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诗经研究的毕业论文选题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 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 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2.《诗经》中婚制和婚俗的研究综述《诗经》中的爱情诗一度被曲解，近来逐步恢复原貌。 其中的婉转情韵，虽经千载，如今读来仍有感于心，它反映出的当时婚俗与民俗也极具研究价值。一.一夫一妻制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社交活动。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 《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 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鄘风·柏舟》中“之死矢靡他”的激烈誓言，就更加动人心魄了。 其《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故”，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二.婚礼制度周代有一整套婚礼仪式。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 包括：（1）纳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 （2）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 （3）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 （4）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 （5）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即体现了占卜和迎娶。《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回忆新婚的景况。《郑风·将仲子》“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写了情人订婚后，女子仍怕人言可畏。 《诗经》中还有对媒的描写。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 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于这一点在以下还有叙述。三.婚年与婚时《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 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再来看《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召南·野有死麕》）来概括之了。 关于婚时也有规定。《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止。” 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 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 《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卫风·氓》中诗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在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要以雁为礼物，有说是取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象征阴阳和顺，也有说象征爱情忠贞。 但我认为其初始来源还是与季节有关，以雁为礼则限制了婚礼的季节。正如吕思勉先生分析，秋末至春初是农闲时节，又因收成而有余财办婚礼。 可见礼制不是凭空规定，而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罡风案：由此想到《史记·礼书》中司马迁所概括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实礼并不是现代人所臆断的“形式主义”，礼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这里补充一句，由古籍“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记载看，当时男女交际较自由，《诗经》中大量的情诗证实了这一点。从《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也可看出当时青年状况之一斑。 当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后世礼教压制下的情况及今人的想象是不同的，子女也有一定自主权。繁复的婚礼意义在为当事男女作公证，确认将来的子女、财产分配等问题，是对双方的保护，无疑具有社会进步意义。 这与后人臆想的是大相径庭的。 婚，古写作昏。 婚礼都是在黄昏进行的。《唐风·绸缪》“三星在天”，可见婚礼在晚上举行。 有意见认为《陈风·东门之杨》是写男女在城外相会，实际应是写新婚。“昏以为。 3.关于诗经的论文,1000至2000字左右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4.《诗经》中爱情的研究论文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风即指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城之意，“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 《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 《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例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 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 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 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 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 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 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 《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诗经》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 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 5.《诗经》中婚制和婚俗的研究综述《诗经》中的爱情诗一度被曲解，近来逐步恢复原貌。 其中的婉转情韵，虽经千载，如今读来仍有感于心，它反映出的当时婚俗与民俗也极具研究价值。一.一夫一妻制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社交活动。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 《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 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鄘风·柏舟》中“之死矢靡他”的激烈誓言，就更加动人心魄了。 