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歌的特点

1.郭沫若诗歌特点

他早期的诗歌带有浓厚的文学革命后白话文的特色，而且由于年轻，诗歌中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是来自一个青年人的内心，虽然在现在看来，在艺术上并不成熟，但是呐喊出了当时在山河破碎的国难中的年轻人的心声。所以，会受到大众的欢迎。比如《涅磐》，《女神》等。

鲁迅逝世后，为了联合文艺界，中国**扶植郭沫若为文坛“领袖”。从此以后，他的诗歌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的岁月里，他的诗歌无不与当时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基本失去了个人的色彩，只是一个政治传声筒而已，这时的诗歌是没什么价值的。也正是由于这些充满谄媚语言的诗歌，使郭沫若其人的身后有无上的政治荣誉，却被众多的知识分子弃置如敝履。

2.谈谈郭沫若诗歌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

郭沫若的早期诗歌理论与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的时间基本重合，是指五四到二十年代中后期。

作为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白话诗歌的最早践行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诗歌评论以他本身的诗歌创作为基石，融汇东西，博古通今，自成一家，在许多问题上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一.诗歌内核的情绪特征郭沫若认为诗歌的起因是感性的创造，诗歌的内涵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感性在诗歌的创造和诗歌的内容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是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文学本质的诗性内涵郭沫若以壮美的组诗《女神》登上文坛，技惊四座，他的一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诗歌的探索，所以可以说诗歌是郭沫若的生命，因此他怀着对诗歌的极大的深情，而郭沫若以他独特的创作经验出发，鲜明的提出诗歌是文学的本质，赋予了文学本质浪漫而丰富的诗兴特征，这既与西方浪漫主义强调主观性、抒情性相一致，也吸收了古典文学以诗歌为正统的观点。

三.诗歌内在律的情感特征郭沫若提出诗歌节奏的内在律的观点，认为优秀的诗歌的节奏应该是内在的，是情绪的涨落，也就是把诗歌的节奏全部寄托在诗歌中情感的流露，情感的喷发，情感的轨迹，实际上这种认知也是对诗歌情绪内核说的扩展和升华，因为特别崇尚情绪，崇尚情感，所以就对一种纯感情流露的无任何矫饰的诗歌特别推崇，也就推崇诗歌的内在律。

3.结合凤凰涅磐分析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特色

在艺术特色上，本诗体现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积极浪漫主义特点：奔腾的想象，急骤的旋律，宏伟的气势，英雄主义的基调，自由体的新诗形式。

1.依靠奇特的想象来构造全诗。清代学者黄叔琳在注解《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指出：“思心之用，不限于身观，或感物而造端，或凭心而构象”。此语虽意在强调文艺创作过程“联想”（想象）思维之重要，却也一语点破并区分了“身观”和“心构”这两种创作（构思）模式之差异，而细心比较古今中外之文学作品，我们则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倾向于“身观”的真实和客观，而“心构”的主观及虚拟往往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方式。本诗中，除却诗歌题材来源的神话传说色彩（“凤凰涅槃”本身即是非真实的事件），包括诸如凤凰生存环境的描写、凤凰更生之后场境的展现，都是想象性地对虚拟世界的描画，甚至包括“群鸟歌”中群鸟对凤凰集香木自焚的评说，虽然栩栩如生，但也是诗人的主观精神。而这一点，也正好是印证了郭沫若“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4]的宇宙观，或者说正是这种宇宙观的艺术符号。

2.运用诸如排比、反复、反问等修辞手法来抒发情感，彰显火山爆发似的激情和狂飙突进的精神气概，以此来增强抒情效果。郭沫若在评说惠特曼的时候说他“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5]并说在《女神》的创作时期，“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差不多是狂了”。[6]“在“凤歌”和“凰歌”里，诗人采用了一连串的设问和反问，强化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控诉情感；尤其是“凤凰更生歌”中，整章5节的结构都相似，以排比的形式构造，而在每一节里，具体的用词采用反复，这种排比和反复造成的磅礴、奔泻而不可阻隔的气势，不仅增强了抒情效果，同时也与“狂飙突进”的抒情精神内涵相得益彰，并最终使诗剧的情绪激昂到“发狂”的巅峰。作品为了达到对火山爆发式情感的宣泄，大量采用诸如排比、反复、设问和反问等手法。诗中充满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对凤凰更生的场景进行虚拟，运用一些具有极端性的色彩，把情感、感觉推向极端化。

3.创新了现代白话新诗的诗体形式，采用了极度自由体的形式。郭沫若曾表示在诗歌“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7]在现代新诗草创期，胡适的《尝试集》开创了现代新诗的白话写作传统，但是他曾评价自己的诗歌是“刷洗过的旧体诗”，在《两只蝴蝶》《希望》等诗里，我们看到胡适沿袭的是故传统诗歌的“五言”形式，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体”的自觉。而《凤凰涅槃》里，诗句的长短完全不受格律和句子长度的限制，自由的书写，根据抒情的需要，宜长则长，宜短则短。诗歌在形式上彻底打破了旧诗形式的束缚，摆脱了新诗胡适式的半旧不新，真正地实现了诗体式的大解放。

