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诗经

1.为什么《诗经》是史诗

傅道彬的《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它的出版，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先秦诗学体系开始基本形成。

以文学的目光审视经学，分析“六经”文本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联系，是本书的理论基点。因此，作者注重的既不是传统的“六经皆史”，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六经皆文”的文学认识，而是以文学为中心的“六经皆诗”的基本思想。本书祖述钱锺书“古史即诗”、“史蕴诗心”和“史有诗笔”三个方面的论断，指出钱氏“‘以史当诗’，打通‘诗’、‘史’的阻隔，融汇诗笔史笔的努力，已经揭开了‘六经皆诗’的理论帷幕”。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撑，作者才登高望远，让我们重新领略我国上古文学的精神气象和历史格局。

作为一部建立在历史描述基础上的理论著作，由该书的名称即可窥见所论“周代诗学”与其历史文化土壤——周代礼乐文化的关系。

礼乐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礼乐文化的滋养和润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是礼乐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在周代礼乐文化与先秦诗学的关系方面，作者指出，“在周代礼乐制度中，‘礼乐’相连，礼乐相通，礼的境界也即乐的境界。”（第21页）由是，作者论述了周代礼乐文化教养下的文学创作主体——周代贵族的君子人格的形成，并充分论证其历史背景——城邦制度的存在、哲学主题的确立、经典文本的形成等诸文化要素。（第92-124页）

在对礼乐文化与先秦时期中国诗学关系进行的讨论中，作者独辟蹊径，对中国古代的“史诗”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新的认知思路。比如，作者认为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特征着眼，而不拘泥于西方所承认的史诗标准，则可知“中国的史诗存在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史诗中，除了少数的百科全书式的宏大史诗之外，更多存在的是形式内容多样，长短不一，各具特色的史诗类型”。那么，为什么从现存文献来看，被研究者指为史诗的《诗经》诸篇如此短小？作者指出，应当从它们的演述方式来进行考察。这一研究路径不但在史诗研究中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意义，而且对整个先秦诗学的建立都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

在传统《诗经》学中，有称为“三象”的组诗。有关此“象”之得名，过去有人以为从动物象而来，我曾指出，此说不当，诗与乐中“象”之得名当与周代的意识形态有关。（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第三章）本书中，作者进一步认为，“象”乐“是一种有歌有舞，包含宏大叙事和表演形态的原始戏剧艺术。”（第58页）从史诗的角度来看，它与西方史诗（主要是古希腊史诗）相比，文本形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呈现方式的不同。古希腊史诗是“讲唱”，注重的是语言，因此是长篇巨制；中国古代史诗是“演唱”，注重的是表演，因此篇幅短小。作者的阐释有坚实的文献支撑，又有远大的理论目光，其结论是富有开拓意义的，也是科学可信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悲剧、喜剧以及狄苏朗勃斯等歌唱艺术和诸种器乐的演奏，“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在对中国古代史诗问题的述论中，作者创造性地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有关“摹仿”的理论运用于中国早期艺术研究，得出了富有开拓意义的合乎先秦文学历史事实与中国古代艺术规律的结论。

春秋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是本书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将春秋作为礼崩乐坏的乱世来描绘，书中指出如果“简单地把春秋社会描绘成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乱世，就是片面的。其实春秋时期社会一方面表现为礼乐的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礼乐被强调被坚持被建设的特殊时代。”（第190页）在作者看来春秋时期的文化发展和文学繁荣，是在城邑文明和城邦社会的历史基础上实现的。本书第三章《城邦社会与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与第四章《“文言”变革与春秋时代的文学繁荣》实为一体。前者描述春秋时期新的文学创作主体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后者继之，从旧体文言（以《尚书》为代表）与新体文言（以《国风》与《易传》为代表）的演化历史入手，论述孔门乃至整个春秋时期士人集团的言语风尚及春秋时期各体文学形式的全面成熟，进而提出“春秋时期文学自觉说”这一可谓石破惊天的理论构架。虽然“春秋文学自觉说”还需要进一步的个案充实，还需要多层次、多维度的完善，但这一理论的生命活力是不容置疑的。