其《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故”，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二.婚礼制度周代有一整套婚礼仪式。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 包括：（1）纳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 （2）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 （3）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 （4）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 （5）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即体现了占卜和迎娶。《豳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回忆新婚的景况。《郑风·将仲子》“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写了情人订婚后，女子仍怕人言可畏。 《诗经》中还有对媒的描写。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 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于这一点在以下还有叙述。三.婚年与婚时《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 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再来看《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召南·野有死麕》）来概括之了。 关于婚时也有规定。《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止。” 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 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 《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卫风·氓》中诗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在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要以雁为礼物，有说是取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象征阴阳和顺，也有说象征爱情忠贞。 但我认为其初始来源还是与季节有关，以雁为礼则限制了婚礼的季节。正如吕思勉先生分析，秋末至春初是农闲时节，又因收成而有余财办婚礼。 可见礼制不是凭空规定，而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罡风案：由此想到《史记·礼书》中司马迁所概括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实礼并不是现代人所臆断的“形式主义”，礼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这里补充一句，由古籍“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记载看，当时男女交际较自由，《诗经》中大量的情诗证实了这一点。从《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也可看出当时青年状况之一斑。 当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后世礼教压制下的情况及今人的想象是不同的，子女也有一定自主权。繁复的婚礼意义在为当事男女作公证，确认将来的子女、财产分配等问题，是对双方的保护，无疑具有社会进步意义。 这与后人臆想的是大相径庭的。 婚，古写作昏。 婚礼都是在黄昏进行的。《唐风·绸缪》“三星在天”，可见婚礼在晚上举行。 有意见认为《陈风·东门之杨》是写男女在城外相会，实。 6.《诗经》中的女性形象的文献综述估计你是要做毕业论文吧？其实应该明确一下：你要做什么样的论文，是做研究性的，还是综述性的。 说真的，如果做研究性的论文难度较大，尤其是作为本科生积累太少，时间也不允许，很难提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做综述性的，就会简单点，说实话关于诗经中女性形象研究的有很多。你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管资源（包括数据库），做下基本的检索，当然你应该确定一个范围，如，可以选择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成果（十年、五年都可以），看看有哪些新的动向，然后你进行排比众说，不用去阐发什么高深的观点。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了。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缺少学术价值，其实一味创新是没有自信的表现。综述性的论文就在于文献价值，为以后的人研究作铺垫。 做论文就应该扎扎实实来。学术的前进不会因为某一个而飞跃，而是靠历史的积累！ 7.提供《诗经》的论文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 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译文] 窈窕淑女体修长，披风罩在锦衣上；齐侯女儿多娇贵，嫁给卫侯到吾乡。 她和太子同胞生，也是邢侯小姨妹，谭公是她亲姐丈。 双手白嫩如春荑，肤如凝脂细又腻；脖颈粉白如蝤蛴，齿如瓜子白又齐； 额头方正蛾眉细，笑靥醉人真美丽，秋波流动蕴情意。 窈窕淑女身材高，驻马停车在城郊；四匹雄马多矫健，马辔两边红绸飘， 鸟羽饰车好上朝；诸位大夫该早退，别让国君太操劳。 黄河之水声势大，奔腾向北哗啦啦；撒开鱼网呼呼响，鳣鲔跳跃泼剌剌， 芦荻稠密又挺拔。陪嫁女子服饰美，媵臣英武又高大。 《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是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老婆庄姜夫人的诗。庄姜夫人如诗中提到，是当时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可别小看这句“东宫之妹”，这是明写庄姜夫人跟太子是一母所生，也就是王后所生，凸显她娇贵的身份。 有人说这位美丽的庄姜夫人嫁给卫庄公之后，受到了冷落谗嫉，没有子嗣，所以卫人同情她，为她做了这首赞美诗——这个“有人说”来自《左传》，力挺者是朱熹，不过这个解释向来很有争议，后人多认为这首诗看不出什么同情怜悯的成分，纯粹是赞美，是庄姜嫁到卫国时卫国人拍马屁的诗。从解释的不同看起来，朱夫子也不是纯粹道学，相当有人情味儿——我也宁愿相信这是人民同情美而无子的王后所做的诗也不愿相信这是无聊文人拍新女主人的马屁写的应制歌。 就算不看诗中的生僻字，单从字面也很好理解这首诗赞美的是庄姜夫人的美丽——其实这首诗里多数的语句还是在写庄姜的出身和排场，真正的外貌描写不过是“硕人其颀，衣锦褧衣”这一句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 简单解释一下：“硕人”，原意是高大白胖的人，引申为美女，可见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春秋时代，人们（至少是卫国的人们）喜欢高大丰满、皮肤白皙的美人，健康美还是比较吃香的。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女神雕像，无论哪一个都是高大丰腴、有着结实的臂膀、修长的双腿和一个圆润的小肚子——可见在人类的“先民”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喜欢那种高大丰硕型的美女，可以说，其审美观是十分健康的。