4.郭沫若诗歌的时代特征

郭沫若的早期诗歌理论与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的时间基本重合，是指五四到二十年代中后期。

5.比较郭沫若和徐志摩诗歌的特点

作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传统之一，浪漫主义自古就有 “ 风骚并举 ” 之说。

它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坛，尤其是对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新诗的繁荣，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作家，其中以郭沫若、徐志摩为代表。他们对新诗的探索与创作深为后人称道，尤其是那种激情的展示、个性的张扬，充分地显示出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郭沫若早年曾留学日本，作为创造社的主将，他广泛地接受了尼采、惠特曼、泰戈尔等的主张，更多地接受了欧亚大陆新文学的影响，同时深受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那种以瑰丽的想象、豪放的气概、爱国激情见长的文化底蕴的启发，讲求文学的 “ 全 ” 与 “ 美 ” ，强调文学对社会的重大使命。徐志摩则留学英国，作为 “ 新月诗派 ” 的盟主，主要接受了英美现代派的影响，同时还秉承了中国婉约派作家清丽、流畅的风格，崇尚艺术至上，重视个人心灵的展示，认为诗是从 “ 筋骨里迸出来，血液里留出来，性灵里逃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 ” 。

[1]他们同处于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对旧的扬弃、对新的追寻、对人生的关注、对自身的困惑 … … 往往以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自我表现，使他们显露出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并分别代表了浪漫主义的两个方向。如果说胡适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人，那么他也只是在形式上的改良而已，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白话诗，而郭沫若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才称得起真正意义上的新诗。

郭沫若、徐志摩的出现使浪漫主义在现代诗坛上呈现出连贯性。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就开始了浪漫主义创作的尝试， 1921年组建创造社，与文研会形成对峙的局面，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用饱满的激情去歌颂新事物（如《女神》），使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并存，成为当时文坛的两大主流。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一些诗人对诗歌理论的误解，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开始否定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然而他们前期的创作毕竟给诗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时徐志摩则继承了浪漫主义的大旗，在他诗歌创作前期明显地接受到郭沫若积极浪漫主义的影响（如《志摩的诗》），并且十分推崇郭沫若的诗作， “ 每次有人问我新诗里谁的最要的，我未有不首推郭沫若的 ” [2]。

只是在此之后，他经历了一个 “ 自剖与云游 ” 的时期（包括《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消失了昔日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力量，由描绘 “ 超人 ” 到 “ 小人物 ” ，悲观情绪笼罩诗人的心，于是更顽强地紧抓住 “ 爱 ” 的观念不放，走向了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方向。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旗手，郭沫若与徐志摩在诗歌形式上的创新与尝试对于当时诗歌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凤凰涅》是郭沫若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诗人借用有关凤凰 “ 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 ” 的传说，象征旧中国和诗人旧我的毁灭以及新中国和诗人新我的再生。

首先诗人冲动式、狂热式、汹涌式的抒情方式就是对传统儒家 “ 思无邪 ” “ 温柔敦厚，怨而不怒 ” 的 “ 诗教 ” 的否定，完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束缚，形式自由解放，富于变换。全诗的结构完全随着诗人感情自然宣泄的需要，诗节没有任何限制，或长，或短，诗行也参差不齐，押韵也不严格。

通过凤凰无情地批判否定旧的宇宙和人生，不顾凡鸟的嫉妒、嘲笑而义无返顾，无保留地焚烧旧我，以及更生后的无比美好和欢乐，表达了诗人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深情，对旧世界的极大痛恨和对祖国新生的热切追求，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弃旧图新的深刻哲理。在《凤歌》和《凰歌》中，诗人为了宣泄情感，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有时为了强化某种情绪，又采用了叠句或复沓，从而形成奋发向上的旋律，有力地强化了主题。

可以说，《凤凰涅》在形式上是不拘一格的，真正体现出了新诗形式的自由奔放。其次，奇丽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造就了诗歌壮观的景象、宏大的气势。

诗人在旧有的神话故事中加入自己独特的创意，尤其是勾画出凤与凰衔木自焚在烈火中更生的图景。另外，象征手法上的巧妙运用也是这首诗的一个显著特色。

在《凤凰涅》中，郭沫若将凤凰、孔雀、家鸽、岩鹰等都赋予了深意，用动物的言语展示当。

6.论述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浪漫主义特征

在诗歌创作中，郭沫若强调直觉、灵感的作用，主张“自我表现”和情感的“自然流泄”，这些都是出于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对封建主义文学的积极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讲，把诗歌看成单纯的自我表现的手段，忽略了其社会意义。这可以明显看出纯艺术论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之郭沫若认真地投入了实际斗争，他还是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做法，并逐渐摆脱了文艺思想上的这种陈旧的羁绊。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郭沫若在大革命形式的鼓舞和教育下，世界观和文艺观有了更大的变化，他进一步批评了个性注意。这是他的浪漫主义风格可以理解为：达到人类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这正是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他创作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之所以能够将感情表现得如此透彻，这与他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惠特曼对他的影响。郭沫若曾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与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李白也对郭沫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沫若兑取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了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日出入行》按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此诗中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说明了郭沫若通亮为古代是人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正是我国古代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革命年代的一种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