2.《诗经》中的史诗

《诗经*大雅》中五篇周人的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公刘

笃公刘，匪居匪康。

乃埸乃疆，乃积乃仓。

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

陟则在巘，复降在原。

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乃陟南冈，乃觏于京。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

跄跄济济，俾筵俾几。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

执豕于牢，酌之用匏。

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乃冈。

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

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

涉渭为乱，取厉取锻。

止基乃理，爰众爰有。

夹其皇涧，溯其过涧。

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3.《诗经》中的史诗是哪几篇作品,其基本内容如何

《诗经》中至少存在五大史诗：

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这几首诗较全面地记述了周族起源、迁徙、发展、壮大、鼎盛的历史，基本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可以说是史诗的雏形。

《生民》讲述周民族的第一个男性始祖后稷神异的诞生，以及后稷发明农业、率领族人定居邰地的历史。

《公刘》写周人祖先公刘带领周人自邰迁居豳地以及在此开垦荒地、建设家园的历史。

《绵》则写古公亶父为避开戎狄的侵扰，率领族人由豳地迁至岐山之南名为“周”的平原沃野，从此该民族自称为周人的历史。

《皇矣》歌颂周文王讨伐崇、密两个小国的战绩，

《大明》则赞颂武王在牧野大胜，一举灭商的事迹。

4.比较《荷马史诗》和《诗经》的异同

首先来看内容，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实际上这属于音乐上的分类）来源有采诗说这种说法，而周王朝希望借此来控制思想和借以查看政绩

以及提供贵族学子讲学教材。卫风里面有一首《北风》就是讲劝诫之风兴起诗人携友讽谏。风主要是民歌，雅是正音，主要是贵族写作，比兴手法居多。颂主要是宗

庙之歌。因此诗经主要内容有：婚恋诗（包括弃妇诗）、政治讽谕诗、征夫诗等。荷马史诗分为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内容主要讲复仇啊、部落纠纷balala史

传由诗人荷马根据民间故事改编，是民间吟游诗人的精华。这点和诗经很像，都是群众的结晶，在内容上就没有诗经广泛。

再看艺术手法，很早我们就学过诗经艺术手法风雅颂^_^初中课本内容，而荷马史诗贵在辞章华丽、规模宏大，擅用比喻，诗经的比兴手法.

最后想讲二者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都有属于叙事诗的范畴

5.荷马史诗和中国的诗经,两者相比,那个更早

荷马史诗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称作“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荷马史诗是这一时期唯一的文字史料。

荷马史诗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写成，实际上它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史诗包括了迈锡尼文明以来多少世纪的口头传说，到公元前6世纪才写成文字。它作为史料，不仅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迈锡尼文明。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由这两部史诗组成的荷马史诗，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密，是古代世界一部著名的杰作。

《伊利亚特》叙述希腊联军围攻小亚细亚的城市特洛耶的故事，以希腊联军统帅阿加米农和勇将阿溪里的争吵为中心，集中地描写了战争结束前几十天发生的事件。希腊联军围攻特洛耶十年未克，而勇将阿溪里愤恨统帅阿加米农夺其女俘，不肯出战，后因其好友战死，乃复出战。特洛耶王子赫克托英勇地与阿溪里作战身死，特洛耶国王普利安姆哀求讨回赫克托的尸体，举行葬礼，《伊利亚特》描写的故事至此结束。

《奥德赛》叙述伊大卡国王奥德赛在攻陷特洛耶后归国途中十年漂泊的故事。它集中描写的只是这十年中最后一年零几十天的事情。奥德赛受神明捉弄，归国途中在海上漂流了十年，到处遭难，最后受诸神怜悯始得归家。当奥德赛流落异域时，伊大卡及邻国的贵族们欺其妻弱子幼。向其妻皮涅罗普求婚，迫她改嫁，皮涅罗普用尽了各种方法拖延。最后奥德赛扮成乞丐归家，与其子杀尽求婚者，恢复了他在伊大卡的权力。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公元前11世纪末叶至公元前771年）初年至春秋（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