，其风格、意味已与近体绝句无大差异，如陶弘景《诏问山中向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诗歌发展到这时，虽然声律方面还不够成熟，但已可窥见唐诗风貌。 五言诗之所以取代四言诗并长期发展而兴盛不衰的原因，钟嵘《诗品序》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4）即是说四言形制短促，容量有限，不能充分表情达意。 而随着时代发展，“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诗不适合时代需求，而“居文词之要”的五言诗则能够满足“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需要，故最终取而代之。对于这一问题，傅刚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的绪论中曾有明确阐释，他根据台湾学者郑靖时的“诗歌句型节奏说”及杨国枢先生的《中国旧诗每句字数及其快感价值之关系》一文，认为《诗经》时代由于去古未远，还因袭着原始劳动诗歌一反一复的两拍子节奏，故诗的形式以四言为主，而汉魏及整个封建社会，五言诗、七言诗则因其体制最符合当时士庶人民传情达意的需要被最终选择。 （5）。 6.汉乐府情诗对诗经的传承表现在那些方面 急求中叶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但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 从先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最初的作用是用来歌唱的，它是贵族祭祀宴乐的产物。就其普遍的四言诗格式来看，它明显是为了适应编钟之类的打击乐器而编纂的。 然而如果单纯从内容上看，诗又显然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作，国风是小雅中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民歌，在它描绘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处的环境的复杂。但是这里所谓的民歌是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民间歌谣，它的创作群体是当时的文人雅士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在描述的内容上除七月以外又很难看到反映民间疾苦的文字。 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类作品可以归结到社会性的群众性的创作；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颂诗对于研究西周乃至商代历史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在文学成就上它就远远不能与国风小雅媲美。 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抒情诗，它不重视人物的塑造甚至忽视事件本身，它传达出来的是作者对于社会、感情的认识，或者只是一种文学性质的悲天悯人。 在居于其中大部分的爱情诗里，我们看不到像同时期西方和印度诗歌中的长篇叙事，它只是为了歌颂爱情而歌颂，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情感表达。这对我们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之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抒情诗一直是文学发展的主线。 从诗经的取材来看，它又具有显著的现实主义色彩。诗经几乎包含了当时所能囊括的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它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使其脱去神话传说的外衣，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群对下层人民的文学性的关怀，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使人们的视线从权利和斗争中稍微分散了一些。 我们不能说诗经的主题内容是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暴政，但它却给了后代文人一个这样的传统，使我们的后世文学不至于过多的沉沦到美学的狭小范围内，从而对诗歌的发展方向做了一个界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于社会责任的多分强调，也阻碍了文学关于情感的自由表达，抑制了文学多样性的发展。 但是诗经的抒情又不像现代西方歌剧那样热情奔放，它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克制的。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它不是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 由此也使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当我们现在读诗经，甚至已经想像不到它当初作为世俗歌曲的载体，而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形式。 另外，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 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 而作为诗经的传承，汉乐府在继承它的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在多个方面对它进行改进发展。 汉代的主流文学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与诗经的相似之处都是作为民间的创作而存在，是非主流的文化。 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有着更多的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 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乐府诗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它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是非常直接甚至是赤裸裸的，《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等篇目中描述的景象已经不能仅仅从抱怨上做出解释，它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控诉，更在《东门行》一诗中把这种控诉直接转化为反抗，这是在诗经中所看不到的。汉乐府民歌第一次把它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 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其次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 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却也使叙事诗在文学题材发面占据了一个位置。而且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 7.【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字数1500左右】摘要：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关键词：孔子 孟子 诠释 美学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谁”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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