究其所以，还是“美与善相统一”的规则在起作用，先民时期的人们，受自然条件所限，寿命没有现在长，高大健硕的女人至少代表着健康、宜生养，所以，是“好”的，因此也就是美的。 女人圆润丰满的身体，就如灌满浆的稻谷，代表了一种生命力，在与天地战斗、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的岁月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发人关于“美好”的想象呢？至于“白皙是美的”这个观念，千百年来一直被我们所承认；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正因其苍白的面容而被赞誉为“有圣处女一般的容貌”；十八世纪的法国贵妇，为了使自己变得更白，不惜往脸上涂抹诸如鳄鱼粪便这种恶心的东西。（黑皮肤也很美，是现代才有的审美观。 近几十年，法国女人才流行起黝黑明亮的皮肤，就算巴黎没有海，也要拜托市长在塞纳河边铺上海边才有的细沙然后大家去晒太阳。）而在中国古代也是以白为美的，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说：“……妇人本质，惟白最难。 多受精血而成胎者，其人生出必白……”可见，“白”是中国古代一贯千年的审美观——总之，高大，说明出身娇贵、吃得好、营养好；白皙，说明她不用去室外劳动，从不经风吹日晒，可以说，这是一种属于贵族的美，是一种贵族时尚，除非天生丽质，老百姓是追不起的。“硕人其颀”是说“这位高挑的美女身材真修长啊”，原来古人所谓的高大白胖，是要求凹凸有致，不止是一味的胖下去，还需要颀长优美才是好的；“衣锦褧衣”是说“她穿着锦帛织成的长斗篷”，这位庄姜夫人，不仅美，而且挺会穿，因为身材高，再穿个长斗篷，看起来就会格外修长。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已经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写美女的名句，意思是：手指像细草般柔软灵活，雪白的皮肤像凝脂一般光洁平滑，脖子像天牛的幼虫那样既白且长，牙齿像瓜子儿一样扁而整齐；她额头丰满眉毛弯弯，浅笑盈盈，还有两个酒窝，眼睛黑白分明顾盼生波——看看吧，令人惊叹吧？庄姜夫人几乎没有缺点啊！弯眉亮眼、皮肤雪白、额头丰满、长长脖子、牙齿整齐、手指滑腻……甚至还有俩酒窝……好事儿都让她赶上了，看来山东出美女所言非虚！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审美观好几千年其实并没有特别巨大的改变，除了皮肤白之外，黑白分明的大眼、长脖子等以上提到的优点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很美——以前我们认为樱桃小口是美的，后来西风东渐之后，国人也渐渐能接受大嘴之美了，这可能算是中国人审美观里比较强烈的一种变化，可是，《硕。 8.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综述“精神形象论”。 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 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26]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 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 [27]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渲泻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这千古绝唱。 [28] “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 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仍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 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古诗作者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不能肯定，也不能盲目称赞所谓“感情真挚”，应深入分析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能模糊时代和阶级界限。 随着思想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偏见，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二重性，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采取客观的、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评价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 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9]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30]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 《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 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31]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上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又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形成了平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 不少论文从艺术形式、创作态度、抒情方式、修辞技巧等方面总结《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倪其心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概括为：深入浅出的艺术构思，富于想象的比喻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在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之中。 [32] 抒情方式。《古诗十九首》用浅貌表现深衷，用短语表现长情。 潘啸龙结合具体篇章，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并加以延伸和具体化，认为“外在的抒写方式如长期托拟、遥映、交鸣、正笔反用手法取得“唤得醒、点得透”的艺术效果。[33]刘跃进从抒情方式的转变、独立精神的寻求上，指出《古诗十九首》呈现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它按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 抒情方式是网状的复合的，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34]总之，真情是抒情诗的灵魂，不少作者从抒发真情实感的尽度审视《古诗十九首》的“爱情篇”、“友情篇”、“人生篇”，认为诗人向往真挚的爱情，渴望真挚的友情，追求真实的人生，在清新优美的诗句里，在低沉感伤的情调中，回荡着人间真情美的主旋律，闪动着诗人坦诚纯真的心灵。 美学风格。 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邓乔彬先后发表两篇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古诗十九首》论文，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对生活现象作了准确深刻的本质概括，体现出“美是生活”的精神。它不同于汉大赋对生活的游离，而是与生活的统一，且在表现生活美之中，创造了艺术美，。 |